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报记者 金 霞

考察“影响力”，先要从影响说起。

作为一份诞生于书业风起云涌年代的行业媒体，《中国图书商报》与书业的影响是双向的。

一方面，行业及至产业的发展变革，影响、拓展着商报观察、思考的宽度和广度。如中国书业集团化的进程，催生了本报“集团产经”板块的开辟；新技术新媒体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本报《中国新媒周刊》的诞生；中国书业昂首阔步“走出去”，孕育了本报《法兰克福书展英文专刊》等一系列国际书展外文专刊的延伸。

另一方面，商报这一媒体平台的日臻成熟，影响、推动着产业发展、变革的速度和力度。如对教材招投标的诘问，终止了一项可能给产业造成震荡与内耗的政策；如对《图书公平交易规则》的剖析，厘清了社会公众对书业规范运营的误读；如对教材循环使用的追踪，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其是是非非的再思考。

从“影响”，到“影响力”，源于《中国图书商报》15年的孜孜以求，15年的不懈积累。

梳理这些影响力，是一件痛苦的事——从15年的报道中，披沙拣金、综合提炼，眼睛、颈椎、腰背频频提出抗议；梳理这些影响力，又是一件幸福的事——从15年的报道中，看到了《中国图书商报》嬗变的轨迹，看到了中国书业变革的路径。记者更欣慰地发现，本报的影响力，正从最初的“以单篇报道影响行业”，升级到今天的“以报道+理念+活动影响社会”，如书业“30年300本书”、“60年600本书”的评选，如系列论坛，如与央视合作推广全民阅读乃至打造阅读产业，等等。正是基于此，《中国图书商报》才得以被国家图书馆收藏，才荣膺“2009中国广告精确投放奖”……

15个影响力因子，显然不能反映《中国图书商报》影响力的全貌；但如果业界能够认可并记住这15个因子，所有为这份报纸付出过心血的商报人，足以欣欣然。

1 国图收藏《百版金刊》

本报获评“精投奖”

影响力指数： ★★★★★

影响力报道： 2009.5.12《国家图书馆单期收藏本报〈30年书业/力量百版金刊〉》，2009.12.8《商报获誉最受广告主青睐的行业报》

本报于2008年11月18日以“风起云涌中国书业大变迁，风生水起出版力量大检阅”为主题，重磅推出136个版的纪念出版业改革开放30年《30年书业/力量百版金刊》，分为风云纪事、分销视野、出版嬗变、传媒风尚、阅读时空、特别推荐六个部分，对中国书业30年的历史变革进行了全景式、亲历性、板块化的梳理，为状写中国出版生产力30年大解放、大嬗变、大发展、大繁荣的宏阔画卷留下了宝贵、真实的记录。特刊推出后受到了读者的普遍关注，在书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领导部门及出版发行单位从业者广泛关注，纷纷索要收藏。由于其相当的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和馆藏价值，2009年5月被国家图书馆单期永久收藏。

时隔不久，由国新出版物发行数据调查中心主办，中国期刊协会、中国报业协会联办的“2009中国广告精确投放奖评选”中，《中国图书商报》荣获“最受广告主、广告商青睐的行业报”，成为出版传媒行业唯一获此殊荣的媒体。评委会的评价是：“作为中国第一出版产经媒体，《中国图书商报》提供了最真实敏锐的产业观察和行业追踪，具有最广泛的渠道影响力和产业前瞻性，是出版传媒领域最具广告投放价值的专业媒体。”

自2005年7月新一届商报领导班子成立以来，鲜明提出了“五化”和“五个结合与转变”的办报方略，报纸覆盖面持续扩大，不仅面向行业主管部门、行业职业经理人，而且直达销售终端，服务性、实用性大大增强，品牌影响力大幅提升。面向未来，商报提出”持续打造中国书业第一媒体”、“持续打造中国出版业第一全媒体传媒”的目标，正在积极稳妥地推进战略规划与布局。

