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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大学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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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报道时间:2016/10/28 作者:李丽萍 徐潇然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李丽萍 徐潇然 采访/整理

编者按

在长期的政策扶持下,我国大学出版社无论是在数量与规模方面,还是在经济总量上都占据较大比例,尤其是对于高校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活动发挥着重要的辅助作用,成为我国出版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在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2016社年会暨第29届全国大学出版社图书订货会之际,特别采访了多位大学社社长或总编辑,探讨关于大学社转型发展的观念与实践。

作为单体社的大学出版社,面临着出版集团整合后所形成的区域市场分割和区域垄断加强所形成的压力。可喜的是,多数大学社积极巩固和拓展出版版图,依托大学的学术资源、人才资源和科研优势,谋求特色定位,坚持做强做优教育出版、学术出版等主业。同时,一些大学出版社还积极开拓其他出版领域及副业,创新发展模式。如在大众出版的多个细分领域,逐步确立市场主体地位;保持了较高的经济总量与品种数量;数字出版渐入佳境;“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发现不少大学社对于“十三五”规划提出了不忘初心,大学社应根植大学,增强服务教学科研的能力;积极探索“后改制时代”的体制改革路径;进一步推动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从自身实际出发,探索特色化发展之路等等战略思路与项目谋划,值得同业关注与借鉴。

坚持“守土意识”和人文情怀

■宗俊峰(大学出版社协会理事长、清华大学出版社社长)

大学出版业一大特色是在坚持大学品牌的同时大部分都很好地走出了市场化之路。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朝着“互联网+”的方向转型升级,大学社应抓住这一契机,立体化、多层次地探索适合自身的媒体融合模式,实现转型升级。在探索转型融合的过程中,大学社要坚持“守土意识”和人文情怀,把好图书出版质量关,更好地为大学教育服务;要依托学校充足的人才资源、智力资源、知识资源、教学资源和学术资源,使出版社从单一的教材提供者逐渐转变为面向教师和学生的学习内容的提供者和服务提供者;积极尝试新的营销技术,智能化地将优秀出版物实现精准推送,提升营销效果;最为重要的是,着力加强复合型人才的引进和队伍建设,为出版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持。

清华大学出版社以“精品工程”为龙头,加强“品牌群”建设;以“以人为本”为方针,建设高素质复合型人才队伍;以资本运作为基础,实现集团化多元发展;以优质资源为依托,推动整体数字化转型;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核心,构建“走出去”多元立体新格局。

在品牌建设方面,清华大学出版社坚持精品意识,不断升华教材品牌,坚持在计算机与信息、理工、经管人文社科、职业教育、外语、基础教育等出版领域做精做专,出版了一大批精品教材。

在新技术应用方面,以数字技术引领出版创新,努力实现从内容提供商向内容服务商的转型,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融合发展新格局逐渐形成。近年来,清华社综合运用数字技术,致力于布局数字出版,建立卓越平台,继数字出版门户网站文泉书局之后,启动“智学苑”“书问”“兆泰源”等数字出版项目,加强数字阅读与数字营销服务项目建设,尝试新的教材出版和教学服务模式,加强了官方网站、微信平台的规划与管理,积极探索传统出版向新媒体出版的转型之路。

在结构调整和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有效提升自身发展活力与核心竞争力,建立“集团化”架构,实施“人才强社”战略,成效凸显。“集团化”建设稳步推进,与多家出版社进行了并购洽商,成立少儿分社并投资成立了书问、智奕时代,收购了纸飞机、兆泰源等公司。目前,我社有7个分社、2个中心(学术出版中心、期刊中心)下辖8个子公司,建立了清华大学出版社北美办事处。

在产品营销方面,构建以传统渠道与院校代表体系相结合的市场与营销架构。积极探索网络营销与本地化服务相结合的教材“O2O”营销新模式。通过十多年的积累,“产品经理+ 院校代表”从本地化运营发展成立体化的营销体系,探索了一条清华特色的教材营销模式。

