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声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两会特派记者 王少波 龚牟利 刘海颖

去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了“社会效益优先，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正确处理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关系；正确处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与产业属性”（即一优先、两个效益、两种价值、两种属性）等命题，为产业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十三五”规划指明了方向，引起了出版界人士热议。今年全国两会，不少代表委员针对《意见》，提建议讲做法，建言献策。

出版社评价体系应以社会效益为首要

■苏士澍（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

全民阅读立法经过数次提案，终于先后3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我看来，近年来阅读的氛围被影视冲淡了，比如某电视台播出的读书类节目，因为收视率偏低等原因被“砍掉”。

出版传媒业应将社会效益放首位，多做公益性质的工作。我曾长期供职的文物出版社，自1957年成立以来，始终坚持“高精尖”的出版特色，在保护、抢救文化遗产的整体工作中，通过出版参与到传承遗产的事业中，意义非常。相比经济效益，这样的社会效益更应被人们所重视。

评价一家出版社，应该首先考虑社会效益，其次才是经济效益。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人民美术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等，之所以多年来一直口碑很好，就是因为出版了很多好书，带来了很好的社会效益，由此得到了读者的认可。

同时，应杜绝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而妥协和退让的行为。比如前几年，少儿读物匮乏，有的出版社大量引进外国图书，而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出版界应该多出版关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图书，通过出版一点一滴地整理、挖掘、收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孩子们了解这些文化遗产创造更好的条件和氛围。出版人要做好出版，必须从传统出版出发，融合新媒体，打造新兴出版产业，为现在和未来的读者服务。

社会效益评价体系需要量化

■聂震宁（全国政协委员、韬奋基金会理事长）

社会效益评价实际上是多层次的。首先是在社会上产生效益，其次是能够对社会产生效益。社会读者面广大，有普通读者，也有高端读者，因此有些出版社的社会效益是高端的，有些出版社的效益则是大众的。谁的社会效益好呢？各有千秋。因此，就需要有一个量化的办法，对出版物进行分类，然后来评价这些书产生了什么样的效益。

社会效益的评价体系还应该建立一些项目，讲究程序，包括专家程序、申报程序、检查程序，直到最后的综合评价程序等，以确保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公正性、权威性。

要让自己编的书在书架上立得住

■黄书元（全国政协委员、人民出版社社长）

一个出版企业没有社会效益就没有经济效益，你赚了很多钱却没有社会效益，还不如去搞其他实业。出版业的意义，就在于以社会影响产生经济效益。

中央提出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这对出版社是利好。出版业并不是纯粹的赚钱。如果搞出版，就要历史地看。如果我是一个编辑，一辈子回首一看，书架上的书赚了不少钱但是都没有什么价值，也会是羞愧的；而书出版了，多年后还在书架上站着，你就会感到自豪。做出版人，就是要让自己编的书能够在书架上立得住，传之久远。

发展文艺要把社会效益放首位

■艾克拜尔·米吉提（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原主编）

2016年，全国政协将对进一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进行专项调研，通过研究、探索当前的文艺体制、机制，包括出版、流通、发行等，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

文艺要发展，不能成为金钱的奴隶。前些年，文艺的价值取向仿佛钟摆“摆过了头”，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乱象。实际上，就现状而言，“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已经有了一些较为完善的保障制度，比如出版和传媒领域的“三审制”。我过去作为杂志主编时曾提出，用最优美的中文，写最美好的中国人形象，为全世界热爱中文的读者服务。这也是今天的时代需求。

同时，无论是文艺还是新闻，都是内容经济、注意力经济。在这个前提下，随着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强势发展，为中国文艺跃上一个新的平台提供了基础。因为经济是基础，文化是上层建筑。在这个背景下，将过去体制、机制中的衔接点、障碍、沟通不畅的地方，通过调研，探索解决方案。目的是要促进创作，创作就是生产力。如果文学能够茁壮成长，就能够为其他艺术形式的进一步繁荣发展提供好的基础。

这就要给作家提供充分的创作保障。比如为他们深入生活、下基层提供便利，提供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等。目前，网络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几乎是零，有很多“拦路抢劫者”公然存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要保护创新力，就要依靠知识产权的保护环境，点燃作家的创作激情，创造合适的创作环境。同时要注重不断发现和推出文学新人。

教科书“单一来源”采购确保教育安全

■吴志明（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委员、民建福建省委副主委、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副总经理）

中小学教科书是商品，必须参与市场竞争，这点毋庸置疑，但中小学教科书更是具有强烈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特殊公共产品。因此，中小学教科书的采购和发行不能像一般大众消费产品那样单纯从经济和市场的角度来对待，而应充分考虑其特殊性，将中小学教科书纳入“单一来源”采购方式范畴，实行“单一来源”采购，理由如下：

首先，中小学教科书实行“单一来源”采购，是体现国家意志和实现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保障。国家应该充分考虑教科书的特殊性，加大对教科书的管控，在采购和发行环节实行单一来源采购，并交给党和政府信得过、靠得住的国有企业来发行。其次，从实践情况看，“单一来源”采购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教科书采购方式。在我国，教科书发行普遍存在周期短、品种多、地域广、任务重的情况，只有一个已经积累了专业化、标准化发行经验，形成了一套规范的服务标准，构建了完善的发行网点、纯熟的发行经验的发行队伍才能胜任。再次，中小学教科书实行“单一来源”采购符合国家关于中小学教科书发行和采购的相关政策。最后，中小学教科书实行“单一来源”采购不会导致教科书价格虚高。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不仅会增加大量财政费用支出，而且还会造成发行渠道重复建设、发行资源重叠浪费的现象。

通过艺术精品展示将社会效益落实

■李延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艺委会主任）

要想将社会效益的软指标变成硬指标，真正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需要建立考核评估体系，离不开教育，包括报纸、电视等媒体，利用舆论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开展教育；同时，更重要的是要长期地展示传播爱国主义精神的艺术品，将社会效益落在实处。因此，我建议：一是建立中山艺术馆。二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增加补助。

建立中山艺术馆。今年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诞辰150周年，正是以纪念孙中山的活动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契机。为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对孙中山先生革命活动遗址进一步保护与开发，让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思想深入人心，继承和发扬其精神，是使文化立国成为全体国民共同追求的一个重要而有效的措施。目前，全国及海外还没有一个以艺术形式充分展现孙中山波澜壮阔、不屈不挠奋斗一生的艺术殿堂。因此，提议在北京建立一座“中山艺术馆”，以绘画和音乐结合的艺术形式再现孙中山先生为建立共和、振兴中华呕心沥血的辉煌人生。这样对促进中华各民族团结，对祖国和平统一，对海内外炎黄子孙增强凝聚力将产生特殊的影响。中山艺术馆的建设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将现有的中山会馆充分利用起来，供人们参观。由中央民族乐团新创作的“孙中山”大型民族交响音画，用现代影视技术在馆内经常播放。今年中央电视台摄制的《孙中山》纪录片也可在馆内放映。第二步，在中山会馆南侧设计建设新展厅。

对非遗传人增加补助。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和魂，而传承人是非遗的主角，是非遗保护的核心和关键。目前，对国家级传承人，政府每人每年补助1万元。但是根据社会消费现实，建议增加至3万元。国家级传承人有1986名，至今年已有259位离世。我国有13亿人口，国家级传承人数不到2000名，他们是为数极少的“国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