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建民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孙珏采写/整理

打造国际品牌形象

■李学谦（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

国内出版圈现在更重视精品图书的出版，国外经典图书成为各个出版社的引进重点。尤其是在少儿图书方面，经典图书引进越来越多。在引进经典的同时，各个出版社也更加关注时尚、流行、畅销图书的版权引进。

中少总社在版权引进方面的新举措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数字版权的授权逐渐增多，同时引进纸介质图书版权和数字出版版权。其二，全版权引进，包括图书的出版权、影视播放权、周边产品开发的权利。其三，更注重深度引进，在引进国外图书同时，引进国外先进的图书营销理念和营销方法。

版权输出上，中少总社输出品种越来越多，主要图书种类第一是图画书，第二是儿童文学作品，第三是科普漫画作品，第四是传统文化类和育儿类图书。

在版权贸易运作过程中，中少社比较独到的做法有几点。

其一，打造自己的国际品牌形象。作为中国组团的成员，在2014年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上中少总社举办了多场活动，请高洪波、曹文轩、金波等著名作家与国际少儿读物联盟的主席卡鲁丁和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玛利亚基尔女士等面对面进行交流和沟通，让国外出版界了解我们，了解我们的作家，实现了积极品牌效应和客户资源积累。

其二，引进国外已经产生巨大影响的动漫形象和游戏形象，由中国作家进行本土化创作，体现中国文化元素和文化内涵，“植物大战僵尸系列图书”就是我们的成功案例之一。

其三，中少总社开拓了一种全新的原创图书创作方式——请国内著名作家与国外一流插画家共同创作图画书。这种创作方式赋予了图画书更强的生命力，更加容易得到国内和国际童书市场的认可。例如《羽毛》一书，我们请曹文轩创作文字，巴西插画家罗杰·米罗进行插画创作。这本书的版权已经转售到瑞典、丹麦等多个国家。

作为出版机构，在近年的版权贸易中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第一，要把版权输出工作放在版贸工作首位，管理团队要高度重视。第二，抓原创是输出的基础，只有出版更多更好的优秀的原创作品，包括图画书、儿童文学作品等，才能做好版权输出工作。当然也要积极引进国外的经典图书，和世界接轨，为原创出版提供借鉴。第三，知己知彼才能取得成功。我们要更多地了解其他国家儿童出版机构运作和国际童书评奖的游戏规则，讲求信誉，严格践约履约。

成立合资公司稳固合作模式

■猿渡静子（北京飓风社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

近年，中国新书出版数量不断递增，其中版权引进数量也在逐年攀升，并且还陆续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比如，童书引进比例越来越大，尤其是绘本的引进。因为中国十多年前完全没有绘本这种图书形式，也没有所谓的绘本作家。以致绘本概念的形成，基本上全部倚依赖从国外引进。另外，随着中国百姓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图书市场也呈现出更加细分的状况。有一些过去看来非常小众的书，也走入了中国读者的视野，让图书引进版的产品内容越来越丰富。

版权引进上，近几年，业内人士应该都已经觉察到，版权引进除了单一的版权购买之外，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那就是国外出版社，开始采用更稳固的合作形式，与中国出版社或者文化公司进行商业合作。合作双方会采取共同投资的方式，成立新的公司。例如，新经典文化公司与日本讲谈社北京分公司今年共同投资成立了“北京飓风社文化有限公司”，主要以出版日本讲谈社的书为主。出版的图书包括绘本、人文社科以及文化、文学等类别。

中国的版权输出一直是个难题，存在着非常多的瓶颈，虽然这种状况随着中国在世界整体地位不断提高，也在逐步改善，但依然是一个短期内难以解决的问题。目前整体的现状依然是，国外读者对中国作者还缺乏足够的了解和浓厚的兴趣。但可喜的是，新经典通过成功把安妮宝贝输出到韩国、把蔡骏输出到法国，可以发现，中国的作家已经开始受到关注。

在与国内同行的版权竞争中，我们这几年遇到比较棘手的问题是，一些出版公司、出版机构所呈现出的非理性状态——为了得到一个作家或者一本书，不惜重金，不惜血本，甚至给人感觉他们几近疯狂，而一切目的就只是为了得到，全然不做任何的市场分析。以东野圭吾作品为例。2006年，当大家还不知道东野圭吾是何许人也时，新经典签下多本这个作者的版权，每本预付金只需要1万元人民币，但到了新经典经过不断努力，把东野圭吾在中国做成了畅销书作家之后，2012年，在多家国内同行的不断抬价的竞争中，最终东野圭吾新书的预付金高达800万元人民币。而新经典理性分析市场、分析文本后，唯一能采取的应对办法就是：淡然放弃。因为，我们不希望自己成为这种竞争的参与者，甚至推手。