大学版协去年决定从今年起将全国大学出版社图书订货会名称更改为“年会暨订货会”,增加了工作研讨、学术交流的分量,拓展了这一大型综合活动平台的内涵;改为举行百家大学出版社万种精品图书展示会,年会的重心进一步向工作研讨和学术交流倾斜,强化大学出版的教育和学术特色。大学版协为开好新形式的订货会,开展了广泛的调研,认真研究会议的规模、会议的形式,做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创新在新形势、新出版业态下大学出版社订货会的办会形式。此次会议将利用现代技术与手段,汇集百家大学出版社的精品,在精品展示厅既可阅览精品书,又可在电脑上演示精品书,还可进行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数字产品的交流互动,体现了大学社创新发展的意愿与探索。

以精品学术为主体 教育出版、数字化出版协同发展

■金鑫荣(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

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出版方针是以学术出版为主体,教育出版和数字出版为两翼,即一体两翼的发展思路。坚持以学术为主体是一家大学出版社的文化责任和学术担当。 以学术出版为根本,以精品出版为灵魂的主业定位永远不变。将数字出版和教育出版为两翼,既可做到协同发展,又可引导转型升级。

在具体的经营中,我们始终认为,不能忘了大学出版社的“初心”,也就是精品学术的出版。南大社牢牢抓住精品学术出版这个核心,坚持以学术出版为主体,教育出版和数字出版为两翼,即一体两翼的发展思路。在“十二五”期间,以此为主轴,推动出版社的转型升级和综合效益的提升。

此外,针对互联网、新媒体对传统出版业的冲击,南大社大力调整营销队伍和营销体系,建立联合传统店面、网上发行、图书馆配,即“三驾马车”的发行格局。面对当前市场形势,大力推动网上销售,形成“线上线下,店内店外, 馆配零售”的立体化营销模式。凭借对发行市场的洞察分析以及方式方法的大胆创新,在上半年严峻的市场形势之下,南大社的发行营销依旧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当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快速发展,重新定义了人们获取信息、知识、能力的方式,对传统出版的冲击是全方位、深层次的。在此之际,南大社推出“互联网金融丛书”,针对支付宝等互联网支付、理财方式对传统金融业的颠覆和冲击,力求从理论上深入探讨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业的关系和影响,促进两者之间交流互通,从而建设更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

南大社在“十三五”期间会继续加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大选题建设。依托百年南大的学术根脉,继承东南学术的优良传统,南大社筹备了一批与之相关的重大选题。如“中国天地学思想史 ”,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中的重磅力作;“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 ”则将对中国古代的文献文化做一个系统性地梳理;“中华民国艺术史(3卷本)”依托南京作为中华民国故都,对民国时期的历史文化艺术有深厚渊源 ;“上海图书馆藏民国统计资料(影印本)”发挥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学科优势,是继推出《国民政府司法公报》、《汪伪政府公报》(地方卷)(中央卷)、《重庆图书馆藏抗战大后方调查统计资料影印本》之后的又一重大项目。南大社推出的“民国历史文献数字化出版平台”曾获中央财政部 2014年度财政部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将把民国文献资料作为立体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南大社在跨学科建设上,也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如“中国禁毒史”。此前,关于毒品的研究在中国学术史上较为稀缺,该项目历时五六年,参照了国内外很多学术界对中国毒品研究的文献资料和相关的研究成果,将会撰写一部完整全面的“中国禁毒史”,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

真正实现中国的学术文化“走出去”。南大社在“十二五”期间实现了近40项的文化走出去项目,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回归马克思》等6种图书获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3项学术外译项目。南大社的传统精品图书《中国思想家评传》有若干种输出到韩国、越南等地。南大社“十三五”期间将继续借助国家的政策导向制定相应的战略规划,借助精品图书出版项目“孔子新汉学丛书”等,通过专业机构南京大学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联合各个高校的一流学者,向世界展示中华优秀文化,共同继续做好文化“走出去”工作。

大学社适应市场化数字化“互联网+”

■李永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

近年来,传统图书市场增长缓慢,出版集团兼并扩张,大众阅读习惯改变,高校招生趋缓等都使得高校出版社的市场容量不断受到挤压,行业进入了深度的调整期,这对大学社的生产方式、运营模式和管理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

