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黄集伟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原《中国图书商报》，以下简称商报）自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业内外广大读者的呵护和关爱一路成长，没有他们的长期关注和大力支持，就没有商报的今天，在此，我们一并表示感谢。他们当中既有业界精英和前辈，也有读着这份报纸迈进大学殿堂的传道授业者，也有依靠她获取相关资讯的新闻出版从业者，还有出版机构的掌门人和大书城大卖场的管理者，更有坐得住十几年冷板凳的研究型学者和书评人……值此商报诞辰20周年之际，我们诚恳地邀约这些商报的建设者和领读者，与我们一起分享他们与商报的传奇故事，讲述他们心中的商报以及商报人，让我们共同见证彼此的成长，愿下一个20年，我们更加辉煌靓丽。
风雨同行二十年
■艾立民（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理事长）
1996年，我从人民出版社调任当时的新闻出版署发行司任副司长，商报（当时叫《中国图书商报》）就成为我了解业界动态，研究出版发行改革，传递政府部门管理信息的重要载体和媒介。那个时期我的许多行业信息主要来源于商报，可以说每期必看，我工作中的一些研究文章也几乎都是在商报首发的。那个时期由商报发起的关于“中盘”，关于民营书业地位、作用以及中心书城的建设等问题的大讨论，对推动出版发行业改革与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特别是经我提议，由商报牵头成立了专门的图书市场信息研究机构——开卷图书市场信息调查中心，后来发展成为中国首家图书市场销售信息调查与评价的专业公司，为行业发展和书业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
近年来，商报秉承关注行业、服务企业、引领发展的理念，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商报为商的鲜明个性，始终保持着行业媒体风格本色，赢得了大家的赞誉。
时代在进步，行业在发展，希望商报借20年华诞之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实现打造一流全媒体的宏伟目标。
一次座谈会小记
■白 烨（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大约是在1994年秋季的某天，当时供职于新华书店总店的程三国，约我和其他几位友人去他那坐坐，说是聊聊《图书发行》改报的事宜。我如约前往，在那里见到了被同时约来的谢玺璋、黄集伟等友人。
那天聊了些什么，具体细节已记不太清，但程三国对未来报纸绘声绘色地描画与展望，仍历历在目。大家都感到，在图书领域里，出书的品种与数量越来越多，行业本身也在不断地扩展与延伸，无论从现状上还是发展上看，办一份像样的报纸来与之相应，是绝对必要的，以便给行业搭建一个信息的平台，也给读者打开一扇瞭望的窗户。可能大家还聊到了报纸的路线与特色，栏目与重点等。
1995年《中国图书商报》正式面世，虽然也是一份小报，但比之原先的《图书发行》，无论是视野的广阔性，还是内容的丰富性，都摇身一变，大为改观，明显地更上了一层楼。
因为参加过这样一次有关《中国图书商报》的创办座谈会，我对这份《中国图书商报》和改名之后的《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心里怀有一种莫名的亲切。20年来，从《中国图书商报》到《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无论是她举办活动，还是约写文章，我都毫不推辞，尽心尽力。看到她越办越好的状态，越来越大的影响，我更是由衷地高兴。
见证商报的成长与变迁
■蔡国诚（上海东方出版交易中心常务副总经理）
由《图书发行》到《中国图书商报》再到《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从更名可看出商报在市场变革中的不断成长、革新与发展。作为一位仍在岗的老新华人，我见证着商报的成长与变迁。