全方位潜心积累成就好业绩

■张秋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社长）

儿童图书的版权贸易一直非常活跃，近年来引进童书的品种丰富，输出的数量也在大幅提高，并且输出的国家已经从东南亚国家发展到欧洲美洲的出版强国。从合作方式上看，中外出版的合作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版权买卖，很多新的合作方式涌现，比如，中外出版社成立合资公司，实现资金的融合，而不局限于几个项目的合作；中外出版社共同策划适合两国或者国际市场的选题，多语言版本同时出版，共同推向国际市场；国内出版社进行国际组稿，中外作家、插画家联手创作图书，推向全球市场；版权输出的外延扩展，实体书输出越来越多，即实现版权输出后，在印刷方面也与国外出版社合作，将印刷好的外版图书直接销售给外商。

版权引进方面，曾有一段时间国内的非少儿社和民营公司跟风少儿出版社，盲目大量引进国外儿童图书，造成引进的图书品质良莠不齐、编辑水平不理想等问题。近年来这种情况逐渐得到改善，但依然存在。国内出版圈对版权图书的挑选日趋理性，也更有目标性。但是对于畅销书的追逐依然热情不减，竞争非常激烈，因此也造成国内出版社之间哄抬版税的情况，这依然是市场不成熟的表现。版权输出尽管近几年数量不断增长，但是依旧不能改变引进与输出的逆差。欣喜的是，因为国内童书品质的提升和版权推动力度的加强，更多的欧美出版社开始关注中国原创图书，对原创的图画书尤其有兴趣，并且在引进中国原创图书的时候，越来越多国外出版社愿意把电子版权同时买下来。

在版权输出方面，近些年我们不断有新的尝试，主要的做法有：第一，用引进带动输出，与国外出版社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方互通信息，将最好的图书介绍给对方，互相购买版权；第二，与国际知名的图书出版公司麦克米伦合作，共同投资成立合资公司，引进最新的麦克米伦童书，也搭建一个对外推广原创图书的平台，借助麦克米伦的渠道和力量，推广原创作品；第三，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每年举办“国际版权推介会”，集中向国外出版社、代理以及媒体推荐一套或者一本书，邀请图书的创作者参加，与观众对话，实现版权的输出；第四，在博洛尼亚书展和法兰克福书展上设立展台，甚至举办推广活动，将自己融入国际出版的舞台，增加原创作品的曝光度，实现版权的输出。版权贸易是一项需要长期积累的工作，二十一世纪社能取得目前的成绩，正是因为有长期的多方面的积累，包括原创作品、原创作者、海外客户、出版社品牌、编辑团队等等。

眼光要准动作要快决定要狠

■孟辰（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副总编辑）

近年的版权贸易呈现出双向化、合作深入化、同步化的趋势。中国输出版权的项目变得越来越多，和国外出版社的版权合作也从原来单一的版权买卖，逐渐演变为深入的合作，例如双方共同开发版权、中方深入制作第一线，外方加入中国的宣传等。同步出版也成为更多出版社的选择。还有些更加有实力的出版社，会直接在国外买下出版社，充实自己在版权资源上的实力。

版权引进方面，由于国内市场少儿图书持续热度的特性，目前出版社在少儿图书版权的竞争已经呈现出白热化状态，稍微有一些特色的少儿图书都会引起多家出版社的竞争。这种状况其实对于整个业界和生态都有一定的损害。此外，由于政策的倾斜，加上原创版权的意义和重要性成为共识，一些出版机构也部分减少了版权图书的引进。从国外出版社本身来讲，欧美市场从2008年起一直不太景气，近两年略有复苏，日韩市场则已经连续3年都不太景气，没有特别好的图书品种面世，这也从另一个侧面造成了版权引进的降温。版权输出上，前几年是健康图书比较热，输出我国港澳台的健康书很多，这几年从输出的种类上发生了不少变化，健康书、家教书甚至科普书都有人问津，这个情况在之前的版权输出中非常少见，也侧面说明了我国近年来在版权输出方面的建设是卓有成效的。

