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侯样祥(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著名文化评论家)
侯样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文化学者。1963年生于江西鹰潭。1986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同年分配到人民出版社工作。从事新闻出版工作20余年。曾任中国文化报编委,文化艺术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编审。为文化部高级职称评委,北京市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研究方向涉及历史学、科学人文关系学、艺术学、文化发展战略等。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历史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等报刊发表文章近百篇,其中《儒学与现代化》《图书馆喜忧录》《“科学与人文对话”学术座谈会综述》等6篇文章被《新华文摘》全文转摘。策划、主持、主编有国家“八五”规划重点图书“抗日战争史丛书”和国家“十五”规划重点图书《中国学者心中的科学人文》,前者于1995年荣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后者于2002年入选第六届国家图书奖初选。此外还出版有《中国文化产业学术年鉴》《科学与人文对话》《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对话》《我的人文观》《周国桢现代陶艺作品集》等。近年来,在中国美术馆、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等成功策划大型艺术展览10余次。
“双年展”的全称是“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双年展”,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已经举办三届,前两届分别于2012年和2014年举办,今年(2016)是第三届。显然,国内最顶级的综合性艺术研究机构能连续为当代中国工艺美术举办大型的作品展览,对促进和提高中国工艺美术的艺术品格和学术地位意义重大。当然,“双年展”在集中展示当代中国工艺美术的最新创作成果的同时,也成为当代中国工艺美术创作发展新趋势的风向标和晴雨表。仔细而全面地分析三届展会展览的约2000件参展作品,可以发现许多值得创作界关注、理论界研究的新的艺术现象和学术课题。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创作呈现出两大新趋向:“纯艺术化”趋向和“贵族化”趋向。如何理性而客观地面对这些新趋向,是艺术理论界不应也不能回避的问题。
“纯艺术化”趋向有利有弊
何谓工艺美术的“纯艺术化”趋向?就是指工艺美术创作有日益远离日常生活、放弃实用性,靠近诸如“诗书画印”等文人艺术,进而试图成为纯粹的精神性作品的趋向。中国当代工艺美术的“纯艺术化”趋向,主要表现在作品的“雕塑化”和“绘画化”两个方面。综观连续三届“双年展”约2000件作品,基本上非雕塑即绘画。
对“纯艺术”的追求是工艺美术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读中国工艺美术史或者中国美术史,都不难发现,工艺美术对“纯艺术”的追求,不仅古已有之,而且还是工艺美术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989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美术全集“(古代部分)60卷证实了这一观点。
“中国美术全集“(古代部分)是对数千年中国美术经典作品的集大成之作,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学术地位最高的一套美术全集。该书除1册“目录”外,在59册正文中,包括“绘画编”21册、“雕塑编”13册、“工艺美术编”12册、“建筑艺术编”6册、“书法篆刻编”7册。其中,“工艺美术编”仅有12册,只占全书的五分之一。但是,该书除了“绘画编”和“书法篆刻编”以外,其他内容如“雕塑编”和“建筑艺术编”等,几乎都是古代手工艺人的创造物或制造物。即使是看起来属于“纯艺术”范畴的“绘画编”和“书法篆刻编”等,也有不少作品是由古代手工艺人完成或参与完成的。如绘画中的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石刻线画等,以及中国古代书法作品由帖向碑的转换等。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品,在专门为美化日常生活器具服务的同时,还有与日常生活无直接关联的纯艺术创作。遗憾的是,长期对手工艺和工艺美术的误读与贬低,导致人们严重忽视了工艺美术的纯艺术性创作。历史事实证明:纯艺术性追求,并非文人艺术家的专利和独享,它同样是中国古代手工艺人的追求;纯艺术性创作,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中,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没有手工艺人的纯艺术性追求,中国工艺美术史甚至中国美术史都是不完整的。从这个角度讲,在当代工艺美术创作中,呈现的“纯艺术化”现象,是有充分历史依据和历史延续性的。