成长。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作为上海新华业务员，坚持阅读每期的《图书发行》，通过她了解行业规定和市场动态，对自己的工作开展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发行变革，新华书店总店业务模式与购销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总店的转型中，商报通过市场化运作，成功实现了市场化转型，也由行业指导性报纸成为具备市场化基因的行业媒体，实现了业务层次的提升。
革新。1995年《中国图书商报》正式诞生，这一阶段是发行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以商报为代表的行业媒体，对发行商业、业务模式以及未来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和思索，见证了行业改革与变化。
发展。商报正式更名为《中国出版传媒商报》顺应了行业转型升级发展的新形势。同期，东方出版交易中心也强化了与商报的合作，共同打造商报·东方数据平台。全媒体发展是书业未来发展的大方向，东方出版交易中心与商报将在跨行业、跨媒体整体合作下，共同探讨行业大数据的发展，定会拥有广阔前景。
商报约稿琐记
■陈宝贵（中国出版协会副秘书长）
说起我与商报的交往，不由得使我想起一件出版界老领导王益同志亲自为商报组稿、审稿、改稿的往事。大约是2000年前后的一天，王益同志打电话把我叫到府上，拿出一叠有关日本电子出版的最新科技材料，嘱我将它们编译成文，供出版界参考、借鉴。初稿编译出来后，王益同志亲自对稿子进行审读和编辑加工，甚至不放过一个标点符号。定稿后，王益同志说，为了早一些让同志们了解国外出版技术动态，还是报纸快一些，这篇稿子就投给商报吧。经王益同志推荐，报社采用了这篇稿件，责任编辑几次与我电话沟通，讨论稿件，力求准确无误，最后商报用整整两个版的篇幅发表了这篇译文。文章刊登出来后，在业界引起关注，我多次接到业内人士打来的电话，共同探讨有关问题。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但我仍珍藏着这张报纸，至今不忘王益同志对我的教诲、提携，以及由此而与商报建立起的紧密工作联系。
商报是我们出版业土生土长的行业报，文风朴实，紧贴出版实际，敏感地关注着出版业的一举一动，及时报道，推广宣传。由于工作的关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报社总编室主任方菲“盯”我很紧，经常与我保持电话联系，了解情况，掌握信息，不漏掉一次报道的机会。因此，凡是中国出版协会举办的重要活动，商报都及时地进行了宣传报道，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益。
商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真实、完整地记录了中国出版行业的改革、发展历程。而今它已进入“弱冠之年”，“长大成人”。衷心希望商报不断发展繁荣，在媒介融合的大环境下，紧跟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时代步伐，抓住互联网＋带来的新的发展机遇，再接再厉，为出版业的大发展大繁荣鼓劲加油，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再立新功。
立足当下 贴近出版
■俸培宗（中国出版协会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
1992年7月我调入化学工业出版社，2012年6月退休后，又在中国出版协会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工作至今。在20多年出版生涯中，商报一直是我最喜爱的出版方面的报刊之一。商报办报宗旨明确，理念先进，思路清晰，敢于创新，办报方向总是立足当下，贴近出版。
商报不断介绍国内外出版的最新动态，最新理念，最新举措，最新经验，从中我们吸取到出版工作的丰富营养，更新和充实了我们的头脑。
