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的创作体裁与样式不可比，但是勇气可以比”。——蔡国强

蔡国强

1957年生，福建泉州人。1981年至1985年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1986年赴日留学，1995年移居纽约至今。蔡国强是国际当代艺术领域中最受瞩目和最具开拓性的艺术家之一，艺术表现涉及装置艺术、行为艺术、观念艺术、多媒体艺术等多个领域，尤擅以火药创作作品。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大脚印”，国庆60周年庆典的“和平鸽”和“网幕烟花”，这些充满创意与童真的大型焰火作品等，这些作品全都出自蔡国强之手。

○连 冕（中国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系）

在中国，若依着旧礼，后生小辈儿有幸给毫不相熟的同乡长辈写书评，常常是件挺难为的事。目下，关于泉州蔡国强先生的新书《蔡国强：我是这样想的》（后文简称《蔡》），恰恰又在我手边。

不过，纵使该书并非蔡先生亲撰，但从介绍及申述的角度，特别是从两位台湾作者力图达到的“新闻真实”的层面，这本小册子还是可以被如我这般的局外人看作是一次基于蔡先生的切近写照的。

本人与蔡先生没有过太多接触，至于几次热热闹闹的巡回展览，我也均未趋前拜观。于是，为了重拾那种“亲切”的快意，《蔡》书所附《大事记》成为个人阅读的起点。其内，蔡氏倒也真诚异常，坦言自己20世纪80年代在国内以及在日本初期均非主流，甚至很边缘。不过这种“两边不讨好”的局面，他自身倒有一个比较清醒的归纳，即“从泉州到上海再到日本……这些地方相对比较讲究形式手段”，对于那种“要求艺术充当社会改造的工具”而言，“形式感”的张扬反倒令其“拥有比较个人主义的空间”，“可以放纵在我自己这个个体中”（《蔡国强：我是这样想的》第220页，下同）。

这一点，从作品分析和批评语汇上讨论，都显得尤为重要。《蔡》书陈丹青《代序》，以及蔡氏本人总愿号称其创作及个人是“农民”的（第17页）。但仅仅上述这样一段话，便足以攻破这层略显矫饰的幔帐——传统“掏力气”谋生，被伦理和经济纠缠且挣扎着的“农民”兄弟，能够拥有“个人主义”的空间，能够在自我个体中“放纵”吗？

所以，蔡氏的“路”越走越远，泉州、上海、日本、美国，对于鲤城，他只是一位衣锦的过客。这一切也断非陈丹青说的，“在他所有作品和言说中，既看不出，也显然不在乎本土或域外的知识背景，……从不动用术语，更无意连接任何理论的脉络”（第16页）。陈氏一厢情愿地将自己的观感抛诸大众的试听，但《蔡》书却多次强调，除了中国的风水“诗学-哲学”和武术外（第35、53页），蔡氏同时还受到中式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外国书籍、西洋音乐训练，以及最关键的霍金“时间和黑洞理论”的影响（第42、216、53、221页）。这条线索一旦铺排出来，其作品的内在逻辑关系实在是再清晰不过了。我可以明确地讲，蔡国强的人生事实上更类似现在一批“盆栽”（第50页）的“70、80后海归”——于中西交杂的“本土性”（陈丹青语，第16页）语境中，通过土、洋糅合的手段，或即通过某种“设计”与“谋略”（陈丹青用词，第15页），在国外平台取得身份与地位，再内销回国。只是，蔡氏的“运筹”显得更加幸运、“科学”而彻底。

于是，就陈氏这位“老江湖”看来，蔡国强的确“业余”，所谓“那份有点奇怪，然而十分诚实的‘非知识分子化’”和“腔调”（第16~17页），其潜台词也不过是在讲蔡氏缺失中国“风浪”的某种历练和考验，得着“空降”的“艺术总设计”名头，而少了一分狡诈，多了一分似乎永不更事的“童趣”罢了。

这，倒真是闽南人，特别是闽南渔民的生存观，坚韧、天真但不乏机警和高妙的“聪明”，进而与“面朝黄土”的中原农民，大为迥异。

渔民的日常，似乎也更重视极端化的仪式活动与意涵。简单的循例，无法面对大海的瞬息变幻与深广莫测。所以，蔡氏说，“这些特殊的仪式、在意的东西，就是人所建立的个人系统”，其目标无非是寻找一种“安定”（第30页）。而这种“安定”，最终却表现在以火药“压缩后爆发的瞬间美感”，对“雕塑了那亘古以来始终无动于衷的时间历史”（第63页）的人的有限能力的宣泄和自我宽慰。

那么，蔡氏在日本发展出来的火药创作，以及外星人、原子爆主题等，可能受到东瀛民众“烟花”情结，以及华夏文化圈“神话”情绪的影响，但我不认为这必然导向其对于那种凄楚、哀怨的美的选择。因为，作为渔民的子弟，他应该清楚，好像西湖云雨那般的曼丽，是必然无法对抗生活瀚海的咆哮的。所以，蔡氏的作品，本身应该是“宏大叙事”的一部分，也只有这种充满“寓言式的兴奋”（第222页）张力，才能满足其之生理和精神。所以，这样的行为和艺术在他本人看来，恐怕真的不是一种“游戏”（第152页）。

蔡氏目前于国际间的声名如日中天，不过，我仍然希望研究者可以再等一等，从整个学脉上，可以再给他，特别是那些典型作品一个沉淀和淘汰的机会。火药艺术在中国古代并非多么神奇的手段，浙江泰顺等地迄今还有“药发木偶”一类的烟火杂技表演形式。唯针对《蔡》书而言，两位写手主要还是在对蔡氏“体系”的通俗化推广层面着眼，于现当代学术文献的积累上，倒真是倾力不多——书内虽然大量引述蔡氏原话，但历史线索和表述次第并不明确，仅是在“报告文学”的角度作了一次浅层梳理。

当然，这是华人艺术类写作的一项通病，我在《中国图书商报》这个板块中也多次提起此类问题。当前出版界其实并不缺少普及类的通俗读物，尽管专门家的艰涩撰著可能未必有畅旺的销量。不过，我们还缺少一个中间层次，既在学理上能够深入浅出，又在学术上保持了谨严与规范。我并非建议艺术领域出版什么“大家小书”或“速读品鉴”，这往往容易滋长作者、读者、出版社三方的投机心理。我倒是更推崇那些观点明晰、字数合宜且稳重大方的佳构，其重点在于从传播学的角度，人们能因此对艺术和人类最重要的智慧既心存感念于敬畏，又敢于超越和求索。

用蔡国强的话说，“好的艺术语言是这样的，它的存在就让你看到高度了”（第112页），这实际便是其艺术观的最好体现，即所谓“艺术家的创作体裁与样式不可比，但是勇气可以比”（第112页）。进一步论，此种“勇气”对他而言，就是艺术家面对社会以及最终面对艺术本身的，使“有限成为无限”的“不会因为时代的不同而有所改变”的“创造力”（第68、112页）。

自然，这般的“创造力”不是什么刻意而为的机巧，而是那种真诚面对茫茫穹宇的坚强的人的心灵，是那种离开但又必要回来的艺术“归结”（第212页）。

《蔡国强：我是这样想的》杨照 李维菁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版/3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