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读史记”系列 张嘉骅编著/青岛出版社2015年2月版/29.80元（册）

（链接：内容详见本期11~12版《中外出版业合作模式升级》）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刘 亚

8月25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在第23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宣布成功收购英国ACC出版集团，完成国际化出版发行完整产业链布局，全面开启国际化战略。事实上，广西师大社早在2014年就以2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澳大利亚视觉出版集团。7月初，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开设首家中文书店——尚斯博库书店。这也并不是该集团第一次尝试资本输出，在此之前，浙版集团已在法国巴黎、日本东京建立了出版机构，在美国纽约等地建立了博库书城海外连锁书店和网站，旗下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还成功收购了澳大利亚童书出版机构——新前沿出版社。近日，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旗下长江传媒非洲公司——英爵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注册，成为中国首家落地非洲的出版机构，以肯尼亚为中心向东非乃至整个非洲辐射，搭建中非文化交流的平台。

随着中国出版业文化输出在资本和信心上的不断成长，中国出版业“走出去”的模式已经从单一的版权贸易输出升级到资本输出的层面。面对陌生的海外图书市场，无论是前期调研、市场拓展还是最终的落地，对中国出版社而言都是更大挑战，因此，国内出版机构在资本输出时通常会采取两个途径：一是投资或并购现有海外机构，用本土机构应对本土市场；二是与境外文化企业合作经营，利用对方的本土优势，实现中国特色图书产品的软着陆。

投资并购拓展产业链

在投资并购方面，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4年收购美国PIL童书生产商，堪称中国出版业跨国并购的典型案例。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公布的2015年度财报显示，PIL公司的全年投资回报率有望达到8%以上。此外，集团在美国纽约成立的凤凰美国控股管理公司，利用美元升值的趋势，购买不动产，先期配置了一定数量的美元资产，作为今后投资文化产业的资产工具，为凤凰出版传媒在北美的重组并购、产业拓展建立了一个基础平台。

对于浙少社而言，尽管新前沿出版社图书出版的体量不大——从2002年成立至今仅出书200余种，但其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拥有强大的品牌影响力，随着新前沿出版社2015年在英国成立分社，其图书出版的疆域也从大洋洲拓展到欧洲地区，更是让浙少社看到了其在欧美图书领域的价值，而其销售渠道与出版市场也为浙少社图书实现跨国同步出版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宣布收购英国ACC出版集团后，广西师大社党委书记、董事长张艺兵也表示，“ACC出版集团和澳大利亚视觉公司，将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国内的出版团队形成协同发展效应，推动海内外艺术与设计领域出版与文化的交流发展，特别是有助于中国艺术与设计类图书直接以国际化的出版发行渠道‘走出去’，有效进入西方主流渠道，进一步形成世界影响力。”同时，该集团旗下童书品牌“魔法象”也宣布将在克罗地亚成立全资子公司Magic Elephant Books，打开欧洲窗口。据悉，该子公司将聘请克罗地亚儿童图书出版商协会会长、克罗地亚最大的专业儿童图书出版社负责人卡斯米尔·候赛诺维奇为总经理，用了解本土儿童的视角来实现中国出版参与海外市场。

合作经营提升品牌效应

与投资海外现有机构不同，有些中国出版机构选择将分社开到海外去，与境外文化企业合作经营成为大部分中国出版企业的选择。一方面深度参与海外分社的运行管理，另一方面可以凭借合作机构的本土经验和影响力，拓展自身的品牌效应。（下转第2版）

（上接第1版）以接力出版社和埃及智慧宫文化投资出版公司合资成立接力出版社埃及分社为例，智慧宫出版社的创始人白鑫虽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埃及人，但他熟识汉语并担任阿拉伯出版商协会中国唯一代理。而且，中东是目前世界上人口出生率较高的地区，儿童图书的需求量很大，在埃及出版的图书可以行销22个中东国家。因此，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认为，“接力出版社埃及分社的创办将为中阿青少年读者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搭建一座桥梁，进一步促进中阿少儿出版的合作发展。”

今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色列分社在特拉维夫大学正式挂牌成立。该分社是中国新闻出版机构在以色列成立的第一家分社。5月，由人大社和罗马尼亚文化院共同建立的两国学术图书出版平台中国-罗马尼亚学术出版合作中心建立，旨在利用两家在中国和罗马尼亚的学术出版资源和版权销售渠道，积极开展学术著作翻译出版。

今年4月，中国出版集团在牛津大学图书馆中国中心中国研究分馆专门设立由中国出版集团冠名的阅览间，共收藏中版集团图书1万余种。8月，中版集团与牛津大学图书馆共同成立了翻译研究出版中心，设在牛津大学图书馆，将打造成为一个以英国为基地，以中国为主题的项目策划出版中心、翻译创作资源整合中心、版权代理中心、书探中心和学术交流中心。

对中国出版机构而言，寻求资本输出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存在不小的风险和阻力，无论是寻找具备外语和出版知识且熟悉所在地法律、金融常识的人才，还是培养了解所在国居民阅读喜好和习惯的编辑，对中国的出版机构而言，都不是资本能一包到底的，无论“借船出海”还是“造船出海”，仍须劈波斩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