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传》[美]彼得·盖伊著 龚卓军、高志仁、梁永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8月版/168.00元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记者 田丽丽） 9月18日，2015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在武汉开幕，作为刊博会重量级活动，全国出版集团（社）报刊联盟宣布正式成立，并召开了第一届理事会。来自各地出版集团、报纸、期刊社的代表参加会议。中国期刊协会会长石峰，中宣部出版局巡视员刘建生，中国出版集团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月沐，湖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笱淮远，联盟轮值主席单位湖北长江报刊传媒集团总编辑李旭东出席大会并致辞。联盟轮值主席单位中国出版集团出版业务部主任刘祚臣宣读倡议书。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社长伍旭升主持会议。

联盟是在中国出版集团以及湖北、安徽、浙江、广东、湖南等各省出版传媒集团的倡议下发起成立的，以全国出版传媒集团所属报刊单位（编辑部）为主体组建的公益性、学习型民间团体。大会选举中国出版集团、湖北长江报刊传媒集团为联盟第一届轮值主席单位，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出版集团、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出版集团、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知音传媒集团等十几家出版传媒机构为副主席单位。《读者》、《知音》、《当代》、《三联生活周刊》等三十多家知名刊物担任联盟常务理事单位，联盟首批理事单位超过100家。

石峰坦言，在“互联网+”环境下，联盟的成立正当其时。他建议，联盟要更多关注社办报刊在体制机制上的改革和调整，联盟内各单位应当多交流体制内社办报刊如何适应全媒体变化。社办报刊资源丰富，有一定优势，要让这些优势发挥作用，在联盟内实现资源共享。

刘建生认为，联盟的成立是网络时代中国出版业深度开掘、长足发展的必然选择，他十分看好这种互联网大背景下的聚合整合，联盟将为出版集团（社）报刊的发展开辟一个合作共赢的新天地，创造新机遇。（下转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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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以内容、知识和思想滋养人、教育人和培养人。人最大的满足是精神满足而不是物质满足，而最大的精神满足则是通过掌握先进的知识、观念、技术、思想与理想、信念和道德，实现创造的社会价值超过耗费的价值，这也是图书育人的功用所在。

社会价值的最大化不仅仅在于正能量思想的传播，还在于建设统一的价值观。现在社会价值观越来越多元化，但是必须坚持向上的价值观，还需要统一的意志。没有统一的意志，社会难以形成合力向前发展，需要通过出版传播先进的、进步的、能够促进和谐的思想，在社会形成共识。

“一优先、两统一”也是制度保障

《意见》最大的亮点是明确指出了该如何实现和保障社会效益最大化，如“发挥文化经济政策引导、激励和保障作用”、“完善资产监管运营机制和评价考核机制”，“明确社会效益指标考核权重应占50%以上，并将社会效益考核细化量化”等。对于出版业，《意见》从国家政策层面和企业层面为出版企业保障“一优先、两统一”即出好书指明了道路，明确了制度。

企业怎么制定制度保证出好书呢？政策层面需要哪些扶持呢？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董事长童健指出，“《意见》的出台仍需要通过继续深化改革来实现，国家层面是制度保障，企业内部则是在体制机制改革上下功夫，包括组织结构、管理方式、制度规定、决策程序以及资本投入等各个方面，在实现两个效益、两个价值相统一的轨道上运营”。

何林夏认为：“从出版社层面保障出好书，需要有机制来保证，包括如何考核、评价与经营管理出版社，这涉及到3个非常重要的向度，一是经营理念，二是管理模式，三是企业文化建设。”“首先在经营理念上，出版社的政策、制度和对员工的教育，要体现和传导企业负责人对这个企业的要求，理念上获得大家的认同，沟通成本就大大降低。出版一是文化产业，二是创意产业，三是同仁行业。同仁行业里如果大家志不同道不合，走不到一起来。第二是管理模式，核心是考核评价模式，考核模式的核心是薪酬体系。如果保证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薪酬是指挥棒。第三是企业文化建设，需要在品牌上长期经营。”

在基于社会效益的内部机制建设上，一些出版社已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社长沈元勤透露，“建工社去年出台了学术著作出版统计办法和学术出版基金管理办法，计划每年出资200万元专门资助学术出版。”同时该社对社会效益突出，需要三五年才编辑好的大型丛书、套书采取额外考核方式，按照项目完成程度考核，对效果进行评价。 “《意见》出台之后，我社对这种方式更加理解和接受。”

除了传统的三级选题论证、三审三校制度，时代出版还在内部组织架构方面下功夫。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田海明透露：“时代出版在2009年率先在全国出版行业通过了ISO9001质量认证体系，2014年又率先实施内控管理体系。通过两个体系的运作，对出版业务的社会效益管理流程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和重塑，对出版物的社会效益首要地位起到了决定性的保障作用。”

效益是“两统一”的试金石

优秀的图书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出好书”，出有社会效益的书，不仅意味着要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强调“社会”这个维度，还要强调“效益”，强调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社会价值与市场价值的统一。“出好书”的发力点不仅要“正”，还要讲究“细”和“准”。

童健认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应该是两统一而不是两张皮，社会效益不是孤立的，悬在空中的。国有文化企业承担社会效益，追求文化使命，是其应有之义。在这个大前提下，实现社会效益和社会价值，必须通过文化产品，通过市场，影响群众，扩大文化产品的传播和影响力。最终社会效益还是要体现在人民群众愿意看、买得起、用得上，还是要体现在市场的占有率和影响力上。文化产品变成了商品，广大群众消费它才能实现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否则的话都是空的，体现文化的宣传和教育的功能，强化意识形态的属性，达到好的作品‘影响人，感染人，鼓舞人’。”

田海明也持类似的观点，“对政策条文的片面理解，最大的可能就是只讲社会效益，不讲经济效益，忽视经营管理，这也是非常不恰当的。经济效益是社会效益的助推力与倍增器，不能忽视，必须加强。政策是不是被忽视或者是片面理解，关键在于政策是不是能够真正落实，是不是有推动落实的政策、制度等方面的配套措施。”

很多出版社有自己的“条块”性质，需要通过市场服务于所属行业和地域的发展大局。

据沈元勤介绍：“我们现在做‘十三五’规划，和建筑等相关行业的‘十三五’规划作对比，把将出版重点选题方向与行业工作重点与国家和部委政策配套，引导行业发展，如城市规划、城市管理、节能减排、生态文明、住房的建设和改革等行业重点。我们的出版很多是应用性的出版，两个效应结合得很好，市场需求大。”

作为少儿出版的领军人物，李学谦指出，“少儿出版必须重视经济效益，因为孩子们的成长有阅读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资源的配置条件已经变了，作者、用纸、印刷都是市场在配置资源，也需要尊重市场的规律。少儿出版一定要有人买、有人看，如果没有人买，社会效益没有办法实现。少儿出版作为大众出版的一个品类，必须尊重市场经济规律，想办法把书卖出去，对艺术性、可读性和贴近性都有很高的要求。社会效益必须通过传播、影响受众来实现。传播必须通过市场来卖出去，通过市场来检验社会效益。我们要做的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坚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要做到两个效益的统一。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是少儿出版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家长对少儿出版的一种期待。”

在数字出版传播上如何实现社会效益的体现也需要深入思考，同时还要加强网络出版、新媒体出版的内容把控。

沈元勤指出，在新媒体发展时代，出版社不只出纸书，还面临着数字出版的转型和传播。出版社转型，新媒体传播上要做好融合大文章。同时国有出版机构要把好与民营企业的合作关口，把内容组织、运营管控把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