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雕塑

■侯样祥（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著名文化评论家）

毫无疑问，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尤其是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从来不曾有过一个词能像今天的“大师”这样极度“时髦”。它几乎令整个工艺美术行业都为之兴奋、为之癫狂。在“世界瓷都”景德镇，流传着“大师”评选中的“明码标价”，如省级大师需100万元、国家级大师要1000万元等，数字可能夸张，但在中国工艺美术界，花钱买“大师”的现象却是客观事实。如此不惜一切代价，甚至冒倾家荡产的风险，也要拥有“大师”头衔，进而挤进更高级别“大师”行列，是当下中国工艺美术界很大一部分人的追求与梦想。于是，各种名目的“大师”堆积如山、数不胜数。坊间有个流传甚广的段子：在景德镇，一不小心就有可能遇到几个“大师”。然而，到底什么人才是“大师”？历史上的“大师”是什么样？如今的“大师”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学术理论界已经到了正视这一问题的时候。（链接：2016年11月11日第16版《从“双年展”看中国工艺美术新趋向》）

1 古典文献中的5种“大师”

在我国浩瀚的历史文献中，“大师”无论内涵还是外延，都不是一个确定性的概念。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典籍中的“大师”所指不同，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文献典籍中的“大师”所指也不全相同。

追根溯源，纵观中国文化发展史，不难发现，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下，“大师”是个历史非常悠久、内容十分庞杂的文化史概念。早在先秦时期，“大师”已被广泛记载，《诗经》《周易》《周礼》《春秋左传》《孟子》《荀子》等先秦文献都有“大师”的记载，即是明证。一直到近代和现代，在我国数千年的文献典籍中，从来就不曾中断过对“大师”的记载。通过对部分代表性古典文献中的“大师”进行初步的搜寻、梳理、归类、研究与解读，大致可以得出如下判断：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语境下，“大师”至少有5种解释，即一个团体、两个官职、两种人。

“一个团体”是指大部队，不单指某人。在《周易·同人》中，两次提到这种“大师”：“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同义的“大师”，在《春秋左传》中也出现过，如“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后大师继之，必克”。

官职之一，是指古代中央三种最高官职之一，与太傅、太保一起并称为“三公”。这种意思的“大师”在《诗经》和《春秋左传》中都有记载。《诗经·小雅》中有“尹氏大师，维周之氐”；《春秋左传》则有“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这里的“大师”即“太师”。

官职之二，是指古代一种乐官。在古文献中这种记载更加广泛，如《周礼》中有“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孟子》有语“召大师曰：‘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荀子》则有“修宪命，审诗商，禁淫声，以时顺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大师之事也”。后来的《汉书》中也写到：“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唐代学者杨倞在《荀子注》中说：“‘大’读‘太’”。

两种人之一，原指佛的十尊号之一，后衍变成对僧人的尊称。《瑜伽师地论》卷八二有文：“解释次第者。谓能善教诫声闻弟子一切应作不应作事。故名‘大师’。又能化导无量众生令苦寂灭。故名‘大师’。又为摧灭邪秽外道出现世间。故名‘大师’。”而唐代房玄龄在《晋书》中则有如是文字：“（姚）兴曾谓罗什曰：‘大师聪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种少嗣’。”更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庄季裕在《鸡肋编》中的记载：“而京师僧，讳‘和尚’，称曰‘大师’。”可见称僧人为“大师”，在古代社会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最后一种，是对学者的尊称。司马迁在《史记》中最早记述了这种“大师”。在《史记·儒林列传》中有文：“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这种意思的“大师”，直至清代，总体上没有多大变化。如清代文人陈康祺在《郞潜纪闻》中就曾抱怨“大师”称谓之混乱：“二百余年来，讲堂茂草，弦诵阒如，词章俭陋之夫，挟科举速化之术，俨然坐皋比，称大师矣。”而胡适则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第一句话便说：“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表现出来”。可见其为“大师”后继乏人的担忧。

通过对上述古典文献和“大师”关系的大致梳理，不难发现，记载一个团体、两个官职的“大师”的古典文献更多出现在先秦时期，而给“大师”赋予更多文化内涵则始于司马迁的《史记》。显然，第一种“大师”本来就不是一个固定指称，而是泛指，与艺术无关。第二种和第三种都可读为“太师”，是古代社会的官职称谓，前者为行政官职，后者则是业务（乐）官职，但是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中，它们都已消失，没有传承。值得关注的是第四种和第五种“大师”，它们不仅从古代一直走到今天，而且其内涵与外延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

