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凯雄和贺绍俊是1980年代一对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合作了大量有影响的评论文章。近日两位作者合作的文学批评作品集《批评双打》正式面世。作为回望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坛的一个窗口，它让我们重温了八十年代文学从创作到批评的繁盛与活跃情景，同时给今天的文学批评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借鉴。

《批评双打——八十年代文学现场》潘凯雄、 贺绍俊著/作家出版社2016年2月版/39.00元

潘凯雄

文学评论家，编审。现任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党组成员。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经济日报出版社总编辑、副社长等职。著有《文学批评学》（与人合著）、《蔚蓝的梦》等文艺理论及散文作品6部。2008年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

贺绍俊

195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曾任《文艺报》社常务副总编辑、《小说选刊》杂志社主编。长期从事文学批评活动，先后出版有《文学批评学》等著作多部；撰写理论评论文章近百万字。

文艺批评

○白 烨（著名文学评论家）

“批评双打”何以产生？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常以合作方式撰写系列论文与论著的潘凯雄、贺绍俊，近期推出了汇集部分批评成果的《批评双打——八十年代文学现场》的论集。读过之后，颇为感慨，也很受教益。我以为，两位同代同行的这部论集作为回望八十年代文坛的一个窗口，让人们重温了八十年代文学从创作到批评的繁盛与活跃情景，又以扎实而丰厚的学术成果，给今天的文学批评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借鉴。

“批评双打”或“学术双打”，在文学研究领域，并非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始。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就涌现出了范伯群、曾华鹏两位学者，在现代作家传论的研究成果上联袂著名，成为学界引人注目的“双打”之星。但当代文学领域，“双打”现象的批量出现，而且在一个时期成为引领风骚的时尚，确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所独有。当时，活跃于批评领域的，除去潘凯雄和贺绍俊二位，李洁非和张陵、费振钟和王干、辛晓征和郭银星、汪政和晓桦、盛子潮和朱水涌等，也时见矫健身影，经常捉对竞技。

何以在文学批评中选择“双打”，“双打”又有什么样的作用，《批评双打——八十年代文学现场》的《写在前面》，作了自己的解读，而《批评双打——八十年代文学现场》一书中的文章，更有充分的例证。在《写在前面》一文中，作者特别提到当时的《文艺报》编辑部人才云集的小环境和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坛百废待兴的大环境，“那里的文学气场和专业特色浓浓的，那里的学术气息和民主氛围浓浓的，那里同事特别是年轻人间兄弟姐妹般的情谊浓浓的”。这一切，正是促成他们的批评“双打”的催化剂，而“想法的大致相近”和“表达与写作的冲动”，则成为把他们二人联结一起的内因与动能。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思潮的此起彼伏，文学环境的相对宽松，文学思想的日趋解放，又使志在批评又热衷“双打”的两位作者，依随着文学理论批评的极大振兴而不断崛起和全面爆发，从理论批评到批评建构，从作家作品到文化现象，写作出了系列性的有识有见的论文与论著，成为“批评双打”现象中十分耀眼的一对明星。这一切，诚如他们在《写在前面》里所说的那样，“是与八十年代的文化精神有某种契合”。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由这部论集所体现的他们的批评追求，是那个时代文学气韵的典型呈现，是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具体结晶。

“批评双打”有何特点？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是如何的繁花似锦、百舸争流，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是如何的活跃不羁，意气风发，《批评双打——八十年代文学现场》，在选题、抓点、述论、行文等方面，都以视野的开阔性、观察的前沿性、看法的精准性、表述的新颖性，折射出了那个时代文学的某些侧影和文学人的特有风采。比如，“批评建构”中有关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的分离现象的剖析，有关建构“批评本体论”的系统意见；“理论视角”中有关“审丑意识”“性意识”的敏感捕捉与精到梳理，关于“通俗文学”“纪实文学”的敏锐反思与得失考察，都是直面时下创作中的思潮性现象和倾向性问题，在理论与文本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兼顾的基础上，褒中有贬，“破”中有“立”，作出的解析，提出的看法，都是既切中时弊，又旨在建设的。

把辨证的理论思维贯彻始终，可能是《批评双打——八十年代文学现场》两位作者体现得最为充分的一个特点。因为既有“一分为二”的两分法，又有“合而为一”的整合观，两位作者在许多文学现象的观察与洞见上，远离了简单和单一，摒弃了粗暴与偏激，充分看到现象的复杂性，也充分认识事物的相关性，尽力把握倾向的可能性，力免把事看偏，把话说完，在表达自己的意向与意见时，留有一定的余地，放出相当的空间，这使他们的言论与述论，在坦诚己见中充满了商讨性，满含着对话性，同时也给批评同行以一定的介入性、启迪性。把他们的这种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的，是“二人对话”的系列对话文章：“远”与“近”，“热”与“冷”，“雅”与“俗”，“长”与“短”，“大”与“小”，“内”与“外”，“道”与“玩”，“史”与“实”。从这些题目的选择与提出即可看出，以辩证的思维看取事象和评论现象，在他们既是驾轻就熟的，又是自觉自信的。重读这些系列对话，让人们有所得的，除去他们在相关题目下不断生发出来的精彩见解之外，显然还有那种运用于批评实践的无处不在的辩证思维。

还很令人为之感喟的，是两位作者在品评作家作品时表现出来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勇气与锐意。如评论莫言的中篇小说《红蝗》，题目就是“毫无节制的《红蝗》”，文中更是毫不避讳地批评道：“他变得毫无节制，毫无节制地纵容自己的某一情绪，毫无节制地让心理变态，毫无节制地滥用想象，毫无节制地表现主观的意图”。评说梁晓声的长篇小说《雪城》，也是毫不讳言地说道：“它对自我中心状态的超越是不够的”，由此提出“克服自我中心状态的心理障碍”问题。这些径情直遂又深中肯綮的批评话语，在今天的文学批评中已越来越少见了，因而读起来让人有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读《批评双打——八十年代文学现场》，我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愿望，那就是希望潘凯雄、贺绍俊两位虽不年轻却也年富力强的批评家朋友，在当今异常缭乱而丰繁的新世纪文坛，继续配对双打，焕发新的活力，续写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批评辉煌，再展日渐老到的批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