在与国内同行的版权竞争中，我们最烦恼的事情就是恶意竞价。多家出版机构竞价的情况下，一本作品的估值有时会被无限放大，而一些市场成熟度不高的出版社会为一本将来在市场上卖不出版权预付金价值的图书支付超出其本身价值的预付金额。例如，我们有一次在研究我国台湾的一个瘦身选题的时候，图书本身有一定特色，讲得是塑造马甲线身材，这个概念就我们判断，在国内应该是2万册左右的销量，所以版权预付金的额度应该控制在6000美金以下，但是有一家出版机构，最后以1.5万美金的价格将该书买走。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一贯还是从作品本身的价值出发，判断它在市场中可能的销量，如果版权费用实在抬得过高，我们的对策就是放弃。版权贸易说实话没有什么独到的做法，无非是快准狠，眼光要准，动作要快，决定要狠，别无它法。作为出版机构，现在版权贸易成功的关键因素与过往没有太大差别，版权就是销售，第一还是需要多打交道，第二需要诚实守信，第三需要对作品有深刻理解。出版圈子很小，不诚信的机构，恶名很快就会传得到处都是，没有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再好的选题买回来都会做得糟糕。

确立“中国人文社科类高端学术著作

”战略

■李永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

人大社“走出去”工作一直重视总体战略布局和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目标。一是，密切关注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学术资源和我国一批优秀的专家学者，围绕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不断提高版权输出的数量和质量；二是，广泛联系外国出版公司，建立系统、多层次的出版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上，使人大社的版权输出工作向“本地化”、“公司化”的方向过渡，通过在国外建立出版社的分支机构及在海外操作版权项目等方式，使“走出去”工作形成跨国界、跨地域、跨语种的文化影响力。

人大社在近年来“走出去”中摸索出了自己的经验。其一，对“走出去”选题进行前期的宏观设计，把“走出去”内容的选题作为图书策划的一个重要方向。结合国家文化“走出去”的战略部署，在图书的选题策划阶段，人大社就把“走出去”内容的选题作为图书策划的一个重要方向，围绕可以“走出去”的热点和重点问题进行宏观选题设计和出版资源的整合，通过系统规划，有效地介绍当代中国的客观现状与文化成就。比如我们策划出版了一系列介绍和解释当代中国国情与经验成就的图书，如《大国的责任》、《中国的抉择》等。这些图书在进行选题策划时，就把图书的外文版权输出作为一个重点策划目标，在主题的遴选、作者的确定、编排体例、写作方式等方面都从有利于这些图书“走出去”的角度进行部署，中文版图书编辑出版的同时，就开始英文版的翻译工作，同步联络各语种版本的版权输出。目前这套图书已经有英文、俄文、韩文、日文、波兰文、土耳其文等多个语种的版本实现了版权输出。其二，紧扣国际出版业“数字出版”的发展脉搏，力争纸质出版物与数字出版物同步输出。随着传统出版业向数字出版业转型，人大社不断探寻版权输出向数字领域延伸的可能性与可行性，鼓励数字内容加工、存储、传输、阅读等技术的研发，积极应对数字化所带来的挑战。近年来，人大社数字版权输出数量有了明显上升，多家外国出版社将授权图书的电子书通过网络、软件等多元渠道介绍到世界各地，加速了中国学术文化向世界的推介与融合。其三，构建多层次的合作伙伴网络与国际出版平台，与不同的合作伙伴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近年来，人大社与全球著名的大型教育出版集团、教育机构的出版部门建立了稳固深入的“走出去”图书出版合作关系。比如，人大社与培生教育集团合作，出版了李瑞环重要著作《学哲学用哲学》等诸多当代中国领导人的重要著作。人大社与剑桥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大量文学、艺术、社会、历史类图书。

总之，人大社通过多年来的摸索和实践，确立了“中国人文社科类高端学术著作”走出去的方向。在“走出去”领域中高举“中国学术图书”旗帜，特别是把介绍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成就的学术著作介绍到海外，逐渐形成了人文社会科学出版国际化的品牌影响力。