市场化、“互联网+”是中国商业环境变化的潮流所向。大学出版社作为经营性的企业,必然要适应这种潮流,不断深化内部改革,调整产业布局,以科技带动发展模式的创新,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新趋势。大学社的定位必须发挥依托高校的传统优势,不断强化学术出版品牌,精品战略导向做足专业特色,整合出版资源做强教育出版,融入数字潮流做好行业转型,打造出过硬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在创新发展之路上走得更远。

“十二五”期间,人大出版社在主营图书业务方面,“一体两翼”出版结构更趋合理,教材、学术和大众图书精品出版战略进一步彰显品牌形象。文科教材出版中心的地位进一步稳固。“新编21世纪系列教材”研发有序展开,覆盖了重要教育改革和课程设置领域,继续保持入选国家级和北京市规划教材的竞争优势。学术著作出版优势进一步凸显,出版了一系列有文化传承和典藏价值的中外大家文集。大众图书的发展思路实现了从主要依赖合作出版向自主开发的转型。在出版经营和多元发展方面,数字化战略、国际化战略、多元化战略得到较好探索和实施,取得阶段性成果。加强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的融合发展,成立北京人大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按照市场化原则,与数字运营平台展开合作,实现数字产品的销售盈利,并建立较完善的数字版权获取、内容编辑、授权销售、综合管理体系。定位中国学术出版国际名片,加强中外学术文化交流,树立人文社科高端著作版权输出品牌。

“十三五”期间人大社将努力建设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综合性出版集团,积极规划优秀出版工程和作品,争取参与和承担国家各级各类重大出版项目,争取更多出版奖项,坚持社会效益优先,正确处理质量、规模、效益的关系,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和出版结构;继续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逐步探索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国际出版模式与途径。

数字化转型是出版行业应对媒体融合的大势所趋。大学社要拓宽行业视野,积极应对数字化带来的出版变化。目前,大学社的数字业务整体还在起步积累阶段,主要集中在数字出版平台建设、数字发行渠道建设、数字内容转化、数字技术对出版流程再造等方面。

大学社要做好选择与创新

■阮海洪(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在市场化、“互联网+”环境下,出版行业变革中必然会在资本、人才和资源等方面进一步集中助长寡头和垄断的行为。但中小企业在细分市场的竞争力并不会丧失,可以通过特色发展在细分领域成就自身存在的价值。大学出版社大都属于中小型出版社,因此,在确定发展路径时要充分结合自身企业愿景、资源匹配和细分领域的优势。

在过去的5年间,华中科大社按照学术出版、教育出版、大众出版、数字出版划分业务板块,并根据各个业务板块的特性匹配资源和政策,为了提高管理效率,在若干细分方向打造特色和优势,建立了9个专业分社,给分社在产品决策、用人、管理等方面的决定权,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设立数字转型办公室。

“十三五”期间,华中科大社将继续深化改革和创新,重点在三个经营方向发力:核心产品既要延续传统更要超越传统;坚持文化创新服务,围绕文化大产业开发创新性的服务产品;坚持行业深度延伸,进行跨行业的深度融合。推进四项管理措施:管理团队建设。公司要在两年之内着重打造管理团队,大胆起用职业意识和职业精神强的优秀员工进入管理团队。第二,要有核心技术支撑,进一步提升信息化管理平台水平,提高工作效率;第三,实施行业联盟。在机构合作中大力开展开放式的联盟和有限的并购重组,围绕出版核心方向高效整合资源。第四,尝试资本运作,资本是纽带更是手段,项目是关键,与资本市场有效对接,才能更好与实现愿景相结合。

当前整个行业都在讨论并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但要认识到数字转型是过程,不是结果。数字转型依赖出版工具的革命,数字出版是内容创新的生产方式,是内容价值延伸的手段,内容的开发和制作始终是出版业的根本。数字出版关联项目的开发不是转型,是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的研究和探索。无论是纸质产品还是数字产品,都要依赖内容的原创和加工,出版社应该追求内容的创新,而不是盲目追求工具和手段的创新。将传统的内容产业发扬光大,在优质内容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工具和路径实现内容产品的规模数字制造、传播和应用才是真正的转型。

