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傅伟中（江西出版集团党委委员、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采访人：伍旭升（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社长）

2010年，时任江西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的傅伟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出版是经世致用的哲学”这一观点。在他的任上，江西教育出版社提出了“重开经典之门，深耕文教主题”的出版理念，传承、建设、形成了“重开经典之门”书系、人文社科经典读物、“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书系、辞书工具书系列、农家书屋“九九文库”以及品牌教辅图书等双效俱佳的出版物系列，策划、出版《王云五文集》《中国通史》《国学史稿》等重点图书和《人杰地灵诵江西》等地方教材，期刊《疯狂英语》《小学教学研究》和《新小读者》也创出品牌，铸就“万枝玫瑰映红读书周”“滕王阁之秋”等一系列有影响力的品牌营销案例，江西教育出版社也取得全国出版社综合实力排行第47位的好成绩。

无论职业生涯怎样变迁，傅伟中始终秉承着经世致用的哲学并身体力行。2013年10月，他出任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正是这一年，江西出版集团、中文天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东亮提出“转型升级”的战略，这是一个宏大的愿景。作为江西出版集团控股的上市企业中文传媒的总经理，傅伟中与经营团队坚守经世致用哲学，在转型升级战略指引下提出“内外兼修、双轮驱动”“内容为本、平台为王”“创新驱动、融合发展”的经营思路。中文传媒的市值从2014年初的100亿元攀升到2015年盘中最高的544亿元，目前稳定在300亿元左右，跻身出版传媒上市企业“三驾马车”。2015年，中文传媒有37种出版物荣获各类国家级奖项，入选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重点选题及主题出版推荐项目，10个项目获得国家出版基金、“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国家级项目资助，输出版权228种，全年销售逾10万册的市场图书94种。2015年度中文传媒市场排名进入全国同业前十。

傅伟中

出版传媒经理人，文化产业观察者，深度阅读推广人。现任江西出版集团党委委员、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先后获评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全国文化名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江西省文化名家，江西省“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入选江西省“赣鄱英才555工程”。曾获中宣部 “五个一工程”图书奖、“国家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经世致用”责任担当的三重表达

□中国素有“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精神与传统，特别是明末清初，顾炎武倡导“经世致用”更进一步弘扬了这一思想对于治国理政的重要意义。我们总说“科技救国”、“教育救国”，这些是“经世致用”的经典表达。但鲜有从文化的角度去谈“经世致用”，尤其对于出版来说，您为何要用“经世致用”来表述出版的责任？

■王阳明在江西讲过“知行合一”，顾炎武首提“经世致用”。我之所以用“经世致用”来表述出版人的责任，有三方面的考量。

一是从文化层面来说，一个文人、一个出版人如果将自己画地为牢困在一个学术圈子而走不出来，或者是走出来也“犹抱琵琶半遮面”，则会更多地顾影自怜、文过饰非，沉溺在“小我”的格局里。但是如果将自己放在社会变革的大命运中去思考“经世致用”之于出版的责任，并且以此去考量出版人的作为，考量出版产业的发展，甚至于考量文化如何与社会命运相结合，那么就会到由“小我”到“大我”。

二是从出版的角度讲，我们追溯文字起源的意义，无论是古人的结绳记事，还是汉字的每一次演变，文字的价值都在于其始终作为人类文明的记录、见证与传承的工具与载体。而由文字构成的图书，价值也在于记录伟大的社会变革和思想创造，为社会历史变迁的轨迹留影，给历史与时代留下寻根与展望的脉络。因此人们常说，文字与图书都是有温度的。

三是无论是历史上的每一次创新，还是个人的每一个脚印，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王阳明先生提出的“知行合一”，讲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从我在江西省新闻出版局工作到担任江西教育出版社社长，真正投身市场开始做出版，再到现在担任中文传媒总经理，就个人的职业经历来看，我觉得什么时候也离不开“经世致用”这一价值体系的指导，“经世致用”的价值无法估量。

□这个命题给人的启发就是对文化传承新的认识。在以往的概念中，文化传承更多的是关注传世，更多的是作为史料与文本的意义，但文本的意义与当下的责任有时候会脱节或滞后。回头看您“出版是经世致用的哲学”这一命题，有三个关键词，经世、致用、文化哲学，这不仅诠释了出版文化的传统意义，又赋予了新的内涵。在您看来，文化，特别是出版文化在“经世”中有什么地位，它能发挥什么作用？