“走出去

”重要阵地

：英文国际学术期刊

■韩建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

学术类图书在版权输出方面，有几个新趋势很明显。

在“走出去”的图书类型方面，代表中国最新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标志性成果越来越成为中外出版商合作的主题。例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与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爱思唯尔出版集团已经达成合作意向，合作出版英文版“高铁出版工程”，遴选高铁科技领域最高水平的科研成果集中出版，预计在明年美国书展上可以推出。又如，上海交大社“大飞机出版工程”输出了8种学术著作英文版权，已经开始陆续出书。

越来越多的中国出版人意识到“走出去”不但是政府大力推动的文化事业，而且是出版企业学习国际先进出版理念和运营经验的有效途径，可以倒逼中国出版机构不断提高选题水平，提升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只有这样，中国出版界才能在与国际出版商未来的激烈竞争中，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在今年8月由上海交大社承办的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高端论坛上，与会出版界人士都表达了这样的初衷。

越来越多的外国出版商认识到中国原创内容资源的价值，开始提出中国不仅是最有潜力的销售市场，而且是原创内容资源的提供者；同时，他们也感受到中国政府、出版界和学术界对“走出去”的需求与渴望，明白了帮助中国图书走向世界可以在中国塑造良好的形象。过去的一年，爱思唯尔、泰勒弗朗西斯、麦克米伦都在中国增设了图书编辑职位。

除了传统图书之外，政府也开始加大对创办英文国际学术期刊的支持力度，除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之外，中国科协等有关部门也加入了进来。在某种意义上，学术期刊是发表成果更快、学术界也更加认可的载体。我国的一些出版机构，经营学术期刊的经验相对不够丰富。不过，英文国际学术期刊是未来中国出版“走出去”的重要方面，值得中外出版商下功夫做出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出来。　　　　　　　　（下转第15版）

李学谦

猿渡静子

张秋林

孟辰

李永强

韩建民

（上接第14版）

发挥美国子公司平台窗口作用

■陈贤义（人民卫生出版社董事长）

国内版权引进工作总体日趋理性成熟，国际经典品牌图书依然为引进重点。引进一些国际公认的高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的经典品牌权威著作，对国内学者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科学理念和实践技术，推进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新趋势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新兴学科、新兴技术备受关注。如基因技术、纳米技术等方面图书，这体现了我国科技出版人专业水平的提升，对国际出版行业和市场有了更清晰和深入的理解。第二，引进出版配合国家重点行业。以科技图书为例，引进版图书涵盖了军事、航空、能源、环保、生命科学等国家重点行业，对相关行业发展具有一定意义。

版权输出上的整体现状：一是，传统优势领域依然明显。以医学出版为例，中医药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逐步得到世界的认同，并一直是重点输出品种。同时，通过合作出版推出西医图书也是近年来的出版亮点，这说明在国内出版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的西医学术著作，在国际上仍然有市场。二是，输出图书体现我国现代科技成果。输出图书反映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对世界的贡献。三是，输出图书涉及国际学术课题。中国输出图书另一个亮点是出版范围不仅限于介绍中国科技成果，还延伸到世界学术课题。四是，输出地区范围逐渐扩大。与既往相比，目前输出图书，除了输出到我国台湾及香港地区，向欧美地区输出也呈上升势头。

在版权贸易的具体运作过程中，人卫社的做法是，充分发挥人卫社美国子公司平台窗口作用。联络版权和国际权威作者，并采用灵活的形式使用其出版的英文版图书，拓展中国市场的图书销售业务。二是，不断拓展合作范围和深度。从单纯西医图书版权引进拓展到中西医并举、引进输出兼顾、多语种并重的广泛深入版权合作。三是，加强与权威国际组织和机构合作，承担人卫社作为“世界卫生组织卫生信息和出版合作中心”的责任和义务。四是，从输出纸质图书发展到纸质、数字产品并重。五是，厘清版权，积极维权。人卫社国际部、法务部等相关部门密切协作，厘清引进、输出版权，保证充分合理使用版权，并通过维权部门积极维护拥有的合法版权权益。

近年的版权贸易中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多年积极探索，积累了一定经验。人卫社及兄弟出版社进行大量“走出去”探索和尝试，积极开展深入国际合作，设立境外出版公司，积累国际大量出版经验。广泛国际交流，为人卫社“走出去”创造契机。国际学术机构出版企业与国内大学和出版社开展了广泛深入的交流与合作，可以为学术出版“走出去”提供各种契机。