传统图书出版为主体巩固产品结构

■彭志斌(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

大学社发展既受国家宏观经济转型升级、出版政策变化影响,又要直接面对激烈而无序的市场竞争、转企改制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重建,面对以纵横联合、资本运作为特点的出版集团化、资本收购业态竞争,可以说出版行业特别是单体的大学社所遇到的挑战和面临的压力前所未有。身临这样的发展环境,大学社必须沉着应对并有所作为。

“十二五”期间,南京师范大学社进一步推进企业改制后的体制、机制创新,以适应转型升级发展的需要。根据集团化建设和“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产业园”建设需要,出版社进行了集团化组织机构改革,形成了幼教图书分社、基教教辅分社、图书研发中心为图书出版主体,以对外合作、数字出版为两翼的发展总战略框架。

在“十三五”期间,南师大社将继续以传统图书出版为主体,巩固并拓展基教教辅、教师教育、人文社科、高等教育、艺术教育等图书产品结构,推进幼教图书、基教图书、合作图书项目的公司化、实体性运作,同时实施“精品图书”战略。在学校支持下,南师大社将在承担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产业园建设中拓展发展空间,建立新的发展平台,建设与学校事业发展水平相称的、国内知名的、集团化运作的有特色的大学出版社,并努力建成“南京师范大学出版传媒集团”。

在数字出版方面,南师大社积极实施数字出版“平台服务”战略,加强与具备条件的机构或公司合作建立数字出版、营销支撑平台,为社内图书内容的数字化转化提供服务,同时合作研发多媒体数字内容产品和服务产品。在教育培训服务方面,实施合作经营资源互补战略,结合南师大社图书内容特点和优势开发培训项目在提升培训效益的同时维护并拓展本社图书产品的市场空间。 (下转第22版)






(上接第21版)

出版创新:调结构升品牌拓渠道

■张黎明(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在全球化、数字化、市场化环境下,大学出版社恪守“传播知识,积累文化,繁荣学术,服务社会”的宗旨定位,应对“互联网+”时代的变革,积极调整发展战略,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品牌价值,巩固并扩大教育、学术出版优势。“十二五”以来,北大出版社实施精品战略,以资源维护、开发和提升为重点,梳理、完善产品线,推进品牌形象整合。围绕大学教育与学术创新发展的前沿需求,加强优势资源在重点领域、重点图书群的积聚。推动数字化背景下的出版创新,把传统单向的没有联系的读者转变成能双向沟通的用户,在传统的纸质教材之外,拓展电子课件、数据库产品及教师培训等教学服务。

按照供给侧改革要求,北大社控制新书规模,优化结构,提高出版质量和效率,从粗放的品种规模扩张型增长方式向强调单品种效益的增长方式转变。为此,提出了“三升三稳两降”的目标:“三升”即产品质量、经营效益有所提升,职工收入合理上升;“三稳”即队伍规模、经营规模和生产经营成本基本稳定;“两降”即新书品种规模和非经营性费用合理下降。这一目标正在逐步实现,其中,2015年新书品种从2011年的1851种减少到1411种,下降23.77%,2015年净发货实洋达到3.9亿元,比2011年增长30%,新书当年平均销售实洋从5.38万增长到7.62万,增长41.64%。与此同时,新书出版结构也不断优化,教材和学术新书品种比重基本保持在80%以上,体现了北大社对教育学术出版定位的坚守。

北大社对渠道作出结构性调整,向构建线上线下渠道战略转型,从被动接受电商模式到主动布局电商渠道,实现线上线下互动。2013年根据互联网发展的需要,北大社在市场运营中心原有部门的基础上成立了电商部,将与三大电商(当当、亚马逊、京东)平台相关业务纳入其管理和服务。2014年下半年开始,为增强市场部的功能,加强网络营销的力量,成立了新媒体营销团队,加大互联网图书营销的力度。2015年进一步提升了电商部的职能,全国五大电商(在原有3家基础上增加文轩网和博库网)和所有新华书店、民营书店的网上书店纳入统一网络营销的信息发布和营销分享。部门职能的调整和加强很好地与市场的变化实行了对接,确保了营销服务工作的通畅顺利进行。

