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燕（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自1998年进入人文社，到现在整整17年。17年这个数字，让人震惊也让人欣慰，震惊的是时光如此飞逝，欣慰的也是时光飞逝。因为17年并不显得过于漫长，感觉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我想，之所以时间飞逝无挂碍，根本原因，就是在从事编辑工作的这17年中，我感受到真正的职业乐趣，在这个过程中，我切实感受到一个编辑的自我价值实现的快乐。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个“乐之”，具体到我们的工作，就是做编辑的职业快乐。只有这样，才可具备把工作做好、做长久的前提。具备了这个前提，编辑一做就是17年。作为一名编辑，应该具有三个方面的职业思考，和大家分享。一个是作为编辑的精神追求，二是作为编辑的职业素养，三是作为编辑的职业定位。

一，编辑的精神追求。2013年集团组织了一个编辑和骨干人员的培训，结业时我有一个发言，发言主题是“做一名有情怀的编辑”。做有情怀的编辑，出版有情怀的书，编发有情怀的作品，会是我一生的职业追求。我觉得，情怀是做文化出版的良知和底线，它能给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制定一个标准，就是不能出版伤害企业品牌、伤害优良精神文化传统的图书，而要尽量出版引领优秀文化的好书。那次培训结束时，谭跃总裁也给参加培训的编辑们做了重要讲话，中心思想就是要做一个有理想的出版人。这个理念给我很大的触动并留下深刻印象，这是一个文化从业者最根本的精神追求。因为理想和情怀可以让人摆脱眼前的、具体利益，可以让人将目光放长远，在精神上有所追求和提升。

二，编辑的职业素养。既然我们在以职业标准来衡量人，我们就应该具有足够的职业素养来从事这份工作。众多的职业素养汇聚成一句俗话就是，做事先做人，做编辑要真诚。作家贾平凹对我的评价是：你用你的真诚跟作家交往，所以特别长久。因为编辑的工作不仅是处理稿件，更多的是和作家打交道。在对待作家方面，或者是工作中其他环节的任何一个人，都像对待我们的家人一样，以诚相待、换位思考，都会取得对方的信任，为工作创造良好的人际环境。这应该是做编辑最重要的职业素养。

编辑职业素养的其他方面还包括专业和敬业。我本科学的是中文，研究生专业是美学。七年的专业学习，给我奠定了较好的专业素养，对自己的审美追求和对文本的选择上，都奠定了一个标准。另外，编辑出版每一本书，我都会写一篇专业的书评或者评论文章。这些文章陆续发表在《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等报刊上。另一方面是对待职业的敬业精神。作为一个编辑，从和作者约稿到设计出版、直到最后的策划营销阶段，大到图书整体策划，小到开稿费寄样书，我都会一丝不苟地去做。这样的做事方式给作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并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以贾平凹举例，从2003年跟他合作至今，他只选择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再也没有找过其他出版社的重要原因，是他切实感受到了我对待工作的专业和敬业态度。

尊重和平等。这跟前面的以诚相待一样，要尊重每一个人，平等地与人交往，包括著名作家和无名作者。在平时工作中，我们不仅和有名的作家交往，更多的是和那些无名作者打交道，这时候一定要尊重他，重视每一个人的劳动成果。在《当代》杂志十几年，我接待过好多自然投稿的作者，他们大多从农村来，诚惶诚恐地背着手稿来投稿，我是由衷地尊敬他们对待文学的态度，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让他们相信我们不会因为名气大小决定稿件命运。在这方面，我经常和编辑部的年轻编辑说，对待比你位置高的人，要把你的腰挺直一点，对待比你地位低的人，把你的腰和头低下来一点。这就是尊重。其实，无论是做编辑，还是做人，做父母，做孩子，都是要尊重他人。这个比文字工夫更重要。

三，编辑的职业定位。从1998年到《当代》杂志做编辑，到现在还是做编辑，职业称呼没有变化，但是职业性质发生很大的变化。早期就是以稿件为主。后来开始出版图书，变化从此开始。我的理念就是，编辑的职业定位应该是一个图书出版的经纪人。

我做的第一本书是1999年毕淑敏的《血玲珑》，从那时起，我就开始逐步调整自己，不能把编辑仅仅定位成一个读者，一个文字的加工者，更应该是一个经纪人，我们要对图书、对作者有一个整体设计、整体服务的意识。曾经有一条微信，主题是“好编辑的十个特性”，十个特性里有像机修师，像教练，像陪练，等等，每一个都有一些道理。但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我觉得在这个时代，编辑不是老师，也不是教练，而是一个经纪人。我们只能协助作家来创作，帮助他发现他自己更好的那一部分的东西，把作家的价值最大化。还是说贾平凹，在与作家交往的过程中，我用我的专业和理念为作家打开思路，也打开了他作为一个文化创造者所能进入到的各个领域。贾平凹是一个很传统的文人作家，从做事到做人，都很传统，很文人化，这个性格不适应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数字的、国际的、商业的环境。我在合作的过程中不断给他做工作，并在数字化、国际化和影视化方面不断推动他，为他寻找机会，也是为我们自己寻找机会。在数字化方面，《带灯》实现了数字版和纸质版同时发售的先例，并在数字版权上为作家争取了最大利益。新出版的《老生》也是在集团数字中心的支持下，与中国移动合作，进行全面数字开发。国际化方面，以前贾平凹从来不愿意出国，也很少有作品被翻译成外文，虽然他在中国的名气大，但是国外的人很少知道他。尤其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走出去”就成为中国作家国际化的重中之重。于是，2013年我极力劝说贾平凹参加了法兰克福国际书展，让作家实地感受出版社在国外的影响和作品推出去的重要性。书展期间，我们多次安排他与德国作家和汉学家进行交流和对话，取得很好的效果。在书展期间我们成功出售了《带灯》的法语版权和意大利版权。所有的这些工作，从作家角度来讲，要让他切实感觉到，编辑是真正为他考虑，真正为他好，是真正打开了他的世界，他的未来。

《纽约客》的资深编辑威廉姆·肖曾说：“一个好编辑正如同一个好教师，他的工作不是为了显示自己，而是为了展示别人的成就。”编辑做的事情就是这样，能够把别人的好展示出来，能够做到“君子有成人之美”，就是有意义的工作。同时，也希望这些奖项不要成为终点，而是一个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