因此,需要说明的是,当代中国工艺美术创作的“纯艺术化”趋势,其积极面是十分明显的。其一,从艺术创作角度看,它不仅极大丰富、充实了我国雕塑艺术和绘画艺术等“纯艺术”的内涵和外延,而且极大增强了中国工艺美术的艺术性,对提升其在中国艺术史中的地位产生了积极的推动力。其二,从文化产业发展的角度看,艺术作品的高附加值要远远高于生活日用品,这是众所周知和毋庸置疑的,工艺美术创作的“纯艺术化”趋势,对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无疑作用巨大、意义深远。
为生活日用服务是工艺美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当然,切不可忽视和遗忘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在纯艺术性追求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追求,那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数千年的“工”的追求与宿愿。大量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历史上的“工”,主要是指手工艺。它是近代“工业革命”之前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制造业”。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士农工商”四大基本主体职业体系中,“工”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系,几乎可以说是古代第二产业的全部。在“制造业”即“工”的主导下,中国古代社会的手工艺以生产和制造百姓日常生活用品为主。至于工艺美术,则是这些日常生活用品的“装饰”性元素,其艺术附属性特征和地位显而易见。在这部分工艺美术品里,尽管也不同程度地追求着材质美、技法美、造型美、意境美和思想美,甚至有的作品还要胜过一些纯艺术性创作,但是其任何艺术追求都必须以不损害或改变产品的生活实用性为前提条件。从艺术创作角度看,这无疑会对创作者形成相当大的局限性和阻碍力,没有超人的技艺和本领很难“鱼和熊掌兼得”。长期以来,工艺美术品之所以被视为“下里巴人”之作,或许与这种注重“形而下”的实用性特征有着直接的关联。
然而,必须正视的是,工艺美术这种注重实用性特征的追求,与民间传说、乡间戏剧、传统民俗一样,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大众,从中得到“生活艺术化”和“艺术平民化”的精神享受。这恰恰是工艺美术比其他任何形式的美术都要更加崇高而伟大之所在。尤其是在传媒十分不发达的古代乡村社会,其意义与价值更加重要。从这个角度进行思考,近年来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大力提倡的“生产性保护”政策的价值和用意就更容易理解了。一句话,为生活日用服务是工艺美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纯艺术化”趋向加重弊端显现。综观前三届“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双年展”,不难发现,在工艺美术创作中,追求“纯艺术化”的倾向十分明显,甚至有越来越严重之趋势。在三届“双年展”约2000件展品中,绝大多数都属于艺术创作范畴,适合生活实用的屈指可数。即使偶尔有之,也因为被极端艺术化而基本散失了生活日用品的实用属性。至少在展品中,观众已经见不到诸如江浙一带农村普遍使用的雕着图案的对漆之审美功能和实用功能作了最佳诠释的朱漆马桶之类的展品了。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双年展”已经被主办方和参展方共同推向越来越远离日常生活、越来越以艺术创作和艺术作品为主的方向。或许中国工艺美术用几千年时间艰辛塑造的由美化生活和艺术追求两者共同构成的传统,就要在新时代被改变了吗?如何衡量这种改变的利与弊?这是一个当下难以解答的问题。