与过往相比，版权贸易更加成熟理性，逐渐按照国际规则与外方开展合作，在合作中的主导地位日益突出。今年3月，人卫社与威科集团签署合作出版协议，成系列引进威科集团经典护理图书。今年6月，人卫社与爱思唯尔集团签署合作出版协议，合作完成《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英文版的编辑、出版及推广工作。社里今年还计划引进美国子公司多种图书，涵盖内科、外科、儿科、口腔科、影像、循证医学等学科，并计划年底前出版。目前，社里正就多套中西医英文版系列图书的合作出版与国际知名出版企业进行洽谈。

“三重版税管理

”机制赢信任

■黄俭（接力出版社社长）

近年，在版权引进方面，国内出版机构更加注重品牌图书的引进，品牌作家作品的引进和经典作品的引进。在少儿图书版权引进领域，国外图画书的引进在整个中国版权贸易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其次，在少儿图书版权引进中，少儿奇幻类小说、儿童科普图书的引进占比也很大。

在图书版权输出上，中国出版机构输出的数量越来越大，种类越来越多。最近几年，出版业上级主管机构非常重视“走出去”工程，中国版协少读工委还组织全国少儿出版社去国外的书展上举行少儿图书联展，这些举措大力推动了中国原创作家作品“走出去”，也积极促进了版权输出工作。第二，各个出版社在原创图书出版上下了很大功夫，这样可以输出的图书品种就多，版权输出的品种也随之上升。第三，在版权输出合作上，出版社图书输出的国家也越来越多，以前局限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现在中国的原创图书已经进入欧美主流市场，例如德、法、英等。第四，中国出版界的原创图书内容水平和质量正在提升和加速，在少儿图书出版业，原创图画书的输出比例比较高，这对原创少儿图书“走出去”贡献很大。

近几年，接力出版社和国外的出版机构合作沟通越来越容易，谈判越来越顺畅，联系也越来越紧密，相互的信任程度越来越高，中国图书版权贸易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都愈来愈好是主要原因。

在版权贸易的运作过程中，接力社一直坚持以下几点：第一，严格按照版权合作合约做事，向国外出版社按时支付版税，及时支付版税是接力社版权贸易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为此，接力社出台了“三重版税管理”机制：第一重，事业部和总编室监督版税支付情况；第二重，国际合作部监督版权支付情况；第三重，财务部监督是否及时支付版税。“三重版税的监督管理”制度，确保了版税的及时交付，赢得了合作方的信任和尊重。第二，将版权引进工作和版权输出工作相结合。在版权贸易合作过程中，寻求版权输出的机遇，在版权输出的工作中寻找版权引进的好的合作伙伴和好的版权贸易选题。第三，在版权贸易合作中，接力社严格执行版权合作协议的所有条款。在协商合作协议的过程中，讲求实事求是，讲求实事实办，做不到的绝不允诺，允诺的，一定做好。第四，把版权输出和引进工作作为日常工作来抓，不仅仅依托每年的几次图书展会。接力社将版权工作列入了日常的工作安排中，列入每周的工作计划，每月的工作计划。只有平时练好基本功，做好基础工作，才能取得版权工作的业绩，这是接力社版权输出和引进工作取得一些业绩的关键和保障。第五，接力社坚持精品品牌战略，向国外出版机构输出原创精品图书。

在国际版权贸易中，成功的关键因素包括：首先一定要遵守国际图书版权贸易市场的规则和规律，做到和国外出版机构彼此尊重，彼此理解，学会沟通，这种合作不仅仅是图书项目的版权合作，而是出版人与出版人之间的交流，文化企业与文化企业之间的合作和沟通。其次，中国的出版社要在合作中学习国外的先进理念和操作手法，信守合同合约的规定，诚实守信，实事求是。第三，版权输出要先把书做好，保证输出的图书都是精品都是经典，引进版权的图书要在中国做出影响、做出效益，这也是合作的关键。第四，要做好版权贸易合作，就要了解两个市场，了解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今年社里正在洽谈的版权输出项目包括，黑鹤创作的“黑鹤动物文学系列”及“小学生美绘版”（共10种）、萧袤、巩儒萍等创作的“没想到婴儿创意图画书”系列（20种）、“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我的趣味汉字世界”（2种）、“酷虫学校科普漫画系列”（6种），有望在近期签约。

构建纵深立体化“走出去”模式

■陈晓嘉(浙江大学出版社副总

编辑)

