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瑞予（书评人）

江苏吴江七都镇的开弦弓村，是费孝通先生先后26次到访之地，也是其代表作《江村经济》中“江村”的原型。5月19日，怀着对费老的崇敬心情，笔者踏访了开弦弓村这一国际、国内社会学调查的重要基地，试图沿着费老曾走过的足迹，体味这位学问家的内心世界。我的兜里揣着的，是费老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志在富民》，和杨清媚博士最近出版的《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

费老是20世纪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他对中国社会的书写，构成了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学者如何思考自身的表达方式。《江村经济》是费老研究中国农村的起点，也是他学术研究的一个起点。而后，他的《乡土重建》、《乡土中国》，开始从文化模式上认识中国社会。至《皇权与绅权》、《中国绅士》，则着重揭示“中国社会是何以可能的”。这些著作，是费老在第一次学术生命中的主要成就。他的第二次学术生命仍是以江村为起点，沿着村庄—小城镇—中小城市—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发展轨迹不断深入探索乡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并集大成于《志在富民》。在他的研究中，由最初关于乡土工业的讨论，而引出绅士问题，继而讨论乡土伦理，即使在转向民族研究后，仍坚持汉人社区研究，并以绅士研究作为第一次学术生命的结束。至其晚年，在乡镇社区中“行行重行行”的费老，与人谈话时，将自己归入了“士绅阶级”……

站在费老曾经立足的桥头，翻读《最后的绅士》一书，对费老为学的一生也就一目了然了。值得注意的是，杨博士不仅通过对费老学术脉络的梳理，解构了构成今日社会科学研究主流的“燕京学派”的学术渊源和研究特点，而且从费老这一个案的探讨，反思了社会科学的思考方式。杨博士对费老人生史的理解、对费老作品的分析，大约与先前的学者并无二致。但她对费老绅士研究的一再强调，对费老“心史”的着重考察，无疑使得她的这部作品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在开弦弓村，费老逐渐形成他关于中国社会研究的思考，从乡村工业进而关注引导乡村变革实验的新绅士，并将后者视为他的现代化方案的核心力量。他的一生中，足迹从故乡的水路延伸至西方的大洲，从中国的东部沿海延伸至内部的边疆，带着士大夫的使命感，关注着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1948~1949年，费老的学术研究主要关注于绅士问题，论述绅士在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中的位置和作用。他提出，完成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现代化的任务，是转型时代对新一代绅士的要求。及至晚年，他也仍对知识分子（新绅士）寄予重望。可以说，绅士问题是贯穿他整体思考的一条重要线索。

《最后的绅士》一书，正是以费老的绅士研究为核心，考察了他作为一个典型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史，进而指出了他所面临的困境，以及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的总体困境。作者认为，费老的人生一直在核心圈（以汉人农村研究为主）、中间圈（以少数民族研究为主）、海外圈（以海外研究为主）之间游走，具有“文明”形态的人文世界是他的心史表达。而这“三圈”的客观历史断裂，构成了费老知识视野的颠倒。于是，费老在从天下到国族的转折中间左右摇摆，在客观历史的断裂和心史的延续所构成的困境中书写这一困境。在作者看来，“乡土中国”不过是费老作为“最后的绅士”的心态写照。甚至从费老早年关于乡土工业的调查，到对于少数民族的研究，再远渡重洋到英国留学、考察美国，以及晚年对“文化自觉”、“美美与共”、“多元一体格局的民族理论”等的讨论，也都是费老本身作为“绅士”的反映。作者也相信，“他继承了绅士的道统，也继承了士大夫的‘天下’想象，他把它描述成政统和道统合一的‘王道’”。

在杨博士对以费老为个案的考察中，将费老的思想史和心态史作了相当完美的结合。借鉴思想史研究的同时，重点关注费老的心史，这对传统的人类学史研究而言，是一次新的跨越。更重要的是，《最后的绅士》虽然立足点是中国人类学学术史的研究，但其关怀却关乎中国社会科学的总体问题。作者通过对费老这一个案来探讨中国人类学的思考方式，通过对他的理解来总结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困境，并从对他学术遗产的继承和反思中，提出了对于开拓中国人类学研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之未来有所助益的思考。单就一项人类学史的研究而言，作者下笔时既能立足课题本身又能胸怀学科之全局，就与先前为费老立传的阿古什、张冠生等诸位先生们有着显著的区别。

但是，在我们对费老的绅士研究给予重点关注的同时，仍应该清楚地看到，作为“士绅”的费老，他的所有研究的最终关怀，却并非是绅士，而是农民。

费老曾经说过：“我一生有一个主题，就是志在富民。”他在《江村经济》中，即指出了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需要的程度”，中国农村的真正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即使他关于绅士的研究，也是认识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制定适合的政策，改变农村的贫困境况。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费老在回顾和总结自己60多年来从事乡村工业、乡镇企业和区域发展等研究的成就和经验时，也不无自豪地称他一生的研究课题是“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虽然他属于士绅阶级，虽然他的本质不是农民，但他“心史”的最终落脚点，却一直都是在广大的农村。可以说，“志在富民”，是费老学术价值观的核心和学术研究的动力。

在离开开弦弓村的时候，笔者在想，作为一项人类学史的研究，《最后的绅士》以新的写作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是一次具有意义的尝试，但若要在更普遍的意义上更近一步理解费老，《志在富民》一书或能补缺。

《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杨清媚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4月第1版/30.00元

《志在富民》费孝通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4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