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晓 雪

“10多年前，在制定‘十一五’新闻出版规划时，我们就超前地把数字出版列入了重点内容，经过充分论证确定了9个国家数字出版的重点工程项目，规划建设一批数字出版高新技术园区。”在刚刚举行的“中国数字出版创新论坛”上，这段话出自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致论坛的贺信。如果从“十一五”算起，中国的数字出版业迄今已经走过了逾10年。

由中国出版协会、北京市贸促会、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联合主办的“2017中国数字出版创新论坛”，成为政、产、学等各界研讨数字出版未来10年发展的一次脑力激荡。论坛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数字出版司司长张毅君介绍说，他所在的数字出版司是2008年设立的，到现在也刚好10个年头。

下一个10年，数字出版将遭遇哪些技术

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在此次论坛上表示，“十三五”时期，是我国从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转变的5年，是新闻出版业全面升级转型的5年，也是传统出版和新型出版融合发展、初见成效的5年。当前信息技术革命性的进步，深刻影响了新闻出版业的生存与发展。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理念在出版业的应用，新闻出版业的技术手段、载体形态、传播方式、传播效率均将发生巨大变化。

“从2017年开始，数字文明进入第二个阶段，我把它称之为‘化学阶段’。”在中国数字出版创新论坛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规划发展司副司长李建臣作出如此判断。他提出，数字文明的第一个阶段——物理阶段，是以互联网、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为标志和特征。第二阶段即“化学阶段”是以虚拟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为特征，化学阶段将对传统行业进行质的改变和颠覆性的改造。“当历史车轮驶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迎来人类文明的一个新的形态——数字文明。数字文明相对于工业文明而言绝不仅仅是解放了什么和打破了什么，而是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那就是虚拟世界。”李建臣说。

李建臣进而表示，如果把数字文明时代划出一个分水岭的话，那么分水岭的一个里程碑就是区块链。2016年中国出版图书近50万种，与上年相比，图书品种增长5.07%。在数字技术的冲击下，中国的传统出版仍然连续2年走高，还在正向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网络存在道德风险。“网络上的信息，可能很不确定，可能只存在几年，你需要时可能就没有了，它不足为凭；但是印在白纸黑字上的东西，1000年之后，成为历史文物的时候，拿出来也可以成为证物。但是区块链技术解决了这个问题，区块链对作品的形成和版权提供了强有力的数字保护。”

李建臣提出，信息传播业是一个高度倚赖技术进步的行业，未来，5G、量子计算机等新技术对信息传播业将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其信息传播方式可能与今天完全不一样。“我们出版传媒业的大海在哪里？我们的目标在哪里？我认为就是智能化传播，为我们的消费者提供智能化的传播，这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最终趋向。”李建臣说。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沈阳认为，未来我们会从“媒体”发展到“体媒”。从互联网的发展来看，今天的内容主要通过文本和视频来展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比如智能衣服的物联网，我们的大脑可能会直接联到互联网的整体知识平台中去。这个时候我们以前的媒体就变成了体媒，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就是一个联网的设备。从这个角度来说，万物皆是媒，万媒皆物。我们会发现，人本身也成为了一种媒体，也就是说，人以前是驱动外物来进行媒介的交流，最终会演变到直接使用我们的思想来跟我们的网络进行交流。

技术重塑了教育，技术也重塑了出版。作为具教育和出版双重产业属性的北师大出版集团实际上已经在逐渐“进化”。该集团总经理助理姜钰，同时担任着总局重点实验室主任的角色。他认为，出版业除了意识形态的属性和产业属性外还具有信息属性，要从一种物种变成新的物种，是需要进化的。进化的过程一是渐变，即一点一点地改变我们的各种生产要素，慢慢从旧的发展曲线变成新的发展曲线。进化还需要的另一个过程是突变，对他们集团来说，就是成立一个全新的机构，重新建立一条发展曲线。不过，在北师大出版集团，目前这两种模式同时存在。

下一个10年，需要解决哪些关键问题

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院长陈丹提出，人才极度匮乏，已经成为制约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重要瓶颈。这种匮乏既包括数字出版类人才在数量上的匮乏，也包括产业相关人员知识结构的匮乏。下一步为了更好地发展数字创意产业，人才培养是个关键问题。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傅伟中提出，中国由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迈进，或者说建成数字出版强国，还需要解决3个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技术创新。首先，全国共有584家出版社，年产近50万种图书，却没有一个基于物联网的大数据。我们所有生产的图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读者对一本书的阅读分析行为是什么样的？都是基于我们经验性的判断，或者来自于某一个有限的物理空间的数据，而不是互联网的大数据。其次，我们对内容生产十分重视，但在内容分发、筛选上仍然没有建构起一个独角兽式的品牌。

第二个挑战是企业的利益。现在的出版机构更多地还是把自己固化屏蔽在一个传统内容生产者的角色上。他认为，互联网的时代，未来一定能出现一个集内容生产、分发的大平台，换言之，未来的出版企业应该是信息服务和创意产业结合的产业集团，而不仅仅是出版商或者出版全媒体。

第三个挑战是商业模式，在互联网生态和语境下，无论是做书、办杂志，还是纸媒，都揭示了出版行业依然停留在传统的商业模式里，在这一领域应该发生颠覆性的革命，才能够在互联网的语境或者生态下得以生存。

沈阳甚至提出，颠覆这个产业的人都不是这个产业的人。“我个人认为，对出版行业来说，改变这个行业的人应该不是来自这个行业的人。所以出版业需要做跨界融合。”

“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对于内容产业来说，体制内外对人才都可以用得很好，因为内容人才他们本身对于体制的相容性是比较高的。但是技术人才基本上大量地集中在互联网企业里。所以，随着技术发展，我们所谓的内容产业按照大的趋势来说，应该被更多的互联网产业所主导。但是互联网对出版行业冲击有多大，出版行业也会有多大的响应力度。”沈阳说。

腾讯公司文化产业办主任赵治提出，进入21世纪以后，有3个相对独立但又是相融共生的现象，就是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具体到数字出版领域，会在3个环节上进行了一些提升和改变，即内容的生产、内容的传播和内容的消费环节。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从商业模式的角度谈了未来数字出版的难点。他说，大家看数字出版，很容易把它想象成“变成数字出版”、“从传统的媒介变成新的媒介”，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把新华书店所有图书都换成电子版，会发生什么变化？结果是没有变化。这里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平台的问题，在这个新的平台上又有无数人在阅读，它的商业模式一夜之间就发生了变化。

同时，陈少峰认为，去中心化根本不可能实现，平台做得越大的公司越来越集中化。原来全国有无数的大型媒体，现在貌似只剩下BAT（百度阿里腾讯）。BAT们有互联网的基础，既整合技术，又整合内容，还整合了人，甚至整合全新的商业模式。自己没有的东西可以通过收购和投资弥补，实现快速发展，根本不靠自己做。“全新的商业模式一定不是传统的生产、销售和技术变革。而是通过利用平台的资源，进行重新的组合和重新的架构，以及商业模式的创新、资源的全新配置，而且其中很多来源是别人贡献的。所以大平台提供的不仅仅是链接，而是每一个环节都有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在不断扩张，最后形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链条。这是出版业目前的融合发展中匮乏的模式。”陈少峰说。

“十三五”数字出版的目标是什么？张毅君指出，出版业要在深化转型升级走向融合发展的基础上，向全社会提供知识服务。他同时强调，近期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规划非常重要，对出版界无论是在生产环节，还是今后提供服务方面都有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