2 “30年300本书”评选

“60年600本书”评选

影响力指数： ★★★★★

影响力报道： 2009.1.13《“30年300本书”放榜》，2009.8.25《风云六十年 好书知多少》

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由中国出版集团主办，江西省出版集团协办，中国图书商报社、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江西教育出版社承办的“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评选在全国展开，试图借30年重温中国书业和中国国民阅读重大变迁之际，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份充实、可读、权威的书单。

活动前后跨度历时3年，受到了全国出版界、文化界及广大读者的关注，网络总点击率超千万。从活动启动向社会各界征集书单，到专家推荐书目，再到300本书入选书名的评选，最后到入选书目复核，通过电话、传真、信件、邮件以及网络参与投票的高达近20万人次。经专家评委、出版人、读者和网友投票，最终评出300本入围书目及500本提名书目。业内外认为“评选公正、透明、权威，入选书单真实准确地反映了改革开放30年中国书业和国民阅读的重大变迁”、“评选标准严密，既兼顾到学术影响力又考虑到大众畅销”。作为此次评选的配套出版项目，《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30年中国人的阅读心灵史》、《30年中国畅销书史》市场表现良好。

2009年，举国上下同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面对纷繁复杂的60年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历史大嬗变，在成功推选“改革开放30年300本书”的基础上，主办方从前30年几十万种、后30年数百万种的海量图书里，推选出了600本最具阅读价值的书，再次成为社会热点话题。

3 商报·东方数据

影响力指数： ★★★★

影响力报道： 2007.12.21“商报·东方数据”推出

在图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细分趋势愈来愈明显的情况下，只有大量占有、分析数据才能对图书市场进行科学决策，对出版工作进行精细化管理。由中国图书商报社和上海东方出版交易中心联袂打造的大型图书零售数据监测发布平台——“商报·东方数据”专题板块自2007年12月21日在本报推出，以每月一期的频率持续发布，旨在为图书行业提供最及时、最全面、最权威、最实用的数据和信息服务。“中国出版物流通监测系统”汇集了2004年以来的图书零售信息，监测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000多家门店的信息。

“商报·东方数据”推出两年多来，以整体市场、细分市场、区域市场为维度，对月度、季度、年度零售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并相继推出畅销书榜、飙升榜、新书榜等，更加贴近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需求。作为全国唯一有真实统计数据的综合性书榜，以其地域的代表性、广泛性，数据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与关注，体现了本报良好的产业眼光和专业品质，以及致力于服务和推动中国书业的发展的宗旨。

4 公平交易规则

影响力指数： ★★★★★

影响力报道： 2007.10.30《诚信共建：不拖欠货款最关键》，2009.12.18《〈图书公平交易规则〉不日公布》，2010.1.22《八五折 十六问》

随着书业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渐变，以及出版改革的深入推进，“诚信”成为横亘在业界面前的一道难题——回款时间长、退货率高、团购市场竞争无序、无合同、高定价低折扣、商业贿赂等成为影响行业发展的顽疾。

2007年由新闻出版总署牵头组织，就发行业诚信体系建设情况进行调研，同年9月，总署召开了全国出版发行行业诚信体系建设电视电话会议，吹响了全行业诚信建设的号角。本报就此采访业界心声，上下游不约而同地提出，诚信要从自身做起，同时也需要管理部门和行业协会制订统一规范，共同建立一个由政府部门主导、行业协会推动、企事业单位参与的组织体系，加强协调配合，形成整体合力，共同推进行业诚信建设。