商报为出版行业办报、为出版工作者办报，以鲜明观点揭示当时出版行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预先想出版人所想，为出版人提供借鉴；及时介绍出版人所需所急所干的重要事项；关注出版市场，关心编辑、发行、出版管理等工作，不断指引我们，不断指导我们，不断鞭策我们。
商报面向全球、面向全国、面向全行业、面向所有出版工作者，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版面内容不断丰富、不断创新、不断充实、不断提高，办报的整体质量上乘。
商报是我的良师益友。希望商报就出版面对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开展讨论，甚至不同观点可以争论，规律越辩越白，真理越争越清。愿商报今后办得更好、更成熟、更成功，更加立足当下、贴近出版。
我跟商报有很深的感情
■韩建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
我跟商报的交情十几年前就开始了，当时还叫《中国图书商报》。那时候跟李际平老师比较熟。李老师非常敬业，而且热心肠，她那时候应该是社长助理。有一次我们一起在昌平开会，李老师还专门开车送我到市里去办一些事，我印象特别深刻，还挺感动的。
商报信息量比较大，另外对出版社适应性也非常强，经常刊登国内外大量的出版信息，我有专门订，而且每天都会阅读。调到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来之后与商报联系更为紧密。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张丽霞向我约稿，我提议不要做一般的广告样式，想要有点创新。商报比较体谅出版社，和我们出版社一起精心策划，做了一版“交大出版社的年青人”，上了三四十个交大社的员工，刊登出来后影响很大，也调动了这些年青编辑投身出版事业的激情。
2013年，商报孙月沐和任江哲两位领导一起到上海和16家出版社社长座谈，共同探讨商报和出版社的合作发展之路，当时气氛热烈，大家踊跃发言，表现出了各出版社对商报的热情和关注，为商报和上海各出版社的深度合作打下了基础。商报工作做得很细，在上海书展之前就跟出版社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交流。孙总给我的感觉是很有思想且平易近人。任江哲和我是校友，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她很能干也很敬业，也非常感谢她和商报同仁对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关心和支持。
我跟商报有很深的感情，也愿意跟商报进行更深入的合作，我们社很多重点的选题板块和优秀图书离不开商报的支持。最后希望商报越办越好，做社长总编的贴心人、编辑发行的好帮手，成为出版业改革发展的策源地、传媒界国内外动态的风向标。
中国书业的一面镜子
■何春华（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由《中国图书商报》更名改版而来的《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是中国书业的一面镜子，它的前身是新华书店总店主办的《图书发行》。1988年9月，我考入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出版发行专业，在资料室看到这份报纸，同学们轮流看，欲提前了解未来职业，值不值得高分如我等去追求，导师曾告诉我们：你可以尝试转系或考研究生。可以说，《图书发行》成为我们认识、了解书业，憧憬未来职业的窗户。
1988年7月，我与4位同班同学毕业分配到深圳市新华书店。1995年，《中国图书商报》诞生。这次更名改刊适逢中国书业腾飞的开始。我认识了报纸的主创团队——程三国、陈斌、李际平、张维特等，他们的创业精神和报纸的清新风格让我欢喜，偶尔写个“豆腐块”，久之成为好友。1996年11月6日～18日，深圳书城隆重开业，第七届全国书市在书城成功举办，创造了全国书市的七项纪录，扭转了书市的颓势。也正是在本届书市期间，商报出版了《书市快报》，每天一期，以最快的速度送达书市现场和各省、区、市代表团驻地酒店，反应极好，评价极高。当时，商报提前策划，早做准备，商报人日夜拼命奋战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心中常常涌起对那段往事的留恋和敬意。
