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军

主题出版是机遇也是挑战，现下，主题出版已经成为图书选题策划的一个重要方向，几乎所有出版单位，从主管到普通编辑，无不关心此事。但从浩瀚的品种量，盲目拥推和跟风迹象明显的出版情况看，必须有一个坐标来引导、比照。

比较之前的出版物，主题出版不仅要有好的思想，还要具备好的品质。这里所说好的品质，是指能吸引人的表述方式。笔者做文学编辑多年，现就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板块几十年的发展，来谈谈对于主题出版的认识。

人文社甫一开创，即以国家的主流文化建设为己任，在很短的时间里，接连出版了《平原烈火》《铜墙铁壁》《风云初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三千里江山》《保卫延安》等一系列小说，还包括艾青、田间等人的诗集，巴金、丁玲、冯雪峰等人的散文集。流传范围广，行销时间长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书，是抗美援朝时期出版的，“解放军文艺丛书”之一。1959年，建国10年大庆，人文社响应号召，及时推出“建国十年优秀创作选拔本”，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王汶石的《风雪之夜》、乌兰巴干的《草原烽火》等，都由此诞生。当时没有主题出版这样明确清晰的方针指引，这些出版行为是在摸索中成就的。当然也有一些失败个案，作品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总结既往，为我们践行新时期的主题出版提供了足以汲取的经验。

首先，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集束成规模出版，形成带有爆发力的影响。人文社最早出版的丁玲、柳青、孙犁、杜鹏程等人的小说，是以“文艺建设丛书”的阵容面世的。如今，还被热读的《铁道游击队》，和被出版社争版权的《红日》，都是1958年前后，作为“新创作选拔本”丛书推出的。这些不间断列阵推出的出版行动，不仅给出版社带来了良好的声誉，也引领了一时的文学创作，推动了国家的主流文化思想建设。

其次，下力气打造，认真扶持，主动给高精神层面的作品添加相当的艺术水准。主题出版，主题在先，但并不意味适合主题的稿件，就能直接拿来出版。好素材得有好的讲法，才能引人入胜，才有生命力。人文社出版的《长征》，既应和了历史壮举纪念活动的景，也打造了一部影响广泛，可以传之久远的经典作品。

有编辑抱怨，现在的作者只重影响力，或个人趣味顽固，很难就稿件进行严肃和有价值的沟通。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但也不无道理。成名的作者，风格取向都已确定，加之个人阅历和体验的不同，很难在短时间内，理解和表述某一具体主题。有效的做法是，编辑掌握一批身份背景不同的作者，根据不同事件和主题，约请不同的作者操笔。比如培植适合的新人新作，《林海雪原》作者曲波，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写作完全业余，人文社的编辑就是根据当时社会需要，选择了他的作品，花大功夫，把一部剿匪记，改造成了一部至今热销的文学作品。《青春之歌》是处女作，作者杨沫也是业余出身，她有一篇回忆文章，记述了当年怎样在冯雪峰等老编辑的指导下修改作品的故事。

现在出版周期加快，我们已经很难重现前辈编辑的那分从容。如果稿件自身不够成熟，培植又缺乏外在充裕的支持；又或一个任务就在眼前，而编辑手边又没有适合的稿件，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怎样去实现主题出版呢？由此，引发第三个问题，做好主题出版要有前瞻性。如何建立前瞻性思维，以个人的观察和体验，是在把握市场之上，观察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注重国家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以王树增《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系列图书为例，每一本都非一年之功，却实实在在地赶上了历史需要的时节，既传递了可歌可泣的精神，同时也赶上了人们通过非虚构读品回望来路的热潮。

2008年汶川地震，举国震动。人文社紧急调集几个编辑室编辑，组织校对、印务人员参与，仅用6天出版了诗集《有爱相伴》。那一年，出版的抗震诗集不止一本，而《有爱相伴》却是成功的，获得了多项荣誉。这给出版社一个思路，遇有紧急情况，围绕具体选题，打破惯常机制，搭建临时队伍，是在前瞻性之外，完成主题出版任务的又一个有效方式。

主题出版是一桩需要胸襟的事情，尤其是在版权竞争激烈、市场压力大的今天。比如， “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丛书的成功，这套书是人文社出选题方案、花成本，联合几家掌握百年来经典作品版权的出版单位共同制作。本人作为联络人员全程参与，目睹了其间的复杂与辛苦，也体会了各出版社忘我协作的精神。这套书成绩是骄人的，不单在世纪之交展现了出版业的风景，也为读者画出了有中国气派作品的坐标。

主题出版不是要人们凑一时之热闹。主题出版的关键点在于围绕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围绕特定的主题展开，出版物的内容涵盖了重大活动、重大事件、重大题材，以及重大理论问题，同时对图书品质有着较高要求。在《我的文学情缘》里，习近平同志特别提到：“当前存在一种‘羊群效应’，这边搞个征婚节目，所有的地方都在搞谈恋爱、找对象的节目。看着有几十个台，但换来换去都是大同小异，感觉有点江郎才尽了。还是搞点有质量、有特色的东西。” 对于出版人，主题出版需要的，就是对于国家发展的忠诚，对于国家思想文化建设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