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僧正在制作绘制唐卡的炭笔。

■商报记者 谢迪南

6月12日，中国第5个文化遗产日。4年前，本报出版“文化遗产保护日”专题（详见2006年6月9日第1版、第4版、第5版），关注文化遗产传承与出版责任的关系；3年前，本报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版：亟待挖掘的富矿》（详见2007年6月12日《中国阅读周刊》第2版）为题报道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出版情况及其出版前景。如今3年过去，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政策催动下，地方政府申办“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情一直持续高涨，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出版情况进展怎么样呢？这类书的市场表现如何？出版社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图书的出版，意义何在？本报记者再一次展开调查，发现这3年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图书出版领域呈现了三大变化：出版境况越来越好、与大众结合越来越紧密、出版意义更加深刻。因此出版社普遍认为这类图书市场前景会越来越好：一是在商品大潮冲击下，人们对于自己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有了自觉的意识；二是随着经济实力和在国际上地位的提高，对于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有了提高；三是发掘文化内涵，利用优势发展文化旅游成为越来越多地方官员的共识，当地也可能成为此类图书一个稳定的市场；四是出版社积极开发大众化选题，越来越受读者认可；五是国家投入力度加大，越来越肯定这类选题出版的意义。

变化1

非物质文化遗产图书出版逐渐摆脱窘境，不只是国家在资金上的支持力度加大，更重要的是政府、学界和读者的认可度越来越高，并且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图书在国家和国际出版奖项中，屡有斩获。对于出版社而言，出版这类图书在取得社会效益和品牌效益的同时，经济效益也在逐渐实现。

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作为主宾国的中国，面临着一个向世界如何展示中国出版文化的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别出心裁地举办了一个“展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美”的活动，“6天的时间超过10万人参加了活动”，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和龑对那一幕还记忆犹新。而这个活动的举办与该社出版的“中国民间艺术传承人口述史丛书”密不可分，“为了扩大这套书的影响，我们请了这10本书中介绍的部分传承人去书展现场做展演。”这套与中国非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合作的书被列入了“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项目”、“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项目”，和龑透露：“一套10本书开机印刷1000套，一套的定价将近4000元，其中《美善唐卡》已经进入青海农家书屋。”和龑一点都不担心这些书会压库，认为它会像佳酿一样越存越有价值，因为许多传承人年事已高，文化水平又低，如果没有出版这种方式整理记录下来，就将彻底消失了。

中华书局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出版从2004年至今有6年了，原来计划的18卷，因为不断有新的发现，可能要扩展到22卷，这套书得到了国际学者的高度评价，曾在美国获得过设计大奖。该书编辑宋志军告诉记者，“争取今年全部出完”。

学苑出版社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图书的历史比较长，大概有十一二年了。据社长孟白介绍：“如果中医药也归入非物质文化的话，那么学苑出版社在这一块的出版比例要占到60%左右。”显然，非物质文化遗产图书已经成了学苑出版社的一大出版特色。孟白告诉记者，从2004年开始，学苑出版社办了3年的《民间文化论坛》杂志，在学界反响特别强烈。在图书出版方面，分为几个方面，包括民间工艺美术类、民俗类、戏曲类、地方特色的文化类、中医药类等。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的阳光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唐卡艺术集成玉树藏娘卷》在距玉树地震发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出版出来，该书编辑陈文军说：“其实普查记录工作已经历经3年了，如果没有之前的资料记录，许多唐卡及其唐卡制作工艺在这次地震中就彻底消亡了。”2004年始，宁夏的出版社在这类图书的出版分量上逐渐加大，除了开始出版的《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灵魂不能下跪——冯骥才文化遗产思想学术论集》等学术类书，还出版了《我们的节日：清明（端午）（中秋）（春节）》丛书、《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丛书》和《中国民间文学经典文库》等较通俗的图书，其中《我们的节日》丛书入选新闻出版总署“农家书屋”书目，已经重印4次。

而据记者调查，2003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就启动了 “中国民间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推介丛书”（50本左右）的出版项目，这套丛书曾获了首届优秀图书奖，出版社的品牌也大大提升。此外，河北少儿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结丛书》获得了中华优秀图书奖。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间剪纸集成·蔚县卷》在香港国际书展上获得了3个奖项：平装设计奖、优秀图书奖、王中王奖。

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图书的出版社越来越多，但还有浩如烟海的内容等待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进一步的工作就是从无形转变为有形，打造成一个与经史子集对等的文化库藏。目前国家公布了几千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缺少系统的图书保留。”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向云驹说，这项工作非常巨大，非常遥远，但这是一个独特的文化宝藏，需要图书化、数字化。

与刚开始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图书的出版社一样，中华书局决定出版《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不是从市场的角度考虑的。“首先还是希望给自己的文化留一点家底。”向云驹表示，在前几年，这类出版物并没有太多甚至没有专项资金的扶持，出版社勇于承担如此耗时耗资的出版项目，完全是出版者文化责任感和被民俗工作者的精神所感动使然。但这几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图书的出版中，让宋志军有一个比较深切的感受：“这几年跟我们刚开始出版此类图书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不管是资金支持，还是地方政府的态度，都有了很大改观。基本上能保证不赔钱。”有意思的是，3年前，孟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图书的出版前景并不感到乐观。这次接受采访时，他坦承：“近几年国家的投入力度加大，很多书都能够申请到补贴，比我社前些年完全靠社里投入的状况有所改善。而更多动力来自于政府、学界的精神鼓励。”

