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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文同志,我想对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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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报道时间:2016/5/13 作者:黄晓新


2015年第十六届江西省版画展现场

■黄晓新(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2015年10月22日,是一个晴朗的周四,您的六弟木铎同志突然电话告诉我,说您昨(重阳节)晚已驾鹤西去,我感到特别震惊和哀痛!因为前些时,我还和院长魏玉山等同志一起去看过您,您当时从重症监护室出来有几天了,虽然还罩着氧气,但精神很好。您告诉我们,很感激中央领导同志和好多新老朋友都来看望、问候您,准备写一句感谢的话,加入到您即将付梓的“出版口述史”(指《一个出版官的自述——出版是我一生的事业》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5年9月出版)里,您还谦逊地要我们帮忙看看写得合不合适。我说,有中央领导和这么多新老朋友的关心,有这么好的医疗条件,又有翟姐和家人的细心照护,相信您一定能像过去一样战胜病魔,您含笑……当时您还说,最近在报纸上看到我发表的“《新疆文库》编辑出版亲历记”那篇文章,并予以肯定,我“吓”了一跳!我们高兴地站在您的病床边合影,您头脑是那么清晰,情绪是那样乐观。没想到,仅仅过了一个多月,您就匆匆地离我们而去。

让我们略感欣慰的是,您的著作《一个出版官的自述——出版是我一生的事业》在2015年9月25日顺利出版。记得9月26日,我委托该书的责编庞元同志给您送样书。她回来告诉我,您因免疫力较低,原本大夫嘱咐减少探视,但您还是特意交代她可带样书去医院。因用药的缘故,您有点虚胖,但精神尚可,尤其看到样书后,您情绪很高,认真翻看了全书,并表示十分满意。您还特意让她转告我两点:一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心意;二是您对这本书的整个工作团队非常感激。后来听说,在看样书过程中,您还对该书作了20多处批注。

木文同志,初次知道您的大名,我还是武汉大学的学生。作为当时文化部的副部长(分管出版工作),您经常与王蒙、王益、陈翰伯、陈原、刘杲等文化出版界的名人出现在报刊上,您身材瘦削精干,面容俊秀,一派玉树临风,脸上常常露出阳光般灿烂的笑容,让我印象深刻。想不到我研究生毕业后,被刚成立不久的国家新闻出版署来人考察相中,来到北京您手下工作。

记得和您最早近距离接触是1992年12月,您的秘书、现任中国出版集团党组书记王涛同志因病住院,我作为临时“跑龙套”的“代理秘书”跟随您去南京出席第二次全国整顿清理书报刊和音像市场工作会议,当时全国整顿清理书报刊和音像市场工作小组(后简称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组长是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宣部副部长刘忠德同志(后任文化部部长),您作为副组长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

为了使第二天的总结讲话更凿实,您连夜召集会议,认真听取、归纳各组工作人员汇报的会上分组讨论意见和情况,对总结讲话内容提出要求,并让我帮助整理成提纲,便于第二天在会上宣讲。我知道,努力让一切要求和规定都“实事求是”、真正“落地”,是您一贯的工作态度和方法。

在南京的会议间隙,您与忠德同志有很多的工作交流与沟通,您特别针对音像制品当时事实上存在的多头管理、造成“谁也不管”所产生的弊端和后果,力陈归口管理(无论是归口至哪家管)的必要性。当时您向忠德同志沟通反映情况的那个认真劲头和神色,至今我还印象深刻,说到当时音像市场的“乱象”,您甚至有点激动。对于您的意见,忠德同志是认真倾听的,也表达了他的难处和想法。

多年以后,您在《亲历出版30年》(下卷)“致刘忠德信”的说明中,还不忘提到,“我既是他(指忠德同志)的助手,又是合作者,我与他的配合与合作也是好的,在这中间,在对待音像体制上也发生过不同意见。这以后,他对我工作的指导,我对他工作的配合,都一如既往”。在给忠德同志送自己的出版文集的的信中您还提到“我这个人的长短乃至脾气,你都很了解,必有不当之处,望批评、谅解”。您就是这么诚恳、坦荡、谦虚、大气,讲原则,重情义,但又一贯“对事不对人”。就因为您的品格,同志们都乐于与您共事,愿意有话向您说,追随您前行。当年的一声“老宋”或“木文同志”,饱含着同志们对您多少的信任与敬重!