就目前而言,一些弊端已经显现。在追求“纯艺术化”过程中,工艺美术已经频现“数典而忘其祖”的倾向。一些创作者由于不曾认真阅读和深入领会中国几千年辉煌工艺美术史的缘故,当他们面对来势凶猛的西方现代艺术的冲击时,失去了文化自信,将中国工艺美术传承了数千年的独特技艺、民族传统与艺术风格弃之而后快,一切唯“外来者”马首是瞻,信奉 “凡是西方的便是艺术的”“只有西方的才是当代的”等错误观点。有的人甚至厚颜无耻到将对西方艺术的“模仿”甚至“抄袭”,视作自己所谓的“创新”,结果“糊弄”出一些既失去中国工艺美术之魂,又被西方主流艺术所唾弃的“搞怪物”。这种自掘坟墓式的所谓艺术“创作”或“创新”,不仅是艺品问题,更是人品问题。在当今这个“文化强权”和“文化霸权”的时代,一个民族,尤其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一旦失去了文化自信,是十分悲哀和可怕的事。因此,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已迫在眉睫。为了给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更多地保留些香火和血脉,艺术理论界已经到了必须重新反思和认真清理新时期30余年来所谓的中国现代艺术的时候了。
“贵族化”趋向是把“双刃剑”
与“纯艺术化”趋向十分类似,中国工艺美术的“贵族化”追求,亦是古已有之。说到“贵族化”追求,在中国工艺美术史里,“贡品”和“官作”是两个绕不开的概念和现象。因为它们直接促成了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品越来越“贵族化”。“贡品”是指由下而上的无偿赠送之物,如古代臣民或番属国奉献给皇帝的物品;而“官作”则多是指由官府直接投资和经营,并专门为官府生产各类物品的机构。首先,无论是“贡品”,还是“官作”,都是人类社会进入到阶级社会,尤其是集权政治时代之后的产物;其次,中国的“贡品”和“官作”史都十分悠久,有的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甚至更早;第三,“官作”尤其是“贡品”的范围十分广泛,几乎囊括了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第四,或者少、或者精,最好是少而精,是生产制造“贡品”和“官作”的共同原则和相同特征。
当代中国工艺美术创作驶上“贵族化”的单向快车道。“适当贵族化”是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主要特征。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陶瓷的“贵族化”历程是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本来陶瓷是古代百姓须臾不可离的生活必须品,然而自从成为“贡品”,特别是“官窑”之后,它的身份与地位便得到极大的改变和提升,“贵族化”倾向十分明显。具有633年官窑史的景德镇,即是中国陶瓷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官窑所在地,其制造物集中体现了中国陶瓷“贵族化”现象,直至今天景德镇“官窑”器仍然是人们可遇不可求的“尤物”。当然,官窑的设置,也给景德镇带来无尽的光环,直至今天仍然光芒四射。尽管如此,在中国古代社会,那些远离百姓日常生活、专供皇宫等社会上层享用的“贡品”或“官作”,毕竟不占手工艺和工艺美术的绝对多数,占绝对多数和处于主导地位的仍然是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
值得思考与研究的是,新时期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工艺美术这一持续了几千年的传统业态正在悄然发生巨变。综合研究与分析三届“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双年展”约2000件作品,便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古代相比,当代中国工艺美术创作的“贵族化”现象,已经呈现出有过之而无不及、遍地开花之势。尽管三届展览的展品在品种上并不齐全,在地域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叶落而知秋”“一斑窥全豹”,几乎可以说,在材料、工艺等方面越来越追求极致,在造型、意境、思想等方面越来越追求高品格,是所有参展作品共同的追求与特征。尤其是相当一批高难度创作和巨型创作,丝毫不逊色于古代任何“官作”,给人以望而生畏、敬而远之的感觉。显然,“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双年展”映射出一种趋势,当代中国工艺美术创作已经驶上了“贵族化”的单向快车道。如果说历史上中国工艺美术“贵族化”现象,更多只是与各朝各代皇宫的需求有着直接因果关系的话,那么当代中国工艺美术“贵族化”趋势,虽然有着延续历史的惯性因素,但更是为了满足全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大前提下,全民追求“贵族化”生活的现实要求。