岁月易逝。今天，《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早已登场。作为老读者、老朋友，希望它还是那面可爱可亲的镜子。
别来忽忆君
■黄集伟（接力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
我在《中国图书商报》工作时间不长，虽然我上班时条件艰苦，人手匮乏，物料短缺，收入微薄，可在商报工作短短5年，心情愉快，也有微薄成就感。当时的工作同事程三国、张维特、李际平、陈斌、郭虹、戴昕、胡延平、李丽、尚英林……至今想起，仍有故交之慨：“相见亦无事，别来忽忆君”。
在商报老址及迁址外研社后，先后有贾海燕、迟宇宙、张凌、沈浩波、萧三郎、姜宁馨等青年才俊到报社随我实习，他们的海样才华、无量锐气至今让我记忆犹新。还记得外研社三层北半部格子间里，沈浩波窝在电脑前奋笔疾书，一写一整版，女朋友陪着他，困极了，就趴在办公桌上歇会儿……转眼间，沈浩波大娃早念书了？二娃打酱油了？
大概是搬到外研社后的第二年，商报即从4开8版的小报改为对开大报，经程三国、张维特授意，我开始张罗为大版商报重新设计报头。几番协商、讨论，最终确认、选用的报头字里，商报报头大概是当时报业报头中唯一采用“大标宋”+“书法字”组合的报纸。我请好友李颖明从书法大字典里先抠出个“图”字，再抠出个“书”字，最后完成报头设计。其中，那个“图”字出自画家唐寅，“书”字出自书家米芾，我当时的想法是，邀约遐迩闻名两位大家穿越时空为商报“题字”，倍有面儿吧。
（下转第63版）
《奥运读品专刊》
创办时间：2008年8月3日
《30年书业力量百版金刊》
创办时间：2008年11月18日
《60年中国书业典藏特刊》
创办时间：2009年9月29日
《中国书业实力版图专刊》
创办时间：2009年4月3日
《一五一十·中国出版成就展特刊 》
创办时间：2012年9月25日
《“中国读友读品节”专刊》
创办时间：2014年4月22日
《商报五周年珍藏版特刊》
创办时间：2000年1月7日
《商报10年纪念特刊》
创办时间：2005年1月7日
《商报15周年纪念“跃”特刊》
创办时间：2010年7月6日
《新商报·“更新纪”纪念金刊》
创办时间：2013年8月1日
《北京图书订货会专刊》
创办时间：2003年1月
《全国书博会专刊》
创办时间：1996年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特刊》
创办时间：2002年
《上海书展专刊》
创办时间：2010年8月
《南国书香节专刊》
创办时间：2012年8月14日
《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CCBF）特刊》
创办时间：2013年11月5日
《法兰克福书展英文版专刊》
创办时间：2005年10月14日
《德国专刊》
创办时间：2000年8月25日
《俄罗斯专刊》/《俄文版中国专刊》
创办时间：2006年/2007年
《韩文版中国专刊》/《韩国专刊》
创办时间：2008年5月/2008年9月
《法国专刊》
创办时间：2000年8月25日
《助学读物专刊》
创办时间：2001年6月21日
《高校教材专刊》
创办时间：2003年10月10日
《暑期专刊》
创办时间：2006年7月21日
《华东六少最专刊》
创办时间：2007年3月9日
《“六一”童书大展专刊》
创办时间：2007年5月29日
《全国少儿图书交易会专刊》
创办时间：1999年
《大学社订货会专刊》
创办时间：2006年10月27日
《时政主题出版特刊》
创办时间：2013年6月28日
《美联集团专刊》
创办时间：2015年6月19日
《书业人情报告专刊》
创办时间：2004年
《书业高端调查》
创办时间：2006年
《商报·东方数据专刊》
创办时间：2007年12月21日
《商报数据·民营与网销市场》
创办时间：2006年初
《商报·卷藏数据》
创办时间：2011年1月18日
《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特刊》
创办时间：2012年
艾立民
白 烨
蔡国诚
陈宝贵
俸培宗
韩建民
何春华
黄集伟
（上接第62版）
读书观影 结文字缘