2009年下半年，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国新华书店协会联合起草的《图书公平交易规则》面向业界征求意见，呼之欲出。本报再度聚焦，业内各方畅所欲言。2010年1月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图书公平交易规则》正式公布。出人意料的是，这一涉及了订货、供货、收货、验货、退货、促销、结算等图书经营工作的主要环节的行业规范甫一出台，即被社会媒体片面误读为“限价门”而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作为负责任的行业媒体，本报迅即以《八五折 十六问》为主题，推出８个版篇幅的重磅专题，广邀业内权威人士，条分缕析，抽丝剥茧，并观比国外书业相关做法，对大众媒体的偏解做出回应。此系列专题报道受到主管部门高度重视与充分肯定，给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决策提供参考，也为三协会进一步修改《图书公平交易规则》提供了权威、全面、专业、客观、公正、准确的相关资料。目前，修改后的《图书公平交易规则》正待发改委批复。

5 年度系列推展

影响力指数： ★★★★★

影响力报道： 2008.12.9《品牌推展 年度珍藏》

中国出版产业近几年来可谓风起云涌：既有体改深度推进的铿锵，“走出去”的矫健，也有教育、专业、大众出版的重构，馆配战的烽烟，大书城的浴火，更有新媒体的逼近，展会效应的冷热……每一步跨越、每一次呼应、每一轮波折、每一季收获，都值得书写和刻录。为此，《中国图书商报》于2006年底首次以集成阵容，充分发挥商报“分销”、“三大出版”、“要闻”与“集团产经”、“世界出版”等产业报道板块与《中国图书营销周刊》、《中国阅读周刊》、《中国传媒周刊》等周刊的优势，充分发挥业界各方权威人士和广大读者首肯商报报纸优秀品质、权威影响和社会公信力的优势，组成若干由专家组成的推展方阵，较大规模地开展2006年度中国书业重大事项及相关人物的推举展示活动，在2007年初发布。并从当年起将其作为《中国图书商报》年度常规推展活动，予以不断充实完善，并矢志打造成中国书业品牌之一。

几年来，推展的主要内容包括“品牌推广营销策划案”、“影响中国图书零售业的大书城”、“优秀策划人”、“对外合作出版推广优秀案例”、“创新杂志品牌”、“阅读文化热点事件”、“年度分类好书榜”等等。每年度的推展，都得到了业内各方的热烈响应和积极参与，也成为业界年度梳理总结的“保留节目”。

6 集团产经

影响力指数： ★★★★公式

影响力报道： 2007.3.30《出版集团“走出去”模式有待升级》、2010.3.5《新华发行集团新春大启动》

为适应书业变革，《中国图书商报》2006年推出“集团产经”板块，2007年2月全新改版，旨在围绕集团战略管理、资源整合、资本运作、人力开发、品牌经营、技术创新等问题，聚焦集团发展中的困惑，总结集团成长中的经验，反映、支持、推动集团的发展和壮大，构筑以集团为主体的新的产业信息服务网，搭建国内集团之间、国内与海外集团之间交流合作的平台。

“集团产经”板块建设4年来，密切关注国内外出版发行集团动态，先后专访30余位国内外出版、发行集团领军人物，采写了《出版集团总部组织架构的加减之变》、《发行集团年度规划盘点》、《海外出版传媒集团排行分析》等多篇有份量、有影响的综合性稿件，以及多家集团的典型报道，成为汇聚集团人气的重要阵地。

7 高书价

影响力指数： ★★★★★

影响力报道： 2006.7.7《“高书价”是不是一个伪命题？》，2006.12.1《中国书价是是非非》，2008.8.1《涨价声中再问中国书价》，2008.8.22《告诉读者一个真书价》，2008.9.23《当读者非理性看待书价》

2006年初，书业入列“全国十大暴利行业排行榜”，“高书价”成为社会舆论讨伐的焦点；与此同时，处在转型期前夜的书业界，却为利润的逐年下降而焦灼。针对业内外对于“书价到底高不高？”给出的大相径庭的回答，2006年7月，本报以头版头条外加一个整版的篇幅，重磅刊发博库书城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冲的文章《“高书价”是不是一个伪命题？》，一石激起千层浪，旋即引发了业内人士、读者等相关各方对于书价的大讨论。本报及时跟进，以多个版面先后刊发了《各方人士PK高书价》、《中国书价是是非非》等专题报道，层层剥茧，深入剖析关于书价方方面面的现象与观点。