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您从文化部副部长转任国家出版局局长没几天,又被安排担任新成立的新闻出版署党组副书记、副署长,您服从组织、经受考验,对任命来的新署长支持有加。

您一直是新时期新闻出版改革开放的策划者、推动者和组织领导者,从长沙会议到哈尔滨会议,再到北京会议、重庆会议……您先后参与、提出、组织实施“一主三多一少”、“三放一联”、“扩大出版社自主权”、使“出版社从生产者转变为生产经营者”、“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出版体制”等多轮改革,极大地释放和促进出版生产力的发展,推进出版繁荣。

您和刘杲等战友一起,建立健全完善新时期新闻出版管理制度,争取、组建我国的版权管理机构,制定我国的《著作权法》,促成我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和《伯尔尼公约》。为推进我国的新闻出版相关立法不遗余力。您贯彻“唯才是举”的用人导向,以“周公吐哺”的宏大心胸,毫无保留地爱护、提携干部人才的成长,为新闻出版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干才……

作为在“台下”为您“鼓掌”的“小年轻”,那些年我总感到,您有使不完的劲,考虑不完的问题,干不完的事,您仿佛要把那些年在湖北咸宁向阳湖住“五七干校”时耽误的时间补回来。

木文同志,您对出版事业发自内心的热爱、敢于负责的担当精神、饱满的工作热情、勤勉的工作态度、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知人善任的领导才能,一直为人津津乐道、念念不忘。您和刘杲等班子成员的默契配合至今还被人们所称道,您干事创业、敢于担当、求真务实、深思好学、爱才惜才的作风延续至今,虽然换了若干届领导,国家新闻出版管理机关目前依然还保持着简朴、平实的氛围,人们说,这与以您为班长的那届领导所打下的基础分不开。

木文同志,您是那么地热心于祖国文化的积累和传承,特别是退居二线后,您先后团结组织各路专家,倾心尽力编纂(影印)出版《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续修四库全书》、文津阁《四库全书》、《中国图书大辞典》等宏篇巨著,受到文化学术界的赞誉。

您又是那么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勤于笔耕。您时刻关注着心心念念的新闻出版业的发展和进步,从《亲历出版30年》至《八十后出版文存》,再到《思念与思考》、《一个出版官的自述——出版是我一生的事业》,册册有料,本本精彩。您送给我的,我都认真拜读了,没有官话套话,一如您的为人,亲切平实,严谨细致。这些书既有对出版事业的宏观思考,又有诸如对“图书定价”等的微观探索,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哲思和丰富的出版研究史料。

2015年春节前,刘云山同志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看望文化教育界几位知名人士,到了您家,这也是出版界的大事。我闻讯,第二天即带领我院“口述出版史”的工作团队去专访您,准备留点史料。您高兴地回忆起刘云山等同志的看望情景,感谢中央领导和组织的关怀,您更多把它看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全体新闻出版人的关心。其后我向您汇报我到研究院工作后的打算,谈智库建设、谈媒体融合、谈出版传媒科研,谈出书办刊……您兴致盎然,听得很认真很投入,不时发问和点头赞许,还为我“支招”。从您专注的眼神中,我深深感觉到您对我们晚辈的关心、爱护和厚望。我怕打扰您时间太长,几次欲起身告辞,您当着翟姐和我众多同事的面,紧紧抓住我的双手,就是不让我走……

“繁荣出版一代功臣垂青史,建设文明万卷图书传世间”。木文同志啊,您86岁的人生旅程在而今不算太长,却在出版管理、出版理论、出版实践、新中国出版史和出版的人文风骨等方方面面给我们留下太多宝贵的精神财富。

您可知道,上下左右的人们都争相赶往八宝山与您告别,寄托哀思。中国版协为缅怀您,特地举办了简朴、庄重的追思会,大家异口同声,还原了您这位阳光、快乐、认真、有作为的老出版家的音容笑貌,这是对您为出版事业殚精竭虑、不懈奋斗一生难以忘却的纪念……

敬爱的木文同志啊,仿佛您不曾离去,您永远含笑在我们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