■江晓原（学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导）
我最早为商报写文章是2000年，至今已有15年。我有一点“档案意识”，所以发表过的文章都有记录，查记录让我相当吃惊：我居然给这份报纸写过37篇文章——包括书评、影评和文化评论。最后一次是2014年，那时它已经改为现名了。
在我给商报写的文章中，有我的第一个影评专栏“准风月谈”。编辑最初的想法是希望我在这个专栏中专写“情色电影”的影评，但是我开始写了两篇热身之后，发现写科幻影评更符合我的意愿，于是将“准风月谈”名不副实地写成了科幻影评专栏。这个专栏只持续了半年多，先后发表过8篇影评。当另一家报纸的记者朋友来对我的影评专栏进行“策反”工作时，他大大方方地对我说：“把专栏搬过来嘛！”我承认，我抵不住诱惑而“移情别恋”了。这诱惑主要是因为，在我当时的认识中，商报是一家“专业报纸”，它的读者群是那一家报纸读者群的子集，为了让自己的文章有更多读者，我就将影评专栏搬到了那家报纸，专栏名称也改了，一直写了好几年。
不过，在专栏搬走之后，我“珍惜旧情”，仍然继续给商报写了许多文章，其中多数是书评。我也经常接受商报记者的采访，直到现在依旧和它的记者们保持着友好的工作关系。
为中国出版业留下新的更大的“口碑”
■阚宁辉（中国福利会党组副书记、副秘书长）
我现在虽然离开了出版界，但是回望与《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以前叫《中国图书商报》，我还是习惯叫商报）的合作，我的心中依然充满温暖、愉悦和感动。
在我为上海出版和上海书展、上海国际童书展服务的这些年里，专业媒体合作次数最多、力度最大的一家，就是商报。尤其是上海书展，在时任社长孙月沐的鼓励和支持下，商报不仅仅是上海书展一届届火爆场面的见证者，也是上海书展一步步华丽转身的助推者，更是上海书展一个个精彩创意的参与者。这些年来，商报每年与其他媒体一样，都会做书展专刊，不同的是商报的版面越做越大，越做越多，还十分重视书展的预热宣传和展后总结，合作举办多项活动。孙月沐、任江哲、李际平这些报社领导和金霞、田丽丽等一线编辑记者常年与书展组委会办公室保持最密切的联系，跟踪上海书展的新思路、新单元、新项目、新举措，迅速作出宣传报道。我们的许多新创意，经常是在与孙月沐这样的书业同道的交流碰撞中产生的。特别是2013年7月，商报经过精心策划，组成一个精干高效的采编团队，提前推出上海书展10周年系列专版，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以每期一个整版的大容量、大手笔持续刊载有关上海书展的回顾、访谈和特约稿，邀请数十位著名学者、作家和出版人撰写“我眼中的上海书展”，在业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对上海书展这个以“百姓节日、文化盛会、理想书房”为定位，越来越引起海内外出版界关注的“现象级”大型阅读文化活动的十年历程作了一次全方位的梳理和盘点。
商报与上海书展的合作，是中国出版界两个优质品牌相互砥砺、相互成就，不断赢得行业认同的成功案例。如果说商报与上海书展有什么共同点，我想出版界的朋友们恐怕会提到“口碑”这个词。上海书展已经走在第二个十年的路上，而商报正迎来新的二十年的征程。我要像祝福上海书展一样祝福商报，在新一轮发展中，用“为价值搭台，向品质致敬”的取向与追求，为中国出版业留下新的更大的“口碑”。
点赞商报勇于担当的精神
■李景端（资深出版人）
多年来我常向报刊投稿。有时稿中涉及尚无定论的话题，通常多被要求回避或淡化。尤其是公开揭丑曝光，更极少指名道姓。媒体这种慎重态度，我可以理解。不过，也有的报纸，是非扬抑的态度比较鲜明，富有为正义勇担当的精神。商报就属于这一种。
我同商报交往多年，值得点赞的事例不胜枚举，这里只讲一件事。2006年前后，图书市场上翻译抄袭现象，再次沉渣泛起。尤其是冒出了一个“翻译达人”李斯，居然精通十几国外语。翻译界的高手，我多少还知道一些，从未听说过这位“全才新秀”。后经了解，李斯者，不过是个文抄公的化名。于是我决定查一查此人的老底。
经老友翻译家傅惟慈，提供他的译作被李斯抄袭的实证，又经南京大学图书馆版本专业人士的帮助，查明2006年时代文艺版的《诺贝尔文学奖文集》中《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李斯译本，明显是抄袭的。