■出版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文化成果的载体与呈现，总是与社会变革相伴相随。中国历史上的经史子集、诸子百家，欧洲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都催生了一大批影响当时、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这就是出版文化在“经世”中的地位。我注意到习近平总书记主政以来，出访了20多个国家，从他的每一次出访演讲中我都能找到让自己作为出版人引以为豪的佐证。习总书记的出访演讲中总是先谈文化名家、文化力作和文化名篇，而这些名家力作和名篇之所以能够流芳百世，除了口口相传之外，出版的价值功不可没。可以说，出版是串起璀璨的世界文化硕果的宝贵珠链。

我们还注意到，尽管互联网击穿了信息不对称，使得纸质阅读显出式微的态势，但政府越来越重视全民阅读，有些地方已经将全民阅读列入地方立法的议事日程，国家领导人常常向读者荐书。这就说明无论传播方式发生什么变化，内容创新依然有着永恒的使命，在社会进步的历程中，好书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总而言之，我认为，“经世致用”对于出版文化的责任是“传承历史，观照现在，启示未来”。

出版的“致用之道”

□“致用”，实际上是知行合一、功效实务的体现。但是以往说到“致用”更多体现在科技、经济方面，比如很多专利技术可以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具体产品与成果。既然您认为“出版是经世致用的哲学”，那么，出版在“致用”方面有哪些表现，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效应？

■我想从我的从业经历中找一些例子来回答你的问题。2004年，我到江西教育出版社任社长，尽管此前我长期在江西省新闻出版局出版管理处和报刊管理处工作，但是真正完全投身到一家出版社，由出版传媒管理者的身份转换成具体操作者，由裁判员转换成运动员，这对我来说仍是全新的领域和难度系数极大的挑战。

一家出版社一年出书少则数百种，多则上千种。每一种图书都是一个无法复制的产品，从选题到书名，从体例到写作，从设计到营销，都是一个独立、完整、彼此之间没有太大逻辑关联的产品。作为出版人，一年里需要对多达上千种的产品进行个性化创意、策划、设计、包装、营销，这本身就是非常大的挑战，更遑论我们还要通过推出这些作品来表达我们作为出版人“经世致用”的情怀、文化报国的梦想，以及发展文化产业的抱负，这些作品甚至还会带来文化的复兴和技术的变革。这个挑战非常大的过程验证了我的一个观点，“作为一个出版人，任何时候都不会辱没你的才华”。

2007年世界阅读日期间，彼时互联网尚未深度改写传播环境，但纸质阅读已经开始式微。我策划推出“万支玫瑰映红读书周”活动，努力用接地气的方式来唤起读者对阅读的热爱，让阅读返璞归真到私人化层面。这个主题来源于西班牙，4月23日是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大众节日“圣乔治节”。传说美丽的公主被恶龙困于深山，勇士乔治只身战胜恶龙，解救了公主。公主回赠乔治一本书。从此，书成为胆识和力量的象征。每到这一天，加泰罗尼亚的妇女们就给丈夫或男朋友赠送一本书，男人们则会回赠一枝玫瑰花。于是，我们十家实体书店，在世界阅读日期间，赠送玫瑰给进店购书的读者，在南昌掀起一场“玫瑰与图书的美丽约会”。

在读书周期间，除了赠送读者玫瑰之外，我还策划了“收集篆刻藏书印”活动。邀请篆刻家雕刻十个印章，印章上的文字都与书有关，如“书山”“书海”“书林”等，分别放在十个书店，读者可以在每个书店盖一个印，集齐十个藏书印，就可以去指定地点领一份礼品，让读者有很强的参与感与获得感。与之同时，江西教育社联合纸媒评选江西最有个人特色的藏书房。消息一出，传播得很快，很多文化人主动报名参加，同时推出相关报道。这个活动不仅吸引读者的参与，还引起各大媒体的关注。

“万支玫瑰映红读书周”活动迄今已经办了十年，现在仍然在继续，通过这些有情怀的方式将阅读变成读者的内生需求。这些带有温度的做法，相较政府的行政指令或者更多形式化的行为而言更有意义，这也正是出版的“致用”之道。

□作为中文传媒的总经理，您在推进整个企业的内容生产和主业建设方面，与您作为江西教育社社长时所考虑的问题肯定有所不同，在这期间，您的“致用之道”体现在什么方面？

■中文传媒旗下有9家出版社。其中不乏像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这样的行业领军品牌。为了进一步推进中文传媒的主业建设，在总结出版社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提出和强化一些制度性的安排，来进一步明确出版社之于主业发展的方向和路径。