浙江大学出版社的“走出去”工作从理工科原创出版起步，通过与国际著名科技出版集团施普林格合作的“中国科技进展”丛书，逐步探索和发展起来了一条通过品牌合作带动外向型选题开发、学术出版流程规范化建设、纸质书与数字化产品同步“走出去”的工作模式和特色发展之路。

坚持品牌合作之路，拓展新的合作伙伴。自2006年以来，浙大社秉承品牌合作、优势互补的“走出去”工作宗旨，先后与多年占据世界出版排名50强前10的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励德·艾斯维尔出版集团，与有亚洲出版第一品牌之誉的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主办建筑设计领域国际竞赛的西班牙建筑设计第一品牌未来出版社、国际著名大学比利时鲁文大学出版社签订了长期出版合作项目。今年，我们将继续拓展这种成功的合作模式，推出新的具有国际学术研究水准、代表中国学者实力、能够全面反映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成就与思考的项目。比如，2014北京国际书展期间，我们将与同样进入世界出版50强的剑桥大学出版社、泰勒·弗朗西斯麾下的劳特里奇出版社等，签订新的出版协议，并探讨可持续发展模式。

借鉴科技品牌合作的成功经验向人文社科领域品牌合作拓展。浙大社在与斯普林格合作“中国科技进展”丛书之后，陆续推出了以科技高水平学术著作为代表的大型合作项目“中国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前沿”丛书、“中国能源和资源的清洁转化与高效利用”丛书等，在国际科技出版领域形成了良好的品牌影响。作为拥有全国最全学科门类、每年都会出版几百部涵盖人文社科领域学术著作的综合性大学出版社，如何把科技类图书国际品牌合作的成功模式推广到人文社科类出版物，成为我们一直以来努力突破的方向。

2013年，我们推出了与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集团合作的“中国企业创新管理”丛书，2014年，我们将继续推出以“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为目标的人文社科精品版权输出项目。主要的签约方包括著名人文社科出版商泰勒·弗朗西斯麾下的劳特里奇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等，我们还将推出小语种（如意大利语）中国传统文化代表作的国际合作项目。

研究海外市场需求，以精确服务提升版权输出占比。今年，我们将从扩大海外中文图书馆配入手，找到中国主题图书版权输出的热点（选题）、难点（翻译）之关键所在，力争找到解决方案；通过提高出版社版贸工作的内容质量，提高在CBI网站上重点推荐图书的比例，通过提供精确服务进一步提高浙大社版权输出的占比。

加大数字出版国际传播的力度，扩大数字化产品“走出去”成果。借助母体大学的科研力量，浙大社近年完成了生产全过程的数字化改造，数字出版业务涉及数字图书、数字期刊、移动阅读、数字教育、机构知识库、数字学术服务、动漫等多个领域，数字产品在国际主流数字平台、第三方平台，如Springlink、Sciendirect，GoogleScholar，AppleAppsStore等平台上销售和展示。2013年成为国家数字出版示范基地。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大学出版社，我们是为数不多的拥有学术期刊、即书刊并举的出版社，其中《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通过建立严格的国际同行评审机制，已从一个为母校学者服务的大学期刊成长为为全中国甚至全世界学者服务的国际学术期刊，2013年，来自国外的投稿件已经占到了42％，三份子刊全部进入国际权威检索SCI；学报英文版（A、B辑）的数字化版本在Springer的网络平台SpringerLink进行付费下载的数据，一直居于“中国在线科学图书馆”项目的前列。

专业化版贸队伍起决定性作用

■姚雪雪（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从文学类图书板块看，眼下的版权运作更加迅速。这不仅仅局限于热门版权被抢购，甚至一些有特色的图书版权也成为了国内各大出版社和民营公司的战略储备；版权输出也有所突破。随着近两年的发展，专业化的版贸队伍、版权猎头服务、输出买卖机制逐渐成形，出版社借助这些外力提高了“走出去”的效率。

欧美、日本的版权仍然是市场的主流，经典文学与流行文学交相辉映。韩版图书也一定数量地进入国内出版视野，大多是偶像时尚类的选题，这与国内近年来推崇韩国流行文化不无关系。随着版权买卖的常态化、版权人员的素质不断提高，一些小语种国家的版权书将会得到更多的关注。

版权输出方面，更多还是侧重于中国文化符号普及的定制选题。有很大思想能量和现实文化价值的作品始终没有更多的施展空间，并非作品质量或出版方运作能力的问题，而是东西方的主流价值观和审美始终没有一个很好的交集，国产电影如此，图书亦是如此。