变化2

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图书，对于出版社来说，既耗时又耗资，因此走高端路线或者依赖国家补贴都不是最后的出路，如何与大众结合、取得最大的市场效益，是必须解决的难题。近3年，表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图书出版中又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是，出版社都在探索和尝试新的方法：有些致力于开拓海外市场，积极向世界推广，有些着重，在形式和内容上贴近大众。

为了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图书的影响，和龑表示，中央编译出版社下一步还想开发数字出版、出版中英文对照版，依靠出版社强大的翻译力量和学术资源，把这类图书推向世界。通过在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上举办的“展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美”的活动，在“怎样让外国人接受中国的传统文化”方面又有了新的经验。“光靠文字推广不是最好的方式，应该把声音、颜色、形象等鲜活元素融入进去，才更容易实现文化走出去的目标，更容易引起国外读者的共鸣。”对于这类图书的出版计划，和龑认为，要一步一步来，先出面向高端读者的精装版，再开始出版面向大众的普及版。

而据宋志军透露，中华书局在这类图书的出版上也是分几步走：首先是通过精品图书建立民间文化遗产档案，然后再做普及性的小册子。

如何扩大大众在这类图书上的关注程度，孟白说，他们一直在寻找方法。如果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图书作为出版工程，只是面向专业研究机构和图书馆的资料性出版，发行量有限的话，是否可以开发衍生产品呢？孟白并不认为这是天方夜谭，他们正在尝试在以往出版的文献性、专著性图书基础上开发新品种，譬如工艺品和旅游纪念品。（下转02版）

艺僧正在制作绘制唐卡的炭笔。

(上接01版）

“我们还在做文化景观图，利用出版物上的详细资料，复原一些文化地点历史上当时的情况。譬如古代在天坛举行祭祀时，场面是什么样的？如果正面用画图、背面用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读者是否有购买兴趣呢？”该社这个实验受到了欢迎，“读者的认同度和购买量还是很大的”，这意味着这种形式可以推广到全国各个历史文化景点。“我们前些年苦于找不到与大众的结合点，因此这类图书完全是事业式的做法，而不是企业性的做法。”孟白认为，要把几个学科相结合，否则就是死路一条。有意思的是，原来许多学者并不屑于这种做法，但受到普通读者认可之后，他们也觉得这种既不背离学术根底又贴近大众的做法比纯学术著作要有成就感。

向云驹表示，出版社的市场敏锐度和学者的专业性要很好地结合。首先出版社从专业的角度深刻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特点，再寻找呈现方式，在版式设计、语言上要有新颖感。除了学术出版，还要做一些图文并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普及性版本。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们的节日系列丛书”就是大众与学术结合的范例。

变化3

如果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图书在2008年之前的整理出版，更多地是因为时代和社会变迁等原因，出版人出于文明传承和社会教化的职责担当，为了保留人类的记忆而作为出版初衷的话，那么经历了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和2010年“玉树大地震”的 自然灾难，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图书的意义也更加深刻和突显：救灾不仅仅是“身体”和“心理”救援，文化救灾也同样重要。

尽管数字化出版在今天的出版界如火如荼，阅读进入浅层次、快餐式阅读，但数字出版或者网络阅读并不能承担起文化传承的功能，和龑坚定地说，只有出版这种形式才能够长久地担负起人类文明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孟白也强调，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太可能像过去那样代代相传、再现辉煌，因为生活方式变了、世界变了，图书的作用，就是让非物质文化能鲜活地保存下来，图书承担的是记录和保存的功能，或者在未来的使用中，提供一个底本。这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里很重要，何况还能开发大众产品，图书的功能还在扩大。中国在2年间经历的2次大的地震，让冯骥才感受特别深刻：“科学的文字性的档案对于一个民族文明的传承非常重要，灾区不仅需要重建物质家园，更需要重建精神文化家园。”在记者出席今年5月12日“从北川到玉树”的活动看到《中国唐卡艺术集成玉树藏娘卷》出版时，也被深深震撼。向云驹说：“当这类图书送到灾区时，受到了灾区民众的极大欢迎。”

在文化救灾的过程，如果没有长期对于文化的调查和记录，没有抢救性的整理和出版，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灾难的到来就可能完全消失，而这些出版物也为灾区重建或者在迁移和异地安置过程中，为恢复民族或地区原有的文化提供了科学依据。“汶川地震”中，羌族是受损最严重的少数民族，如果没有之前整理的200多万字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史诗常诗、民间歌谣，那么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地震中也遭受了“巨大灾难”，所幸的是，这些原始资料都汇聚到了专家手上。 “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华书局出版的《羌族文化学生读本》作为救灾行动，让羌族学生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让其他民族了解羌族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起了很大作用。而中国文联出版社也启动了“羌学文库”。向云驹表示，正是因为这些出版物，使羌族文化在全国有了更大普及和传播的机会。

面对任何灾难，图书的作用都非常巨大，对于满足灾民的心理和文化需求，是一种重要的救助手段，特别是跟自己民族有关的图书。“这两次猝不及防的灾难，检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的调查、出版的重要性，得到了中央领导高度好评，坚定了我们做下去的信念。”向云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