“十三五”期间,北大社将聚焦于产品及服务的品牌化、专业化、体系化和国际化,加强图书板块的规划管理。教材出版重点打造“博雅”品牌教材,为教学提供整体解决方案,促进优秀教学资源有机整合与合理运用;学术出版继续以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和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的出版实施为抓手,重点推进原创学术著作的特色建设,体现学术引领,占领学术制高点;优化大众出版资源,突出重点,既要内容健康,体现北大社品位,又要抵制低俗之作,减少平庸之作,杜绝粗制滥造。

近年来,“互联网+”纳入国家行动计划,教育数字化受到资本市场关注,高校教学逐渐适应数字化的新要求,也为出版业提供了崭新的发展空间。互联网带来的是挑战,更是机遇。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融合,或者说传统出版的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目前,不少大学出版社还停留在传统出版层面,尚未进行碎片化、标引和加工,无法进行数字化利用和二次开发,跨界融合和转型升级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北大社来说,出版数字化也是一个薄弱环节。将启动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建设,推进教材系列化、立体化、网络化,实现从教材出版者到教育服务提供商的转变。

深耕出版文化 探求数字融合

■华春荣(同济大学出版社社长)

在过去的五年中,同济大学出版社遵循稳健中求发展的原则,适度扩大出版规模,大力发展“城市土木建筑”品牌出版板块,完善“基础学科”“理工与医学”和“人文与艺术”三大特色出版的架构,通过内涵式发展,在专业化、特色化、精细化的道路上,打造了“城市与建筑出版中心”,形成“光明城”“城市地下空间出版工程” “新求精德语”等有影响力的出版品牌。但同济社在许多方面发展仍不完善,在目前经济下行的环境下,还要面对实体的激烈市场竞争和“互联网+”环境影响的双重压力。

要知道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已经重新定义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给传统出版带来的是全方位、深层次、颠覆性的冲击,报纸、期刊的冲击尤为明显,当然也是推进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需要创新发展。作为“十三五”开局之年,既是同济社传承继往,也是重新定位整装出发之际。同济社秉承同济大学提出的“建设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愿景,下一步将实施“精品化、数字化、国际化、市场化”出版战略。

在未来的五年之中,同济社充分依托学校学科和教学资源,进一步提升学校学科的影响力,为社会服务的能力。以“城市建筑”为出版核心,加强出版社品牌内涵建设,不仅完善城市建筑的知识出版体系,更重要的是传播城市与建筑文化和艺术;实施教材与专著并驾齐驱,以教材为“高原”,以学术专著为“高峰”,规划系列精品出版工程,在交通工程、环境科学、生命科学、基础科学上形成学术出版特色,服务于国家和上海的重大战略,服务学校教学科研、学术创新、咨政育人;在确保出版质量提升图书品质的前提下,适度扩大出版规模,上游抓好基金、补贴落实,下游进行市场细分,提升销售服务功能,有效提升出版社的经济实力。

坚持创新与融合,顺应出版融合发展的趋势。“互联网+”正逐渐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和工作方式,工作、学习、生活等一切已离不开互联网,已经到了数字阅读和纸书阅读平分秋色,纸质不再是知识和信息传递的主要媒介的时候,所以数字出版、出版融合早已不是做不做的问题,而是如何做、什么商业模式能成功可发展的问题。数字出版、出版融合已是我们同济社在未来重点探索和发展的方向。我们将紧密依托学校所拥有的数字资源与技术,与学校融合,发挥出版社资源聚集和出版的优势,先从“中国工程师史”、“城市地下空间”等特色品牌出版项目出发,探索建设具有国际拓展潜力的数字教育平台,创建专业数据库,构建知识服务平台,为专业用户提供知识/信息解决方案服务,继而延伸为科学实验课题、信息、成果分享合作交易支持平台。

同时,在全球化,学术交流、人才交流日益国际化的背景下,需要出版社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国际化战略,以提升传播能力,扩大出版市场区域。因此,我们社要借助学校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加强国际出版集团合作,与数字化、互联网融合,实现平台对接,真正做到全球组稿,世界发行。希望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能够把我社建设成为“国内领先、国际知名”、可持续发展的互联网+知识服务型大学出版传媒机构。

不忘初心 不辱使命

■蒋东明(厦门大学出版社社长)