百花洲文艺社近年的版贸心得，一是保持高度的市场嗅觉，第一时间锁定热门版权。我们社总编室安排版贸人员与各大版代中心及境外出版社建立密切联系，每个月工作邮箱会收到成百上千种图书的版权推介，大家开展“淘金”式作业，既要评估版权的实际价值，也要充分考虑译制、编辑出版、定位营销的可操作性；二是主动出击，积极寻找版贸平台和版权线索。我们对版贸人员的要求是要做到善于发现，比如前段时间，我们计划做漫威的写真书，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了DK在国内的办事处，接触并了解到了漫威的授权情况。这是做版贸的一个重要素质，没有线索，就没有结果。

专业化的版贸队伍在版权贸易当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的素质决定了出版社在版权贸易领域的业务支撑能力和对话方式。以往出版社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许多版贸人员都是编辑或编务人员兼职的，目前看来，越来越多的出版机构把版权贸易看作出版能力的一种重要体现。

在引进版权方面，百花洲文艺社今年比以往加大了力度，更加注重高质量外版图书对市场图书出版类型上的补充，全年引进的图书预计将超过20种。下半年，我们将与北京白马时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手推出《纸牌屋》小说原著者迈克尔·道布斯的又一经典代表作《老牌政敌》，目前书稿正在加紧译制当中。可以说，这部政治悬疑类小说有着时下美剧式的故事架构，跳跃式的情境和对话会令读者欲罢不能，这也是版权书与国内本土作品差异化的魅力所在。另外，年底还将出版日本动画大师新海诚的轻小说《言叶之庭》，这是国内首次出版新海诚的作品。

专业部门运作数字版权签下近百种

■汤家芳（上海译文出版社版权室、数字出版部主任）

译文社每年引进的图书达到300种，出版的图书中90%以上是翻译出版国外的精品力作，可以算是国内引进版的出版大户。从译文社的板块结构看，文学类品种占很大比重，国际上的获奖图书和畅销书是我们的关注重点。前不久的上海书展上，推出了今年的重点大书昆德拉的《庆祝无意义》和希拉里·曼特尔的《提堂》等。希拉里·曼特尔2012年10月16日凭借《提堂》再次获得英国布克文学奖，成为英国历史上两获此项殊荣的第一位本土作家，也是获得这一殊荣的首位女作家。其次，是社会人文类图书，社里推出的“译文纪实系列”，取得了很好的反响，其中《寻路中国》、《江城》等都成了畅销书。此外，我们也在尝试做一些国外亲子类、比较轻松的生活类图书，如《你的孩子也可以成为爱因斯坦》、《小店里的招牌猫》，在上海书展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毕竟之前译文这类图书不多，所以比较谨慎。

近年，译文社在版权引进方面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主要有三点。其一，坚持自己的品牌建设和出版理念。译文社一贯坚持做好书、做精品图书，多年不变。学习别人的优势，在稳健的发展中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其二，是坚持高品质。引进版图书最重要的是译文的质量，在翻译上，我们都有相关语种的编辑把关，有的还会请相关的专家团队来审读。所以，译文社的图书质量一直在业界和读者心中享有很高的口碑。近两年的鲁迅文学翻译奖和傅雷翻译奖，译文社都有图书获奖。其三，译文社有专门的版权部门，建立了一支专门的版权队伍。版权室的4位同事，分别负责相关编辑部的选题版权引进、履约跟进和版税结算等工作，还有一位员工专门负责支付版税、合同管理以及寄送样书等服务。可以说，我们有一个专业的团队在做版权引进的工作。最后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参加重要的国际性书展每年都会派编辑和版权人员参加，一方面根据社里的宏观方向，一方面结合自身选题特色，带着任务和目的去看书、谈合作。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译文社在数字出版上的尝试和发力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从2013年至今，译文社追加或者新获得的国外引进版图书的电子版权授权已经接近百种。今年的上海书展，译文社首次举办“译文数字之夏”系列活动，设立译文数字阅读体验展台，让读者现场体验译文电子书。书展期间，亚马逊Kindle电子书线上举办“译文全场0.99元起6.99封顶”活动，并在Kindle官方微博推广。一周实现相当于之前一个月的销售收入。本届BIBF上译文社展台将复制上海书展的数字阅读体验的做法，让读者当场体验译文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