时隔两年后，关于书价的讨论和误读依然存在，且书价确实“看涨”，而书业人承受着更大的经济压力，甚至是生存压力。为此，本报推出“再问书价”系列报道——《涨价声中再问中国书价》、《告诉读者一个真书价》、《当读者非理性看待书价》，力图将图书的涨价态势、利润及成本构成真实地呈现给广大读者。同时，本报与搜狐网联合发布“再问书价专题”读者调查，以期更加深入地了解大众读者对于书价现状的评价以及对其图书消费行为的影响。

8 书业系列论坛

影响力指数： ★★★★★

影响力报道： 2007.1.12《高官名流放论和谐书业》，2007.1.16《营销无限 创意无限》，2009.1.6《“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暨首届中国公共阅读文化论坛》，2010.1.8《2010年中国民营书业最强实力大汇聚》

《中国图书商报》不仅仅是书业的观察者和记录者，还积极扮演着书业平台搭建者的角色。自创刊以来，多次主办、承办、协办各类论坛，特别是近几年来，由商报主办的部分论坛已经成为备受业界推崇的品牌活动，甚至有媒体将“书业媒体担纲论坛主角”作为订货会的特色之一。

自2007年以来，本报参与主办北京图书订货会高层论坛，主管部门领导、行业高端人士纵论业界焦点热点，成为年度开年话题风向标。

2007年商报首创书业营销论坛，话题切合书业最新热点，吸引了近百家中国最具实力的出版和分销机构参与，至今已连续举办4届，规模、规格逐年提升，论坛内容日益丰富，社会影响力逐步扩大。

2009年本报主办首届中国公共阅读文化论坛，评选年度阅读推广人/机构，与政府官员、出版人、企业家、读者、阅读推广者共同探讨推广阅读途径。2010年第二届中国公共阅读文化论坛上，还与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电视台《子午书简》联合揭晓“2009年年度好书”，为打造阅读产业再做探索。

2010年本报与中华全国工商联书业商会联合主办年度中国民营书业峰会，成为当年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也是近几年来一场规模最为壮观的民营书业盛会。

9 教材循环使用

影响力指数： ★★★★★

影响力报道： 2005.4.15《教材循环使用会牵动谁的神经？》，2009.3.3《教材循环使用应该缓行？》，2009.3.13《代表委员联名提议解决之道》，2009.11.10《暂缓教材循环使用何日有解》，2010.3.12《教材循环难题有望加快破解》

2005年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建议我国在中小学进行推广教材循环使用，受到业界的广泛关注。本报第一时间推出2个版以《教材循环使用会牵动谁的神经？》为主题的报道，从谁来推动教材循环、哪些细节尚需推敲、算经济账、对出版业的影响等角度，较为全面地阐述了教材循环使用的复杂性。

2008年春季教材循环使用制度在争议声中推行开来，《科学》、《音乐》等部分科目先行试点，在随后的一年中，既有“循环使用有利于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等肯定的声音，也不断出现教材循环遭遇“叫好不叫座”的现实尴尬。为了全面准确地了解各地教材循环使用的进展和实施情况，公正客观地反馈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提出可行性建议，2009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前夕，本报推出重头报道——《教材循环使用是否应该缓行》，以7个版的篇幅，对试点地区的中小学教师，10余家涉及循环教材出版的出版社，全国20余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新华发行集团，以及美国、英国、瑞典、法国等国外出版业人士进行了深度采访。

专题引起了参会代表委员的广泛重视和关注，予以高度评价——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沈建国说：“《中国图书商报》凭借长期积累的专业素养，为代表委员们献上了一道有滋有味儿的热门提案话题大餐。”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教授王汝成评价：《《中国图书商报》》把信息整合与追踪探究的杀手锏用在了“教材循环使用”专题报道上，多版面呈现，成为读者获取相关信息的“管家”和“探究家”，一份报纸就像一个信息整合平台。不少代表委员就如何解决循环教材使用中出现的问题提交了议案、提案。