于是，我在当时的商报上，先后发表了《“文抄公”的“黄马甲”》和《致“李斯”的公开信》两篇文章。列举具体译文的对比，证明时代文艺版的李斯译本，确实抄袭了人民文学版的傅惟慈译本。要求李斯“公开亮出自己的外文专业、学历以及真实的翻译经历，以消除人们的疑虑”，并希望“时代文艺出版社负责任地向读者说明李斯的译本，何以与别人的译本那么雷同，有的甚至一字不差？”文章同时还揭露了李斯抄袭上海译文版《福尔赛世家》周煦良译本的事实。尽管后来李斯沉黙没有回应，但这次实证曝光，却对抄袭剽窃行径，起到了震慑的积极作用。
我的这两篇文章，触及翻译打假，而且指名道姓，提到了出版社、责编、文化公司和李斯的名字。起初我还担心报社对指名有顾虑，恐难照登。但商报不是这样。他们在了解事出有据后，基于弘扬社会正气，抨击造假劣行，果断如实发表了我的文章。这是媒体具有责任心和担当精神的体现。值得点赞，更应该保持和发扬。
商报是我们的老朋友
■李 勇（新知集团董事长）
如今书业面临深刻变化，既面临挑战，但同时也有一些新的机遇，比如“互联网+”等，这要求我们必须顺时应势、积极调整来求生存求发展。实体书店如今不能只卖书，一定要多元经营。新知集团从2010年开始转型，做综合型文化书城，如今已觅得了一些机会。
如今书业外部有一些新契机，比如国家和各级政府对实体书店的资金扶持和政策支持，特别是增值税减免给实体书店注入了很多活力。对新知集团这样一个“走出去”做华文书局的企业来说，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政策上也有一些支持。同时，国家全力倡导全民阅读，深入推进书香社会建设，这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实体书店的福音和机遇。
对发行企业而言，如今要更好地掌握时代脉搏，通过调整自己的步伐和节奏来跟上这个时代。新知集团如今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我们推进的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三化”已初步收获成效，“走出去”的华文书局最近刚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开业，这是我们开设的第八家华文书局。未来几年，我们将在国内开设更多连锁书城，同时稳步推进华文书局建设。我认为书业的市场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么不景气，从我们自身的发展来看，这个市场很大，关键是看你能不能，有没有能力抓住。
在新知集团发展的过程中，商报是我们的老朋友，一路同行，实时报道我们的发展，并给我们提出很多建议。同时，我也从阅读商报中获得了很多业界信息，让我受益匪浅。未来，愿我们携手同行，共同把握书业脉搏，共创美好明天。
人在，报在，情就在
■卢周来（经济学家，国防大学教授）
在我的老家安庆，说一个人很“长情”，就是说这个人很重情，即使时间过去很久，也不会忘记朋友。在商报所有的写作者中，我肯定算不上优秀，但自认为属于“长情”的那类：平时可以相忘于江湖，但只要商报有约稿，即使再忙，也几乎没有拒绝过。思量其中的原因，发现自己远不是一个“理中客”，相反，我对人对友情看得很重。记得有一次，仅因为自己中意的编辑走了，我主动把这家媒体专栏停掉，跟着这位编辑，一直被拖欠稿费，也把专栏开到他新就职的那家新办媒体上。
能与商报长期维系良好的合作关系，也是因为商报有特别敬业的编辑。比如郑杨，从认识她到现在，一直在商报工作。在这个人来人往、鸟来鸟去的世界，能在一家媒体坚持十几年，很不容易。这可能有两方面意味：商报是一个能留得住人的地方，而郑杨也肯定是一个很“长情”的人。
20年真是恍然若梦。其时我二十七、八岁，刚研究生毕业留京，在学界一付初生牛犊的样子。什么门都敢敲、敢进，什么人都敢见、敢邀，什么观点也敢亮、敢评。20年中，经历了种种或说得出或说不出的红尘俗事、人世百态，早已不复当年的底气与胆气，惟读书一事倒是自觉更见精进更见踏实。20年中，我也见识了商报变迁：由初创时在业界和思想界的先锋前卫，到今天全媒体阅读与市场规则无孔不入时代的不断创新求变，商报却总是不失一种沉稳与大气的风范。总之，无论未来还有什么样的变化，我都相信，只要有这些人在，这份报在，我与这些人、这份报的友情一定就会在。
谨以以上文字祝贺商报成立20周年!