首先是“出版社精准定位工程”，要求每家出版社效仿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提出的“做中国青少年出版的领军品牌”，用一句话讲清楚自己的定位。比如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提出“做畅销书的轻骑兵”，就有很强的方向感。

其次是“出版主业电商标配工程”，我们要求中文传媒旗下所有的出版社都要标配电商，在京东、当当、天猫等电商平台上都得有自己的旗舰店。尽管实体书店还是销售的重要路径，但如果不介入电商，就意味着主动放弃相当大的市场份额，放弃年轻读者。同时还要求各出版社必须要全网全屏宣传营销。“电商标配工程”实施后，中文传媒2015年电商销售实现3.15亿元。

再次是“好书复活工程”。做出版很容易有“掰棒子效应”，做完一个丢一个，实际上过去所出版的图书里有大量有价值的内容，值得再次出版和二次开发。因此，我们要求出版社梳理整合其出版资源，“老书新做”，以新方式挖掘做过的选题。

第四是“优质作者资源锁定工程”。优质的作者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与源头活水。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社长张秋林曾说，出版社要从经营作品向经营作家转变。我非常认同他这一观点，因此要求每一家出版社必须要列出自己的目标作者，在为目标作者提供全方位服务的过程中获取更多的出版资源。

在这一系列制度安排实施后，我们又推动“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10+N工程”。在传统体制下，出版资源都是用行政手段配置的，并没有完全按照市场的要素去匹配。如果不重视这一问题，很有可能导致一些资源发挥不出更大的边际效益。比如期刊资源，江西出版集团在期刊方面一直都有优势，但在互联网的态势下，一些期刊在固有的格局下也在衰退甚至没落，而一些有资源的出版社又有办刊物的需求却没有刊号。如果还是按照过去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利于集团整体的发展。最近，我们就拿出一个刊号给江西教育出版社创办《中学教育研究》，还在考虑谋划与中央级出版社和邮政渠道合办期刊等问题。

再如教材教辅方面，多年来的传统利益格局，如果要打破就显得矛盾重重。但是我们认为术业有专攻，一个公司并不能将教材教辅所有的资源合理运用和做到极致，还是决心要打破。比如我们代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智慧校园项目，过去一直都是教材公司在推广，但是由于教材公司缺乏渠道支撑，落地的效果不够理想。我们将这方面的资源配置给江西新华发行集团，发行集团拥有全省完整的营销渠道，落地推广的效果就不一样。2014年，我们开始整合教材资源，鼓励中文传媒旗下的出版社在已形成的国标教材的代理格局之外，用竞争的方式来获取教材教辅的经营资源，比如足球、书法等小品种教材的经营，都取得不错的效果。可见，合适的事交给合适的主体和合适的团队去做，效果会大不一样。

互联网时代，出版“经世致用”的支点何在

□您提出“出版是经世致用的哲学”这一观点的时候，互联网的发展还没有像今天这般如火如荼。如今，互联网时代，出版“经世致用”的支点在哪里？

■在互联网的时代，我们已经习惯了碎片化阅读，深度阅读似乎显得很奢侈。但我总是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当海量的信息涌来时，当通过网络、微信以及文本阅读获取大量资讯时，如果我们缺乏职业眼光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出版人。如果只是在碎片化的阅读里，仅仅是分享浓浓的鸡汤，或者获取八卦或谈资，这就说不上是职业出版人。出版人应该有专属的出版敏感性，善于在海量的资讯中遴选有价值的信息。只有具备相当的职业敏感，我们在书业上才能有更大的作为。

我想举一个例子。江西美术出版社即将推出的“老树画画”系列图书和文创产品，这个资源是我推荐给江西美术出版社的。我最初接触到“老树画画”是通过微信，我感到这样一个画家在当下多维的社会里有着强烈的人文情怀，他的文字和画风契合现代人柔软的内心，我甚至评价老树为“当代的丰子恺”“大陆的几米”，当然这个评价未必准确，老树本人也未必接受。我向江西美术出版社社长汤华推荐了“老树画画”，让他赶紧联系老树，通过一番周折，汤华与老树签下合约，不仅签下老树的作品出版权，还签下其文创衍生品版权。

其次，互联网为出版“经世致用”带来更大的平台和更宽的边界，它让出版冲破了物理空间的禁锢获得更大的发展。中文传媒这些年在推进转型升级和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因为互联网带来的冲击而忽略互联网对出版业的机遇。相反，在互联网的态势下，出版业的发展能找到更大的空间，更宽广的平台。比如我提出江西新华发行集团要“致力于成为中国书业融合发展的领军品牌”，就是立足于打破传统实体店物理空间的限制而变成一个文化体验和文化消费的综合平台。