专题也在业界产生极大反响。河南省新华书店总经理周卫滨说：“文章很及时，分量很重。我们已让所有业务人员学习，盼以后此类文章多登，谢谢你们。”重庆新华书店集团董事长肖陵表示，“有冲击力和说服力，对业界是一件大好事。”

教材循环政策的何去何从，直接关系到出版社的生产安排。为此，本报又于2009年6月、11月和2010年3月，以《教材循环难题亟待各方共解》、《暂缓教材循环使用何日有解》、《教材循环难题有望加快破解》为题，连续追踪各方对教材循环的反馈，呼吁修改现行规则，叩问代表委员提案议案的回复情况。2010年春，教材循环使用未按原计划全科推开。据内部人士透露，本报系列专题报道，为有关管理部门提供了决策依据，推动了教材循环使用缓行的进程。

10 知道图书广场/百荣书店/

第三极书局倒闭

影响力指数： ★★★★

影响力报道： 2004.2.13《知道图书广场为何英雄气短》，2004.4.16《四问百荣》，2006.7.18《海淀图书商圈变局在即？》，2006.9.5《海淀折扣战火升级　业界呼吁理性回归》，2009.7.3《第三极书局将撤离中关村？》

2004年2月，1万平方米的北京知道图书广场因选址存在严重偏差、经营上急功近利、月房租畸高等一系列原因，在开业10个月后便告倒闭，本报以《知道图书广场为何英雄气短》为题，探究内因。2004年6月，1.5万平方米的百荣书店在北京城南高调开业，本报记者在其开业前的两个月，在调查基础上以《四问百荣》质疑其选址、经营理念等。报道刊发后，本报记者甚至接到了“你还想不想混了”的恐吓电话，足见投资方的不自信和本报的影响力。事实证明本报并非臆测，开业3个月后，百荣书店寿终正寝。对此，本报尖锐指出，大书城真正能靠图书零售盈利的并不多，除自身多元化经营外，政府投资、房租补助以及新华书店教材利润的支撑成为书城得以为继的根本原因。因此，一些贸然陷入大书城运动的业外资本往往把国有书城制度性利润看成民营书城的商业利润，从而忽视地租成本，难免撞得头破血流。

2006年7月15日，位于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的第三极书局正式营业。伴随着本报开业报道中“该地区还能承载这样一个大型图书零售卖场吗？”的发问，第三极与一街之隔的中关村图书大厦旋即打响了持续数月的“折扣战”，直接引发了北京乃至全国图书市场的动荡，相关管理部门介入。3年后，第三极自己成了“折扣战”的牺牲品，数千万元巨亏之下传出将撤离中关村的消息，并最终以2010年1月20日关门停业结局。

（下转A31版，总第031版）

■商报记者 金 霞 马雪芬

11 中国传媒周刊/中国新媒周刊

影响力指数： ★★★★

影响力报道： 2002.7.23《刊之刊》创刊，2006.1改版为《传媒周刊》，2008.3改版为《中国传媒周刊》；2008.3《中国新媒周刊》创刊

从1995年创刊起，《中国图书商报》对期刊业的关注一直没有间断。2002年《刊之刊》创刊，成为国内唯一一份以期刊产经报道为主的报纸子刊，2006年更名为《传媒周刊》，2008年改为《中国传媒周刊》。专业、公正和提供独到见解成为《中国传媒周刊》的办刊宗旨，关注期刊业编辑、发行、广告、营销、推广等产品经营层面，及时而准确地反映国际期刊市场动态趋势，受到期刊业从业人员及其相关产业专业人士的普遍欢迎。在产业报道方面，《中国传媒周刊》率先提出从“分众”角度报道期刊市场，最早关注期刊发行渠道的层级化和职业化，并及时公布期刊行业广告投放及发行趋势报告。8年来，《中国传媒周刊》推出一批重点报道，如“邮政渠道进场费”、“期刊第三方发行”、“首都机场书店强行收费”、“杂志赠品潮”等在业界引起巨大反响，并受到新闻出版总署等管理部门的重视。