2 “大师”称呼一向谨慎

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语境中，“大师”至少有5种解释，但没有产生过一个得到广泛认同的“大师”；这5种解释后来发生了分化，有的彻底从当代语境中消失，有的则仍然活跃在当下。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史角度讲，通常意义上的“大师”，指的是其中两种，即学者和僧人。那么，当今的学术界和佛教界又是如何面对“大师”的呢？处处可见谨慎二字。

国内学术界是怎样看待“大师”的？21年前，我在《中国文化报》做记者。那年是孔子诞辰2545周年，为了获得一场为纪念孔子而召开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参会券，我以《儒学与现代化》为题，全方位、立体地对著名历史学家杨向奎进行了一次长篇学术访谈。该访谈文章，先是全文发表在当年《文史哲》杂志第三期首篇，之后被同年的《新华文摘》第八期全文转摘，再后来又被次年的英文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第四期全文译成英文发表。得以顺利参会，还荣获如此的学术殊荣，我将这些归功于杨向奎非凡的学术贡献与学术地位。

然而，当我再次拜访杨向奎并情不自禁地称他为“大师”时，他不高兴了：“我不喜欢这种称呼！我的老师顾颉刚先生和傅斯年先生都学富五车，却从没有称过‘大师’。当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都是不可多得的大学者，人们只是称其为‘四大导师’之一，也没有称‘大师’。我怎么可以称‘大师’呢？”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有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显然，杨向奎心中的“大师”，与梅贻琦所言“大师”，应该为同一级别的概念。巧合的是，当年在与季羡林、张岱年、汤一介、庞朴等大学者接触中，也都得到过类似的观点与说法。

在学术研究领域，直至2000年前后，仍然有着这样的共识：“大师”是个非常崇高而神圣的称谓，高文凭与高学历未必能成“大师”，教授或研究员也未必能成“大师”，甚至学部委员和两院院士仍未必能成“大师”。事实上，直至今天，在学术研究领域，能称或敢称“大师”的人仍然十分寥寥。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国内学术界对“学海无涯”的理解和敬畏程度。

佛教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作为外来宗教，在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它成功实现了华丽转身，并与中国土生土长的儒、道一起，共同构建了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体系。在中国文化史上，佛教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崇高地位。

以我国台湾佛光山为例。2010年5月，“星云大师一笔字书法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这在星云大师的大陆文化之旅中，具有“破冰”性的重大意义。因为此前星云大师的一切活动，哪怕是文化活动，都被严格限制在首都北京以外。为了配合这次重大文化活动，我有幸参与了《星云大师一笔字书法（特辑）》画册的策划与出版工作。在佛光山体系里，除了星云被称为“大师”之外，其他人统统都称为“法师”。巧合的是，佛教经典《瑜珈师地论》，其翻译者是唐代玄奘；在该出版物的封面上，给玄奘标示的并非“大师”，而是“法师”。“一斑而窥全豹”，与学术研究领域一样，“大师”在佛教界同样是崇高而神圣的。

3 “大师”用法初现工美

在古代文人士大夫笔下，“大师”不包括古代手工艺人。“大师”内涵与外延的突变，始于20世纪80年代。将手工艺人和棋手等纳入到“大师”范畴，为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大师”注入了新的内容。

我国古典文献中所记载的5种“大师”，都与手工艺人和手工艺行业无关。值得注意的是，以古代手工艺或手工艺人等为主要记载对象的相关历史文献，除了偶尔记载几个手艺人的姓名外，同样难觅“大师”踪迹。如果一定要从历史文献中找出文化传承关系的话，恐怕只有《周礼》等文献中记载的第三种“大师”即“古代乐官之长”，多少与古代手工艺人有一点关系。因为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乐”与工艺美术同样属于艺术的范畴。但是，从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内容构成看，《周礼》实际上是一部以叙述先秦时期各种官职及其相应职责为主要内容的典籍。“大师”只不过是“春官”诸多官职中的一种，而与古代手工艺关系更加密切的《考工记》，却被列入到“冬官”里。基于以上事实和分析可知，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手工艺人总体上被排斥在“大师”之外，是个不争的事实。

然而，人类文化的创造、保存和传承方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以文化典籍等为主的文人文化，一种是以工艺美术品等为主的民间文化。即是说，在人类文化的创造、保存和传承过程中，作为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等四大主体职业体系之一的“工”即手工艺人，及其创造物或制造物，本来就占有不可小觑的半壁江山。1989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美术全集“（古代部分）60卷，所收作品的一半以上都出自古代手工艺人之手，即是明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数千年来，特别是文人士大夫逐渐占据了绝对的话语权以来，手工艺品与生俱来的民间性、乡土性、实用性等特征，致使其一直被主流文化视为“下里巴人”之作，备受歧视、贬损与排斥。因此，在古代文人士大夫笔下，“大师”不包括古代手工艺人，就不足为奇了。

