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鸣九文集》柳鸣九著/海天出版社2015年版/1580.00元（套）

柳鸣九学识渊博，著译等身，在外国文学界乃至学术界德高望重，被称作柳公。他集数十年之功完成的15卷文集，不只是一个收藏丰富的学术宝库，也是一份价值巨大、意义深远的历史案卷，可以观察到中国近半个世纪文化学术发展的一个侧面。

● 自述

柳鸣九把自己比喻为小小芦苇，又称自己是推石上山不止的“小小西西弗”，这两个比喻生动勾勒出他的双重学术品格：平凡又坚毅。

感恩“两个上帝”

我知道感恩，因为“恩”在我的生涯中很宝贵，之所以很宝贵，是因为它来之不易，它主要来自我的两个上帝，一是器重我的出版社，一是厚爱我的读者。出版社使我的陋室个体劳作得以转化为一种社会现实，读者则是我即使在倒霉的时候，也可以指望的精神支撑点。在《且说这根芦苇》中，我讲过这样两句话：“我这个人最经受不住的就是别人对我好，凡遇此情形，我就有向对方‘掏心窝’的冲动。”大家对我这样好，我想讲几句掏心窝的话。

我身高一米六差一公分，智商水平为中等偏下，既无书香门第的家底，又无海外深造的资历，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在人才济济的中华学林，都是一个矮个子，幸好有北大燕园给我的学养为本，凭着笨鸟先飞、笨鸟多飞的劲头，总算作出了一点事情，含金量不高，且不免有历史时代烙印。归根结底说来，我只是浅水滩上一根很普通的芦苇，一根还算是巴斯喀所说的那种“会思想的芦苇”。

我知道，个体人是脆弱的，个体人是速朽的，个体人的很多努力往往都是徒劳的，如西西弗推石上山。但愿我所推动的石块，若干年过去，经过时光无情的磨损，最后还能留下一颗小石粒，甚至只留下一颗小沙粒，若果能如此，也是最大的幸事。历史文化发展的无情规律便是如此，我们面临的必然天命便是如此。

● 消息

《柳鸣九文集》获学界高度关注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9月5日，《柳鸣九文集》北京首发式暨学术座谈会隆重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学部委员、西方美学史专家汝信，深圳出版发行集团总经理尹昌龙、深圳出版发行集团海天出版社总编辑陶明远为《柳鸣九文集》北京首发揭幕，座谈会由海天出版社副总编辑于志斌主持。

海天出版社付梓出版的15卷本《柳鸣九文集》是我国外国文学领域研究的一件大事。该文集在国内属首次出版，收录了柳鸣九迄今为止创作的主要作品，共15卷，包含文学理论批评、文学史、文化散文随笔、翻译四大部分内容，约600万字。此次《文集》亮相北京，引发学术界、出版界的高度关注。北京大学教授许渊冲、南京大学教授许钧、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等专家学者、出版界人士近50位重量级嘉宾出席会议并研讨。正如许钧坦言：“柳先生是我最敬重的学者之一。敬重他，不仅因为他的学识和胆识，也不仅因为他是外国文学研究的权威，也不仅仅因为他对我有知遇之恩，而是因为在他身上我见到了朴素的存在与求真的勇气，因为他身上闪烁着‘真’的光芒。”诸多学者在座谈会上盛赞其学术贡献与胆识，以及对后辈学人的提携。

柳鸣九，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标杆性人物，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还是外国文学首屈一指的编辑大家。他一生潜心研究、笔耕不辍，所著、所编多部作品全景式涵盖了整个法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对我国文化积累做出基础性贡献。他创造了许多的第一——《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70部共1500万字；《世界小说流派经典文库》15卷600万字；《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18卷800万字等。其著作曾获得四项国家级图书奖，其影响超越了外国文学研究领域。2006年，获中科院“终身荣誉学部委员”最高学术称号。

正如翻译家倪培耕所言，时代呼唤柳鸣九式的学术大家辈出，呼唤人文之花开遍大地，前提是自由学术环境与个体的学术独立品格，缺一不可。（夜 雨）

● 他评

江山代有才人出

“登上文坛！”这是柳鸣九对年轻学者的不乏调侃的激赏。

□陈众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

清人赵翼谓“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四句当中，也许只有“江山代有才人出”这一句最好，盖因李杜永远是李杜，常读常新，并不因时移世易而失却光芒。这就是经典的魅力，它们不断被激活并激活我们。

我之所以从赵诗开启评价柳鸣九先生，是因为他再次激活了我的记忆，让我回到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遥远过去。那还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陈年旧事。当时冯至任所长，柳先生任南欧拉美室主任。往事历历，他是何等意气风发！一篇篇犀利的文章、一部部厚重的专著、一套套浩繁的文集，在他手下源源产出，大有从远古走来、向未来奔去，呼啸而至、一泻千里的气势。我仅在此点厾一二，聊表心迹。

一说柳先生志存高远。他不满足于昙花般一现的璀璨和轰动。因此，“让文章流传几十年”成了他的口头禅。而我明白，他说几十年是最低限度。他内心真正的期望值又何啻几十年？说数百年固可，更久又未尝不是？！例证之一是他反复修改所著，即使是对业已发表的文字也从不放过；但他的修改不是冯先生所说的不断自我否定，而是步步为营、执著坚守。《萨特研究》之序便是例证（譬如迫于“政治”压力，把界定萨特的“高耸的里程碑”改作“高耸的路标”）。此类例证多多，正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于是，我固然初生牛犊不怕虎，却对柳先生敬重有加。不说别的，就说我出道之初那几篇有点分量的文章吧，它们几乎都是在柳先生的鼓励、催促下完成的，譬如“西方现代文学思潮论丛”中的《魔幻现实主义与印第安文化》、《拉美当代心理小说流派》、《拉美当代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传统》，等等。正因为如此，他带我登上了文坛。“登上文坛！”这是他对年轻学者的不乏调侃的激赏。每每忆及，还觉得它掷地有声，仿佛老布恩蒂亚在沼泽地里梦见的情景：有个神来般的声音在空中久久回荡——“马孔多”。

二说柳先生勇气浩然。鉴于已有同仁、前辈说到他批日丹诺夫的凌然和无畏、评萨特的勇气和底气，我就说说他对恩格斯的评论吧。恩格斯是伟人，是马克思的战友，但我们不能把他对文学的片言只语等同于他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体系，一如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预言，或者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某些言论和做法。

其中，我想细说说何谓拨乱反正。除了批判“两个凡是”、批判“四人帮”、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等重大党政国策外，实事求是乃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表征。“实事求是”，来自柳先生家乡岳麓书院的朱熹匾。毛主席应该是青年时期就熟识此匾的。柳先生何时开始信奉实事求是，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这是进入他灵魂深处的一种精神，也是他所有学术勇气、底气和才气的重要支柱。简言之，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才是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拨乱反正的理论前提。而柳先生正是站在这个精神高地展开外国文学研究的。

三说柳先生古今贯通。我发现诸位同仁、前辈褒奖柳先生的“标新立异”较多，而对他关于文学遗产的诸多研究关注较少。我却更多地从他关于文学遗产的评论学到了东西。好东西啊！读他的文集吧，开卷有益！

想说的和可说的太多了，最后我想起了他潇洒地戴上墨镜、骑上自行车在长安街上捷驰的背影……一晃几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这套皇皇十五卷文集！作为结语，我想说现如今网络汹涌，任何新闻旧事都有无数变体，庶几一步回到了口传时代。于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但柳先生不会变，他还是那么执著，那么珍惜字纸，像守土有责的卫兵那样锱铢必较、寸步不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