大学出版社经过30多年的发展,似乎越来越清楚自己的发展方向。走专业化和特色化道路已成为大学出版社的基本共识。这是中小出版社在充分市场竞争环境下立足的根本,更是大学出版社自身的优势所在。大学出版社最有可能依托高校的学科优势,形成自己的出版特色,这是别人所无法取代的。今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各家大学出版社在研讨自己的发展规划时,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到应“不忘初心,不辱使命”这一话题。大家普遍认为,坚持大学出版社的教育出版、学术出版、文化出版前行方向,为高等教育的教学科研服务,正是大学出版社的存在价值和优势所在。

30多年来,一大批大学出版社应运而生且发展良好,成为我国出版界的生力军。想当年,作为大学出版社的主办者和唯一的出资人,最希望自己的出版社为学校做些什么,这就是办大学出版社的“初心”。办出版社是为学校多挣点钱,弥补办学经费不足吗?这方面只是锦上添花的事,但肯定不是第一位的。根据在大学社期间多年的观察,主办学校的历任领导和广大教师,最希望出版社能从出版方面为学校教学科研服务,这也是党和政府对大学出版社的期望。对大学出版社的任务,我曾总结四句话:“挖掘学术资源,整合学术力量,培养学术新人,传播学术成果。”这正是大学出版社创新发展“不变”的使命。

30多年,大学出版社也在不断地变化,这些“变”的主要内容,则是更加清楚,也更加有能力地发挥优势,打造精品。大学出版社作为自负盈亏的企业,要面对市场求生存,求发展,不能只靠喊口号。所以,初创时期的大学出版社,只能广种薄收,点滴积累。在迎来高校扩招的大好时机,大学出版社的教材出版都获得收成,奠定了比较殷实的家底。可以看到,脱贫之后,大多数大学出版社都选择依托高校的学术资源,打造自己的出版优势,进而形成特有的出版品牌。作为一名亲历者,我认为这种清晰的选择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很明智的。因为这种选择不仅要排除许多利益的诱惑,发挥自己的出版智慧,坚守自己的文化使命,更是体现一代大学出版人的出版境界。

变化还在继续。现在的变化内容,主要来自学术精品的锻造,出版队伍的培养,还有数字出版的纠结。面对这些迎面而来的挑战,我们厦大出版社考虑的还是,不忘初心,围绕自己的使命去开展工作。《台海文献汇刊》60册是《台湾文献汇刊》(100册)的姊妹篇,该项目被列为国家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项目,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反映厦门大学优势学科前沿研究成果的“厦门大学南强丛书(第六辑)”是厦大学术发展与进步的又一见证,是厦大人探索未知、追求真理、为民谋利、为国争光精神的一种体现;“大数据丛书”由两岸大数据研究专家携手共同打造,详细介绍了大数据领域最新最流行的相关技术,提供大量实用案例帮助读者快速掌握大数据分析方法;《全景福建》以中英文双语的形式介绍福建的山川地理、人文历史、民俗风情概貌,彰显福建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和建设成就,全书文字清新,图文并茂,融知识性、实用性和可读性于一体。此外,厦大社近期将推出《“一代一路”重要历史文献汇刊》《海疆剪报史料研究·东南亚华人华侨部分》(包括纸质书和数字化平台建设),《台湾研究新跨越》《厦门大学南强学术研究丛书》等等。为了出版社长远的发展,厦大出版社将对中层骨干进行集中培训,增强年轻人对我们这项事业的使命感和归属感。只要坚守初心,后继有人,大学出版社的事业便会不断前行。

一手抓转型一手抓内容资源建设

■马 来(西北大学出版社社长)