“大师”内涵与外延的突变，始于20世纪80年代。这与当时发生的两个重大事件有关。一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评选，二是棋类“大师”和“特级大师”的评选。显然，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下，首次将手工艺人和棋手等纳入到“大师”范畴，是对上述几千年中国文化史之缺陷和错误的一种重要弥补和强力纠正。这种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与时俱进的做法，为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大师”注入了新的内容，它体现的是一种文化公平，无疑是值得赞赏的创新之举。时代变迁与语言变迁之间有着相当深层的关联由此可见一斑。

近30年来，在庞大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群体里，出现了许多“德艺双馨”甚至完全可以与历史上的“大师”比肩的“大师”。他们以天然原材料为主，采用世代相传的精湛的传统工艺和技术，以手工制作为主，创造出了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具有历史文化传承意义，并自成风格和流派的作品。他们的“巧夺天工”，不仅有效地继承和发展了我国传统的物质文化，而且还有效地传承了我国极具文化价值的非物质文化。从他们身上我们隐约看到了“古代乐官之长”的丝丝影子。

4 工美“大师”乱象丛生

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是，与学术界对“学海无涯”和佛教界对“佛法无边”的深深敬畏不同，我国工艺美术界似乎对“艺无止境”缺乏足够的理解与敬畏，“大师”的泛滥即是明证。

近30年来，中国工艺美术界在面对“大师”时，无论是评定者，还是被评定者，总体呈现的是一种“无知者无畏”的“文化缺失者”情状，而且越来越肆无忌惮。在全国各类、各级不规范的、名目繁多的“大师”评定推动下，已经造成真假难辨的“大师”“满天飞”。从人类文化发展史角度看，这无疑是一种“文化灾难”，其一直不被主流文化所认可也在情理之中。不仅如此，“大师”泛滥必然导致“大师”文化含量的急剧下降。

事实上，“大师”的泛滥，已经使“大师”从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数千年中国文化史为“大师”所积攒的深刻文化与历史内涵即将被稀释殆尽，“大师”曾经拥有的崇高而神圣即将消失。客观地讲，当下的“大师”已越来越与普普通通的手工艺人没有太大差别。“大师”即是手艺人。真是“此大师，非彼大师”啊！如果中国工艺美术界不能立即悬崖勒马、改邪归正，“大师”很可能会与“小姐”一样，当其极具优雅而高尚的内涵被逐渐磨蚀之后，距离其成为众人皆不齿和不屑的负面用语已经为时不远了。届时，“大师”的掘墓人一定是中国工艺美术行业自己。有所区别的是，“小姐”的变质是在完全非官方化过程中实现的，而“大师”的变质却有着十分明显的官方助推因素。而这可能是当年的决策者所始料未及的。“大师”的蜕变告诫人们，任何决策都要有历史性和预见性，正所谓“知（智）者见于未萌”。

值得庆幸的是，对于“大师”突变，以及“大师”乱象，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新闻界“连篇累牍”地报道与批评，即是一例。其实，对“大师”突变和乱象，更深层次的忧虑，还是来自工艺美术行业内部。因为这些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颠覆与损毁，更是对一些真正具备“大师”气质的工艺美术人的玷污。中国工艺美术，绝不能因为一个不恰当的称谓，影响到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这是行业内有识之士的共识。

5 “会员”比“大师”更恰当

提出问题不易，解决问题更难。显然，从艺术文化学角度论述“大师”的前世与今生并非最终目的；从数千年中国文化发展史角度出发，为当下的“大师”乱象进行可能的诊断，进而找寻一条切实可行的治愈之道，才是真正目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等都是我国当下覆盖面很广、影响力极大的社会组织。在这些协会里，不乏振聋发聩的大家人物。然而，在这些组织内外，人们从来不曾称“大师”，只称“会员”。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就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就中国工艺美术而论，它既是美术的范畴，也是民间艺术的范畴。因而，如果将其从业者纳入中国美术家协会，或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是个不错的选择。当然，出于中国工艺美术家队伍之庞大与特殊，他们既不完全等同于民间文艺家，也与美术家有所区别，因而独立建构全国性的“中国工艺美术家协会”，协会所有成员一律称“会员”，或许是使其“名正言顺”的切实可行之办法。借用鲁迅的“救救孩子”，来呼吁业界“救救大师”，绝不能让“大师”重蹈“小姐”的覆辙！

（因篇幅所限，本文发表时有删改，注释全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