危机与挑战促成工艺美术创作的“贵族化”趋向。如何具体而理性地看待当代中国工艺美术创作的“贵族化”趋向?应该说,当下中国工艺美术所面临的“传统消费群体正在快速解体”“资源性危机日益加剧”“一些传统技艺濒临失传”“作品思想的时代性困扰”4大挑战与危机,都是直接或间接促成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
“传统消费群体正在快速解体”,意味着城镇人口将快速取代乡村人口,成为工艺美术品最大的消费群体。毋庸置疑,城镇人口的艺术欣赏趣味会迥异于传统乡村人口,“纯艺术性”趣味的作品会是他们的主要追求;城镇人口的购买力也会显著强于乡村人口,尤其是部分高收入人群。这些都预示着,未来的中国工艺美术品会具有更加广阔而理想的市场前景。“资源性危机日益加剧”,则表明许多工艺美术品将因资源危机甚至枯竭而日益成为“紧俏商品”,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孤品”。“物以稀为贵”的市场规律和经济杠杆将会直接促使部分工艺美术品的价格大幅而快速上涨,其增速和涨幅或许要超过包括书画艺术品在内的一切艺术品。“一些传统技艺濒临失传”,意味着在工艺美术领域“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法则同样适用。不久的将来,一些品种将会因各种原因而自然走向消亡,另一些品种则会聚集和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与市场份额。在工艺美术界,一种“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现象或许会得到快速凸显。至于“作品思想的时代性困扰”,将会随着传统工艺美术人的逐渐觉醒,以及学院派深度而全面的渗入,得到快速而极大的改观。工艺美术品在题材上和思想上必然会发生大的飞跃,工艺美术品的艺术地位和价值会得到快速提升。所有这些都表明,在未来的发展中,工艺美术品的“贵族化”趋向必定会成为不可逆转之趋势。
工艺美术“贵族化”是一把“双刃剑”。从中国工艺美术发展史角度看,“适当贵族化”已经被历史所证实,是一种无害而有益的现象。景德镇陶瓷即是明证。“不惜工本、集中人才、选料优质、工艺精湛、挑选极严、数量有限、产品精致、非商品性”等等皆为景德镇官窑生产和产品的主要特点,因而官窑往往能成为一个时代的典范与代表。从中国陶瓷发展史角度看,官窑不仅丰富了中国陶瓷史的内容,而且提升了中国陶瓷在艺术史中的地位。值得肯定的是,官窑这种典范性和代表性,反哺了民窑的繁荣与发展。它们之间的相得益彰性特点昭然。然而,当下的中国工艺美术却有过度“贵族化”趋势。
工艺美术的过度“贵族化”,其后果会怎样?目前还难以预料。就目前的情势与走向来分析,过度“贵族化”已经导致了两个重大变化。其一,它将改写传承了数千年的中国工艺美术史的走向。众所周知,数千年来,中国工艺美术是由为百姓日常生活服务为主、为皇宫贵族生活服务为辅所构成的体系。而如今,随着工艺美术品日益“贵族化”,其为百姓日常生活服务的功能很可能部分地让位于现代化、工业化的流水生产线产品。目前大量塑料制生活日用品充斥着日常每个角落即是明证。持续了数千年的工艺美术史中的“百姓化”和“贵族化”之权重必然发生相应改变。未来的工艺美术史将是一场“独角戏”。其二,令中国工艺美术史长期引以为自豪的“生活艺术化”和“艺术平民化”现象行将结束。工艺美术“贵族化”的直接后果便是,产品越来越精致、产量越来越小、价格越来越昂贵,甚至“价值连城”的作品所占比重会越来越大。显然,对那些仍然生活在乡村社会的人群,甚至城市的低收入人群而言,工艺美术品将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会有相当大一部分社会群体失去他们的前辈世世代代享受了数千年的“生活艺术化”和“艺术平民化”所带来的“红利”。数千年历史形成的中国工艺美术的崇高与伟大,或许也会随之大大削弱,甚至消亡。
“纯艺术化”和“贵族化”或将引发工艺美术“大革命”。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中国工艺美术的“纯艺术化”倾向和“贵族化”倾向,实为互为表里的关系。一般来讲,工艺美术作品的艺术性越高,往往意味着材质、技法、造型、意境、思想等各方面的水平也越高,其“曲高而和寡”“高处不胜寒”的“贵族化”特征则显露无遗。反之亦然。
综上所述,中国工艺美术的“纯艺术化”倾向和“贵族化”倾向虽然发展历史并不长,但它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却可能是一次革命性的事件与现象。追求“艺术化”与“生活化”的和谐与统一、“贵族化”与“平民化”的和谐与统一,是中国工艺美术数千年与生俱来的内容和特性。然而,随着当代工艺美术领域“艺术化”对“生活化”的排斥、“贵族化”对“平民化”挤压,中国工艺美术将同时面临在艺术与市场两方面的巨变。传统的和谐与统一已经被打破,新的和谐与统一如何建构,是摆在中国工艺美术面前的重大问题。而随着“纯艺术化”和“贵族化”倾向的继续发展,必然会使数千年的“生活艺术化”和“艺术平民化”的历史理想行将失去支撑,成为历史的记忆,这无疑是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