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凯

“近代海外汉学名著丛刊”郑培凯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版/3549.00元（全97册）

晚清以来，西力东渐，西方文化思想的著作也大量译成中文，最著名的如严复与林纾的译著，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知识界与文学界，使得中国文化的思维脉络为之丕变。除了西方思想经典、文学与实证科学著作的翻译，以实证方法系统化探讨中国文史的域外汉学，也对中国学术思想界产生了莫大冲击，改变了中国学术的著述方法与取向。

“近代海外文学名著丛刊”选印20世纪上半叶出版的汉学译著百种，分为三大类：“历史文化与中国社会经济”、“语言文学与古典文献”、“中外交通及边疆史”，反映民国时期学术界重视西方及日本汉学研究的成果，借助他山之石，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意义，特别是开拓了传统学术忽略的领域。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学者如蔡元培、胡适都提倡“整理国故”，以理性实证的方法，对中国文化传统作出系统化的研究，是与这些汉学译著相辅相成的。这些译著除了介绍域外汉学的成果，还引进了崭新的学术研究方法与视角，有助于梳理中国文化传统的脉络，重新整合知识结构与学术体系。虽然这些学术著作不是中国学者的成就，无法纳入20世纪中国文史学术的主脉，但是从中文译本的影响而言，起码也应当视为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支脉或潜流，不容忽视。可惜的是，到了20世纪下半叶，因为两岸政治形势的变化，这些汉学译著，除了部分因王云五重新入主台湾商务印书馆，而得以在台湾做了少量的重印，在大陆的出版界，则完全受到遗忘，甚至在许多新成立的大学图书馆中也不见踪影。我们蒐集了上百部尘封的汉学译著，呈现给21世纪的中国学术界，一方面是为了铭记前人为推展学术而做出的努力，另方面也是为了提醒新常态时期的学人，学术发展有其历史累积的脉络，可以从中汲取历史经验，温故而知新。

说到“温故知新”与这批早期汉学译著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以见翻译域外汉学如何反映了时代精神，为融汇东西方学术思维，重新阐释中国文化传承，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一是域外汉学的研究对象，以中国历史文化典籍为主，属于中西文化碰撞期间兴起的“国学”范畴，与五四新文化人物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若合符节。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并赋予新的学术意义，是清末民初知识精英念兹在兹的心结。历史发展走到一个环节，时代的狂风扬起了批判传统的大旗，风中的英雄帮着推波助澜，却又无时或忘自己民族文化主体的未来，纠缠于“传统”能否“现代”的困境。域外汉学的出现，以西方实证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综合东西方各种语言文字材料，扩大了研究国学的眼界，即使无法打开中国文化传统是否走到尽头的心结，至少是提供了一个解惑的方向，在大雾弥漫的夜晚，看到了依稀渺茫的星光。

二是翻译域外汉学，有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吊诡作用，逐渐化解了中国文化思维中的自大心理与封闭心态，让唯我独尊的国粹基本教义派解除武装到牙齿的盔甲，转而吸收并接受西方实证研究的学风。民国期间新式教育制度的推行、学术体系的变化、大学学术专业的创建，具体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成立，中央研究院规划历史、语言、考古的研究领域，都与翻译域外汉学背后的旨意是息息相关的。因此，重新阅览这批民国期间的汉学译著，对21世纪的现代学人来说，温故而知新，不但可以窥知民国学人追求新知的心理状态，也会刺激吾人反思，认真思考学术研究方法与中国学术发展的前景，更进一步，探索文化传统的重新阐释与新知介入的关系。

虽然这套丛刊不能穷尽民国时期的汉学译著，但是，能汇集上百部自从1949年以来在国内不曾重印的学术著作，再度公之于世，总是功不唐捐的大功德。忝为本丛刊的主编，我面对这批民国学术材料，先是感到纷杂无章，有些原作者的学术素养也难副当前的学术标准，甚为犹豫。后来转念一想，这是上个世纪中国最纷乱时期的学术记录，也是民生凋敝，国势颓危，内乱外患交加之际，仍有许多学者孜孜矻矻，戮力翻译域外汉学，为中国学术的承传拓展新知的坦途，不禁肃然起敬，开始用心整理分类。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好在有学殖丰赡的诤友担任分卷主编，并撰写各分卷前言，实在是衷心铭感。道术之存亡，全在人心之向背。这批民国汉学译著重新问世，对我们生长在承平之世的学人，应当有激励的作用，为学术研究多尽分力，让中国学术发展更上一层楼。

（本文摘自“近代海外汉学名著丛刊”总序，有删节，标题为编辑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