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副局长张拥军：去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要求出版社更加重视社会效益，这是出版业进一步向前更好发展的需要。各少年儿童出版社贯彻落实好《指导意见》，要坚持正确导向，提高把关能力；要提升出版质量，精益求精抓编校；要优化出版结构和特色，既鼓励出版社做大做强，又鼓励出版社走“精专特小”专业化道路；要切实做好主题出版，丰富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要扶持未成名作家，增强原创能力。

@少读工委主任、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李学谦：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事实上是相统一的。一方面，把社会效益放到首位，是社会对少儿出版的一个刚性需求；另一方面，没有经济效益也就不会有社会效益，少儿出版是大众出版，大众出版不传播，社会效益就无从实现。

落实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的要求，我认为对出版企业而言，更多的不是事后追责，主管主办单位可以根据产品来考核出版社的社会效益，企业应当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出版物生产的过程管理上。是否列入资助项目、国家规划，是否获奖可以作为社会效益考核的加分项，但是不应过于放大，社会效益的基本考核指标应当面向全部出版物。中少总社现在比较强调的，第一是选题规划，选题结构是否合理可行；第二是抓选题论证，是否严谨、规范，是否有进行市场调研等；第三是出版过程中的质量管理，编校是否合格，印装质量是不是绿色等；还有就是读者、作者的后期反馈。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总经理敖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很难有一个量化的体系考核。从童趣的角度讲，社会效益可能更多地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是出良心书，内容质量应该符合儿童出版的基本标准；第二是遵循“让我们自己孩子读的内容便是我们应该向社会提供的出版物”这样一个标准；第三，社会效益不能仅仅要求出版社，也要要求渠道。只有一个更加良性的出版生态，出版社才能源源不断提供优秀作品，才能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相统一。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张克文：传承文化、传承文明是每个出版人的重要使命。将社会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的路径也有多种，如政府将基础书目纳入公共服务集中采购范围、在大书城集中陈列等，但是这些措施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图书低折扣中标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希望能出台更为明确的社会效益向经济效益转化的路径，防止“两张皮”。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常青：我们希望社会效益考核指标政策出台以后能够带来出版生态的明显优化。同时希望统筹考虑社会效益指标和经济效益指标的科学合理搭配和必要调整，真正形成两个效益鞭策下的既有压力又有动力、能够有效调动出版社和编辑出好书的积极性的考核机制。

@新蕾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马梅：落实“双效益”原则上需要把握就“实”避“虚”。过去我们也经常提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但只是重在强调，态度上重视，落实上有些轻视，往往在执行的时候就有所偏离，会向着鼓励更有市场表现力的畅销书、常销书的倾斜，并且这种倾斜还会产生连贯性，所以之前主张的宜粗不宜细的考核方案在原有考核方案里也的确是不够用了。新蕾社花了些时间来修订、完善原有的方案。认识上，要认清在出版工作中落实社会效益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然，未来我们在讨论、策划、实现一些想法时，它都会是一个大前提。我们的目标是，考核要真正地发挥效用，加减并举，从以利润驱动转变为现在的价值驱动。

@广东新世纪出版社社长孙泽军：出版社近期刚跟集团公司签完任务指标。过去经济效益指标占七成，社会效益指标占三成。今年的指标是五五分，五成是经济效益指标，五成是社会效益指标。社会效益的指标有几个组成：获奖书、主题出版、市场占有率，今年又增加了全民阅读推广。集团把“可持续发展指标”，包括营收的可持续发展和利润的可持续发展直接作为社会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考核的变化对出版社会产生直接影响，从2014年开始我社就在制度上进行了一些调整，加强质量管理，还有对一般编辑不考核利润，但是考核入库码洋。

@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朱富民：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讨论已经持续多年，我认为，双效益的考核本质上是长期效益跟短期效益的关系。经济效益往往表现的是短期效益、眼前效益，社会效益指的是文化积累，对社会效益的重新强调是每一个从业者喜闻乐见的，这几年对文化价值的藐视、对编辑工作不尊重的风气希望能够得到遏制。 （李丽萍/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