2008年3月，《中国传媒周刊》系列专刊《中国新媒周刊》创刊，以报道网络、网游、手机媒体等新兴媒体为主，努力成为中国出版传媒业数字化转型的先头兵和经验指南。

12 教材招投标

影响力指数： ★★★★★

影响力报道： 2002.9.5《珍惜招标商机 力保课前到书 中标省市首战告捷》,2005.9.23《教材招投标新政如何实操国家三部委官员细说端详》，2007.12.7《教材招投标如何一路走好？》，2009.6.30《教材招投标悄然停止》

2002年国家发改委、新闻出版总署和教育部联合发出通知，在安徽、重庆、福建三省（市）率先进行教材招投标改革试点，引起行业“地震”，巨大的生存危机意识促使一些地区出版发行业重新洗牌。2005年8月，新一轮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招标投标工作启动，扩大了试点范围（从3个省到11个省）、扩大了招标对象（从本地区出版发行单位到所有有发行资质的单位）、扩大了招标品种，改变了招标方式和发行投标者的核心资质，意在突破地区封锁、行业垄断和所有制限制。并计划2008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中小学教材招投标。

对于这一对行业产生深远影响的政策，本报给予了持续关注，特别是2007年3月、9月、12月，以累计近10个版的篇幅，以《教材招投标如何一路走好？》等为题，集中报道了执行中存在的原创出版单位利益被侵犯、地方行政垄断加强、价格战恶性竞争等问题，引起各方强烈反响。有关管理部门将此专题报道作为研究教材招投标政策的参考依据，招投标一度“暂停”。2009年6月本报记者采访国家发改委了解到，免费义务教材的政府采购，使得教材出版发行招投标实施环境发生很大改变，原“从2008年秋季开始，中小学教材招投标将推向全国”的规定，事实上已经停止执行。

13 新课标

影响力指数： ★★★★公式

影响力报道： 2002.8.8《新课标教材配套教辅浮出水面 风险难测慎出击》,2007.10.26《新课标时代　促发出版嬗变》,2009.9.22《原创教材社淡定应对新课标修订》

2001年7月，教育部印发了18个学科课程标准（实验稿），并进入实验区实验，2002年成为新课程标准开始实施的一年。对书业来说此次教改算得上是一场暴风雨，之后的5年中，新课程改革以许多人没有预料到的巨大影响改变了教育出版，改变了许多出版社的生存状态。市场化的招标制被引入了教材出版这个过去计划色彩最浓厚的体系中。200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鲜见地出现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并以大手笔展示其教育出版实力，还有很多出版社也将自己的新课标教材带到订货会上，反映出教材的出版发行真正开始纳入市场运作机制。

随着新课标教材一套套通过审定，实验区一年年扩大，教育出版开始重新洗牌。一方面，出版社逐步摸索出新教材在新规则下的出版规律，教材推广和营销渐成气候；另一方面，人教社不再一家独大但仍一枝独秀，包括北师大社、教科社、苏教社、上海教育社、外研社、清华社、华东师大社等，形成了格局中的新力量。关于教材限价等一系列政策，以及不断上涨的维护和推广费用，各种矛盾日益凸现，教材出版暗流涌动。

针对这些出版热点问题，本报及时跟进，先后推出“新教材专题”等多个相关报道，通过对教学、考试制度、教材等连带因素变化情况的阐释和分析，力图呈现新课改之后教学的变化以及相关图书出版的未来趋势。2009年初传出教育部重新修订义务教育新课标的消息，在教育出版界再掀波澜，但随着征求修订意见等工作的展开，原创教材出版社逐渐清楚课标修订的走向和调整幅度，渐从起初的“慌神”变得从容。2009年秋本报的采访已经表明，原创教材出版社基本上都已经做好了筹备工作，随时可以启动教材的大规模修订工作。