创新发展就是追求有质量的发展,摒弃单纯的数量增长,把发展的“快”建立在“好”的基础上。对大学出版社来说,创新发展面临诸多挑战,特别是在互联网信息技术改变社会环境,重塑出版业的步伐不断加快的形势下,大学出版“+互联网”更为迫切,这个“+”不仅是技术,更是艺术,作为投资开发,要有充分的资金,要找到科学的方法;作为一项创造性的活动,出版从业者没有从业的优雅与从容,是难以做到的。而资金保证和从业的“优雅与从容”涉及现行出版环境的外部改善,包括国家的支持、税收的减免等措施,把文化作为一项国家重要的战略产业进行培植。目前大学出版面对大的出版集团的挤压、行业竞争的市场无序而出现的单打独斗的紧张忙乱,以及转企改制后缺乏有效的企业治理的组织结构,这些都成为大学出版社实现创新发展应对的挑战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市场化、“互联网+”环境下,大学社要一手抓转型、一手抓内容资源建设。固守传统是不行的,新形势下应该看到传统出版在走向式微,读者被改变了,出版社不能不改变,用互联网技术重塑出版流程,创造出新的业态,是顺应时代的必然选择。在这一过程缓慢进行之中,依托传统出版,着力构建内容资源仍是首要选择,没有内容资源,永远不会有市场。所以在内容上增强原创和提高创新,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西北大学社已经出版了《关学文库》,并正在实施国家“十三五”重点图书《史记研究集成》《全唐文笺校整理》,这些重点图书都需要3~5年才能完成的大型出版工程,这条路还很长、很艰巨。

在出版形态上,西北大学社在“十二五”期间开始尝试立体出版。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高等教育课程“课上课下”教学,也就是紧密结合互联网技术,建设课堂上和课堂下的教学资源。不过这个尝试仍处在根据用户需要的数字资源开发定制阶段,还没有开发出广阔的市场,作为一种出版业态还不够成熟。

大学社的数字化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试图以一个项目实现转型是不可能的,当然没有项目申请资金支持转型同样是困难的。项目实施总是一种经历,即使是失败的经历,和没有经历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把转型落在实处,关键在瞄准市场,这也许是可行的。对大学出版社来说,教育类图书是主业之一,教育类图书的数字化转型尝试,应该说,比一般图书更有条件,读者对象集中,信息需求清楚,数字化过程目标明确,更具操作性,个别成功的示范性带动可能会更强些。出版的主动、主导,会影响和改变需求,推动或创造市场。因此,大学社的数字化转型有相对潜在的优势。

做精做专海洋特色出版

■杨立敏(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社长)

作为中国海洋大学主办的中小型大学出版社,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以海洋领域图书出版为显著特色,以学术专著与高校教材出版为基本任务,以海洋科普及海洋文化普及读物为时代责任,兼顾旅游文化与城市文化图书出版的“专精特新”型大学出版社。无论是编辑队伍配备、发行业务拓展,还是激励政策的制定,都把高校教材出版、学术专著出版尤其是涉海类教材与专著的出版作为重点发展方向;巩固原有的非涉海类优势出版板块,如大学英语教材、高等教育研究类专著等,增强海大版图书的文化品位,提升图书质量。

“十二五”期间,海大社结合学校海洋学科综合优势与国家海洋战略实施的难得契机,把海洋科普与海洋文化图书出版作为新的发展方向,创立了“小海豚”海洋科普出版品牌。目前在该品牌旗下编创出版的图书达70余部,先后获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秀图书等奖项20余项,“十二五”期间海洋科普图书总销量突破100万册,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品牌效应日渐显现。

在数字出版转型上,海大社申报了“海洋科普全媒体出版及产业化示范”项目并获得了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支持,目前项目已经结题。项目成果之一的“海洋欢乐谷”数字媒体平台已经进入良性运行阶段,其下属的4个子平台:全国首家青少年海洋科普主题网站——“海洋欢乐谷”官网、“海洋欢乐谷”手机APP、“海洋欢乐谷”微博平台、“海洋欢乐谷”微信平台相互配合,网络影响力不断提升。

打造中小学海洋教育出版高地。为落实海洋意识教育“进学校、进教材、进课堂”,海大社历时3年,配合国家海洋局宣传教育中心开发了我国第一套中小学海洋意识教育系列教材“我们的海洋”,该套教材共有10本,目前,教材已经作为校本教材发行到北京、山东、四川、贵州、福建、海南、内蒙古等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其中海南省已于2015年将本套教材作为全省地方课程推广使用,成为海南全省中小学综合实践类必修课程,教材总发行量已超过70万册。为了配合教材的推广使用,海大社利用“海洋欢乐谷”数字媒体平台发布海洋科普文章、开发海洋意识教育课程课件、举办中小学生海洋知识竞赛、征文比赛等,使海大社中小学海洋教育出版板块不断优化,为提升全民海洋意识作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