互惠互利 共同成长
■汤鑫华（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社长）
欣闻《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及其前身《图书发行》《中国图书商报》创办60周年，谨致真诚而热烈的祝贺！
商报旗帜亮相20年来，特别是启动文化体制改革的10余年来，我国出版业迎来了创新、改革、发展三大任务，因此也一直在推进结构调整、转企改制、转型升级三大工程。此间，商报以其市场化、接地气、重服务的特征与优势，传播业界信息，服务编发接轨，推动改革创新，引领发展潮流，成功地促进了出版市场的繁荣和出版事业的发展，可圈可点，可喜可贺。
往前看，我国出版业的或然性和挑战性有增无减，前面提到的结构调整、转企改制、转型升级，样样都还处于进行时态。中国出版人既要肩负文化使命，又要怀抱经济指标；既要深化体制改革，又要应对数字转型；既要夯实本土基础，又要涉足国际市场，可谓“奋进与摸索齐飞，机遇共风险一色”。然则，企业的价值不就在于创新吗，生命的价值不就在于奉献吗？或然性实际就是可能性，挑战性则代表着成功率。在这样的大势之下，出版人对商报这样善于弄潮的媒体的需求不是削弱了，而是增强了。换言之，商报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大；“玩儿”得好，存在价值也会越来越高。笔者希望并且相信，商报越办越好！
说来也巧，明年元旦正好是我社成立60周年；我们也在回顾60年历程，谋划下一个甲子、特别是“十三五”发展。最近20年来，我社同商报开展了持久、深入而有效的合作，分享和见证了图书市场的成长。承蒙商报的热情支持和密切合作，我社“异域风情丛书”、《中国河湖大典》、“色铅笔绘画”系列等众多出版物的推广和一些品牌活动的开展，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笔者相信，此时此刻，像笔者这样对商报满怀感激的出版同行大有人在。当前，我社正在或即将策划一些重要出版物和新型产品的营销，其中包括《中国水利史典》、“中华水文化书系”及其数字化产品、“风力发电工程技术丛书”、《中国南水北调工程》、“中华治水故事”3D动画片及MPR出版物系列、“数字水利出版平台”、“水利水电专业内容资源库”、“新能源发电技术内容服务平台”等国家重点规划图书或财政支持项目；与此同时，我们更在奋力推进集团化改革、数字化转型、国际化拓展、多元化经营，比过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商报这样的业界重要媒体的鼓与呼。因此，笔者也希望并且祝愿，双方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进而取得更多成果；大家共同努力，为出版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那时它叫CBBR
■王 竞（中欧文化项目顾问，前德国图书信息中心主任）
2003年秋天，在我回北京重建德国图书信息中心之前，已经在法兰克福书展的办公室里多次听到CBBR这个词。这是当时《中国图书商报》的英文缩写。
我很好奇，这是一份怎样的刊物，让德国同事提起来，就像提起美国的PW（《出版商周刊》）。到了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北京外国语大学旁边的一栋楼里，看看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在办CBBR。鬼使神差，我进入中国书业的第一步就走对了。是商报的一群头脑活跃、内心热情的同事们，为我迅速打开了一扇扇门窗，去认识中国图书行业的风云人物以及趋势动态。而且，他们也不放过我和王鑫——我在德国图书信息中心多年的搭档。商报总是如饥似渴地向我们索取国际书业的资讯，同时也猎手一般，跟踪到国内来的各位国际书业奇人，抓住采访他们的机会。
别以为商报的这群伙伴仅仅是笑容可掬、甜言蜜语的书业媒体人。谈起合作来他们都是精明的商业对手。法兰克福书展的老同事范德人在多年前起意，于北京国际书展期间和商报合办德国专刊。几年后，商报把与德国的这一传统延展开来，并列做起了法国专刊等等。德国人只好对此幽默地一笑。还不仅如此，又过了几年，CBBR闯进了法兰克福书展。一份彩色的英文专刊，图文并茂，把中国图书行业最前沿的数据、分析、预测与观察，免费投入目标人群最密集的国际第一书展现场。我经常听到有人抱怨，那份中国专刊常常在书展的头一天就被拿光了。今天，全球的书业都在挑战中重新上路，CBBR也有了新的名称——《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祝愿它的新锐感和专业性依然一路领先。
（下转第6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