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1版）

□作为党的十九大代表，同时也是中华书局的掌门人，您认为十九大报告中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部分对行业发展以及未来具体的出版工作有何指导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先进文化的引领者、践行者，同时又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提法是经过了一个变化过程的，以前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是一种主客体关系。这次十九大报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括为“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从这三个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构成作出了准确定义，相对于以往更加明确，就传统文化来说，不再是“体”与“用”的关系，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身的组成部分。报告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放到这样的高度来看待，我感到特别振奋，也深受鼓舞。

关于新时代的文化建设，还有三个层面的要求我觉得特别重要。一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报告在关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论述中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立场。二是“立足当代中国现实”，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说，首先要在当代价值上做深入挖掘，所谓传统文化，只是在历史上有代表性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还要能够在现在和未来继续发生影响，这才是传统文化真正有价值的地方。三是“结合当今时代条件”，除了文化内容本身，现在的阅读条件、阅读受众、传播方式都不一样了，要结合现在的条件做出版。这三点是从文化建设大的方面说的，但对我们出版工作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我们还可以从十九大报告中找到两组主题词式概括，“面向现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对出版行业来说，这三个层面、三个面向、三项定义，都能在工作中找到对应。

□您认为中华传统文化要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何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充分发挥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第一动力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党章（修正案）》将“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修改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变化对于文化工作者来说需要重点把握。

现在和未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要中，传统文化最持续的影响力是什么？我觉得这是要认真探究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要求：“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这里面提到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三项内容，就是传统文化最持续的影响力所在，为我们做好传统文化出版、传播优秀文化找到了最直接、最精准的着力点。中华书局作为以传统文化为主要出版方向的出版者，首先要更精准地阐释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不能将传统文化概念化、庸俗化、简单化，准确阐释其中的理念，挖掘其中丰富的内涵，还要始终把“过去”放在“未来”来考量。

今年年初，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就已经对如何传承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作了系统解答。中华书局专门组织各部门开展讨论，形成了关于贯彻落实《意见》的实施纲要，提出了“到2025年，将中华书局建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版传播第一品牌”的总目标。从传统文化细分市场的体量上来说，现在我们已经名列前茅，但也找到了很多欠缺和不足的地方。一是要着力构建结构完整、品种齐全、质量优异的中华传统文化产品体系，填补产品缺陷、缺位，形成新的增长点，其实这些部分也正是大众最需要的部分。具体来讲，要把面向学术界的传统文化典籍整理出版和学术出版做得更好，进一步加强面向全社会各类读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众出版，切实做好面向中小学教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出版，积极推动面向青少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少儿图书的出版。二是要锻造强大的传统文化内容运营传播能力、社会服务能力、数字传播能力。积极配合全民阅读活动的开展，全力打造数据库集群、“中华古籍整理出版资源平台”等。

传承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起到实效，需要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上下功夫，“让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鲜活起来，融入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激活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潜在需求。现代出版业的发展历史，从来都是把文化功能、教育功能放在首位的，从来都是与国家建设、人民需要同步发展的，我们不能忘记出版者所肩负的文化引领责任，正如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所说，“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