14 年度各类专刊

影响力指数： ★★★★★

影响力报道： 2001.6.21《助学专刊》，2003.10.10《高校教材专刊》，2006.10.27《大学社订货会专刊》，2008.8.8《奥运读品专刊》，2008.11.18《30年书业/力量百版金刊》，2009.9.29《书写风华60年》

2001年，时任浙江教育出版社社长骆丹提出，缘于2000年“减负”对教辅出版带来的影响，应将“教辅书”改称为“助学读物”。本报2001年6月21日《助学专刊》中，提出“助学读物”这一新概念，并邀请业内人士各抒己见。2001年8月，《中国图书商报》联合全国33家出版社和150家大中型书城，共同组织“好书与我共成长——2001年秋助学读物导购大行动”，旨在有针对性地向书店采购人员和相关读者推荐优秀读物，引导他们花最少的钱买最多适合自己的书。活动推出的《2001年秋助学读物导购指南》重点推荐了500余种经过市场检验的助学读物和10余家名牌出版社，并提供最新“助学读物畅销榜”和“助学读物资源索引”。

以“助学读物专刊”为代表的各类专刊，成为《中国图书商报》的“经典曲目”。每逢业内重大活动，必推出相关主题专刊，主要包括：《北京图书订货会专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专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专刊》、春秋季《助学读物专刊》、春秋季《高校教材专刊》、《大学社订货会专刊》、《美术社专刊》、《少儿社订货会专刊》等，以鲜明的主题设计、全面的实力出版机构推介、丰富的产品信息、独到的服务指南、精美的版式设计而备受业界认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报与全国百余家大书城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助学读物专刊》等能在第一时间直达终端，成为出版单位营销的优选载体。

在某些特殊时点上，本报均量身定做相关专刊，如2008年奥运《读品专刊》，2009年《百佳专刊》、《实力专刊》、《30年书业/力量百版金刊》、《书写风华60年·典藏版》等，成为业界争相收藏的重要资料。

15 国际书展外文专刊

影响力指数： ★★★★

影响力报道： 2000.8.25《2000BIBF德国专刊、法国专刊、英国专刊》，2007.8《俄罗斯书展中国专刊》，2008.5《首尔国际书展中国专刊》，2006.10《法兰克福书展英文专刊》

《中国图书商报》自创刊伊始，就坚持国际化视野，密切关注全球书业发展，并与国际知名出版机构、部分国际书展保持密切合作，一系列国际书展外文专刊搭起中外书业交流的桥梁。

2000年8月25日，《中国图书商报》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首次推出《德国专刊》、《法国专刊》、《英国专刊》，对海外书业细分聚焦，其中法兰克福书展所属德国图书信息中心主办的《德国专刊》连续运作至今，已成为沟通中德书业的品牌专刊。

2006年、2007年，《中国图书商报》与俄罗斯《图书评论报》合作，分别在中国和俄罗斯出版了中文版的《俄罗斯专刊》和俄文版的《中国专刊》，备受两国高层及出版人好评。

2008年5月首尔国际书展期间，《中国图书商报》与韩国《中央日报》合作出版了韩文版《中国专刊》，向韩国读者集中介绍了当前中国出版业的特征和概况，在首尔书展上产生广泛影响。当年9月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召开之际，双方再度合作，在北京出版中文版《韩国专刊》。

自2006年10月，本报连续4年精心策划中国唯一一份为法兰克福书展编辑出版的英文报纸《法兰克福书展英文专刊》，全面报道中国书业最新发展态势，在FBF现场受到海外读者热捧。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法兰克福书展主席博思均为专刊致辞。2009年适逢中国担任61届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36版的《英文专刊》比以往更有分量，参展的不少中外读者认为，本报的这份英文专刊对于向世界推介中国出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