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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出版基金对出版的发展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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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报道时间:2018/3/30 作者:高克勤 任志茜


高克勤

■高克勤(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

争取到国家出版基金,对专业出版社来说,既能获得双效益保障,也是对出版品牌的提升,同时激励出版社对高品质图书进行深度挖掘,优化选题结构,意义非凡。

获资助项目多为学术性著作

上海古籍出版社历年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共计22项,资助总额5120万元;其中《中华大典》历史典、工业典、教育典3个项目是国家基金特大型项目,总计资助3605万元;获百万以上国家基金的项目为8个。

获资助项目有10项已经出版,其中《顾炎武全集》荣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荣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提名奖,《宋人轶事汇编》荣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提名奖。《顾炎武全集》《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宋会要辑稿》《宋人轶事汇编》还同时荣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及上海图书奖。未出版的12个项目也在其研究领域受到广泛关注。

总体来说,我社获资助项目大多为学术性著作,且大项集成性资料性项目较多,因此历来在馆配市场上大受欢迎。我社也在发行部内设了专门的直销部,对接大客户及馆配市场。

重大出版项目运作经验谈

就运作重大出版项目方面的经验来说,在选题发掘方面,上海古籍社是与人才培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社历来重视长远选题规划的制订和落实,积累了丰厚的作者资源,在招聘新编辑时注重其专业背景,使其和我们的选题结构相适应,使人才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施展空间。例如我社的历史板块近年来聚焦四个出版方向:西域方向、家谱方向、经典文献的整理方向、考古与古文字方向;针对这四个方面我们招到了一批各领域的专业人才从事编辑工作,这批编辑不仅在自己专业学科领域学有所长,在参加日常学术会议的过程中,也从来都是有备而去,所以能获得各学科的重要学术信息,也和作者建立了良好的联系。这都成为我们后来争取到的重大项目的选题来源。

我社在重大项目选题的确立方面是十分慎重的。在国家基金等重大项目预报之前,先召开编辑室主任会议,各编辑室明确各自的选题方向,加大开拓力度,着力组织一批重大选题,形成“重大选题备用库”。之后,由领导班子会议研究决定,并召集由相关专业的编辑、市场部、社外专家(必要时)等人员参加的专题选题论证会,汇集各方意见认真论证通过后最后确定立项。在机制保障方面,我社把重大项目完成情况和年终编辑室效益考核直接挂钩,既有奖也有罚,在进度与质量的把控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争取到国家出版基金对于我社这样的专业出版社来讲,既是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效益保障,也是对出版社品牌的提升,同时激励我们对高品质图书进行深度挖掘,优化选题结构,可以说对出版的长远发展意义非凡。

倡导“学术立室” 打造学者型编辑

上海古籍社有数个经验丰富的大项目运作团队,如取得国家基金《宋人轶事汇编》《清诗话全编》《王世贞全集》等项目支持的第一编辑室,是我社历史最悠久、力量最雄厚的编辑室,主要负责古典文学方面图书的出版工作,在古籍整理和学术前沿研究等方面均有丰硕的成果,我社的拳头产品“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即主要由该编辑室负责。

除了在古籍整理著作方面国内首屈一指的“中华学术丛书”“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中国近代文学丛书”之外,我社的一编室还推出了代表学术前沿领域的“海外汉学丛书”,以及《陈澧集》《罗振玉学术论著集》《廖平全集》《杜甫集校注》《汤显祖集全编》等一系列大家之作。

开发高价值选题后,还要配以高质量的审稿,这亦是一编室的传统强项,该室编辑都有一手过硬的审稿本领,经他们精心加工的稿件,非但能减少大量硬伤,而且通过与作者的反复交流,在整体编排、行文、知识点等方面往往都能有所提升,从而进一步增加书稿价值。在2015年度全国优秀审读报告评比中,我社一编室的《杜甫集校注》《宋人轶事汇编》两篇报告分获二等奖、三等奖。

我社的第一编辑室最大的特色在于以“学术立室”,以学者型编辑著称于业界。30多年来,上海古籍出版社连续四任社长、两任总编辑都来自文学编辑室,历任室主任赵昌平、李梦生、王兴康等都是学有专长的编辑;古典文学大家金性尧、何满子、朱金城、李学颖等也都曾经是一编室的编辑,可以说,数十年来传承有序,前辈打下的基础和今人的努力,共同铸就了一编室厚重的学术气质。正是这种传承与气质,成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一编辑室始终盛产好书的最坚实基础。(任志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