在总经理涂华的带领下，江西新华推出“新华矩阵”，传统业态注入了互联网基因。我们说“江西新华书店已经不再只是书店了”，这并不代表书店不卖书，图书销售仍然是主营业务，也是书店履行社会责任、传承文化的重要功能，而是说互联网让书店打破物理空间，不再只是一个多少平方米的实体空间。江西新华发行集团构建的“新华矩阵”，已成为一个基于互联网的复合业态的平台，如江西全省的新华书店已经打通了支付工具，购书卡可以在江西省内所有的新华书店享受到服务，无论是餐饮还是影院，亦或是数码文创类产品。泛文化产业有着更大的作为，因此我们说“江西新华书店已经不再只是书店了”。

□“经世致用”理念在内容生产与主业建设上有着不一样的表现，您作为中文传媒的总经理，在中文传媒的经营中，是如何将“经世致用”落实到企业战略和发展规划中？它对中文传媒又有哪些影响？

■内容和版权是出版的第一要素。我始终认为内容是出版业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但在互联网时代，是否拥有平台以及平台的优劣对内容的影响力与传播力显得非常重要。如果只是在一个单一、线性的逻辑上传递内容，不仅传不远，也传不开。由此，我提出“内容为本，平台为王”。这意味着任何时候内容都是出版的根本，但是忽视平台建设就可能导致内容传播效果不佳，影响力会打折扣。平台不仅包括传统的、物理意义上的平台，更多的是互联网平台。

这个观念对我们中文传媒的经营层有着深刻的影响。2013年，赵东亮董事长谋划“转型升级”，提出要加快文化与市场、科技、金融的融合。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团队来说，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巨大挑战，我深感必须“把准脉、调好弦、接地气、重实操”。现在看来，他的这一战略确实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操作性。

最近我常常思考，如果不是那个时候开始转型升级，我们可能还是一家业态传统的公司；如果不是那个时候推进并购重组，我们的经营边界可能还是局限在国内；如果不是那个时候开始结构调整，我们在当前的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或许会遇到更多的难题。

作为战略执行者，我常常思考战术上的问题——怎样才能使董事长的战略更好地落地。这几年我把我对战略的理解用简洁的语言分享给团队作为经营关键词，让团队有更强的方向感和路径感。

2014年我们提出“内外兼修、双轮驱动”，这一年是我们推动转型升级的起始之年。对内整合商业资源，打通经营屏障，重构商业模式，延伸产业链条，构筑经营平台；对外推进并购重组，加快和科技、市场、金融的融合，尤其是在互联网方面的融合。我们提出了“互联网+”的五个方向。这些理念在中文传媒的发行物流板块、艺术品公司、新媒体公司等业态上都有不俗的表现。

2015年我们提出“内容为本、平台为王”。我们进一步感到，如果没有强大的内容创新能力，出版传媒集团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我们深感中文传媒的发展有五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值得思考：一是在BAT已经成为互联网巨头改变了媒体产业赋权格局的态势下，必须要意识到其存在并与其融合，才能找到更强的存在感。二是当我们离中国文化产业舞台中心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更需要进一步考虑平台的整体发展规划。三是通过这些年的转型升级，中文传媒旗下的出版单位的发展格局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四是全国出版同行之间的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随着南方传媒、读者传媒等上市，中信出版挂牌新三板，中国出版集团等大型出版集团都开始逐鹿资本市场，对中文传媒来说无形中带来很大的竞争压力，因为资本市场上出版传媒的优质标的越来越多。五是内容生产传播渠道的方式已经并将发生更多变化。在这五大维度的考量下，我们提出了“内容为本、平台为王”。

2016年我们又提出“创新驱动、融合发展”思路，明确“传统核心主业、科技新兴业态、资本创新经营”利润格局三足鼎立的努力目标。可以说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一个目标。

写在后面

出版是“经世致用”的哲学，这确实是一篇大文章。对于出版文化以及文化出版而言，“经世致用”有着比其他行业更深邃的内涵和更宽广的空间、更长久的功效和更辩证的艺术。或许，这就是傅伟中说的“出版是经世致用的哲学”。这其中，的确需要处理好当下与长远、公共与个体、主业与延伸、内部与外部、内容与平台等的辩证关系。期待中文传媒“传统核心主业、科技新兴业态、资本创新经营”的目标一步步实现，也期待就“出版经世致用的哲学”再做对话和交流。 （王 婷/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