■朱四倍（教师）

3月9日，“两会”新闻中心在北京梅地亚二层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面对提问表示：“我是最反对对文化用“开发”这个词的，野蛮的词汇，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对自己的文化遗产用‘开发’这个词，联合国用的是‘利用’，香港和台湾用的是‘活化’这个词，我也赞同。开发的目的是为了经济，不是为了精神、文化的传承。”（新华社3月9日）

这是一个尴尬的说法，尤其是自豪于我国文化遗产数量众多的人士眼中——“没有国家对文化遗产用‘开发’这种野蛮词汇”，既然没有，何以我们就选择了“开发”，并且一致到了“不约而同”的程度？

“开发”与联合国的“利用”、香港的“活化”区别在哪里？这种区别又说明了什么？这是一个问题。对待文化遗产选择不同的词语体现着不同的姿态，表明着不同的价值考量。我国之所以选择用“开发”，在于其把文化遗产当成了筹码，用来换取短期利益和一时荣耀的工具。并且，在“开发”的背后，只有“遗产”没有“文化”，只有用来装点门面的“物品”没有张扬文化的精神。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了诸多病态性的怪象：一是功能错位，遗产的文化精神功能被经济功能遮蔽；二是性质错位，文化遗产等同于旅游资源，甚至在一些地方，没有旅游价值和商业价值的遗产就等于“废物”；三是保护成了“口号”，开发乃至破坏成为遗产的“命运”。“开发”是野蛮的提醒告诉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化”和“GDP化”是很危险的倾向，决不能让其泛滥，应该及早救治。民俗专家早就对目前非遗保护中向钱看问题表示严重担忧：“现在有些地方的泼水节天天泼，来一拨泼一拨，这么干挣钱，还有什么文化保护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现代化国家弘扬其民族精神，独立自主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文化诉求。并且，保护好“非遗”就是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就是延续民族的灵魂血脉。只是现实中的诸多怪象和悖论越来越让我们背离了常识，甚至走上了反面。有关报道显示，我国引入“非遗”概念，短短几年，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已达近87万项，成为拥有世界级“非遗”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是，“非遗”保护热潮掀起的20年，也正是“非遗”消失最快的20年。而“开发”是野蛮的提醒能让谁惊醒呢？

当下，应着力革除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存在的短视行为和政绩陷阱、实用主义思维。本应是长远的保护工作，在我们这里异化成了短期工程，最终导致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加边缘化、濒危化，丧失了其固有的文化品质，致使保护成为破坏。这不是野蛮又是什么呢？

从深层次上说，“没有国家对文化遗产用‘开发’这种野蛮词汇”表明我们对非遗的公共文化价值认识不足。现实中，一味将文化保护工作异化为攫取经济利益和政绩的筹码，早已背离了文化的要义。这是严重的价值迷失。

那么，“开发”文化遗产的野蛮是如何炼成的？谁在着迷“开发”式野蛮？这些并不仅仅是学者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