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黑子》须一瓜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4月版/25.00元

她是“尾条新闻 头条小说”的作家，一个从事法治报道的记者如何开始小说之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又如何得到圈内评论家的赞誉？她和舒婷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友谊？厦门女作家须一瓜的第一部长篇《太阳黑子》近日出版，本报记者对她进行了专访。

■受访人：须一瓜□采访人：夏 楠 （商报记者）

如李敬泽所言，须一瓜的写作还没有能够得到广泛的关注。因为是法制报道的记者，她的小说的题材通常从法治题材角度入手，往往她采访的新闻是报纸的末条，但她写的小说却是杂志的头条。

她的文字，有犯罪，有悬疑，有破案，有法治，有人性，作为厦门作家，她代表了福建文学的特点。《太阳黑子》以一个离奇错综的故事来讲述和揭示人性的复杂和自我救赎。她说自己在写一个亏欠的故事，尤其在这个唯利是图的时代，想看一下是否有人每日在省察自己。

□须一瓜这个笔名如何得来？这样的名字有点怪怪的，貌似女性化的名字会带来很多读者，比如安妮宝贝之类。

■当时很草率随意，只想弄一个让老板、同事，一万年也猜不到的化名。因为那一任的老板，不太喜欢有作家梦的手下。“须家一傻瓜”挺好。但后来，我的集团老板，尤其是晚报老板，一直支持我。也正是这样，“须一瓜”才得以比较频繁地被使用。早知如此，我会可能起一个比较严肃的、像人大代表的笔名。

□你是记者出身，作为同行，我喜欢你笔尖下的温情，也为小说的最后结局而落泪。但毕竟小说是小说，现实是现实，记者要客观报道事实，小说家则要讲故事，不晓得你转换作家和记者的身份是否很容易？记者这样的身份给你带来写作资源之外，还有什么？

■新闻追求的是客观外界的真实、真相、真理。小说家追求的是关乎内心的真实、真相、真理。我做记者的时候，绝不虚构；我写小说的时候，绝不陷落在纪实的沼泽地。让我们和读者一起，在故事的肉体上敲骨吸髓吧，我要找到的是21克灵魂的重量，是灵魂的真实、真相和真理。记者职业肯定比流水线岗位要便于观察人生。所以，看多了看深了，眼力可能会比一般人好一点。

□你怎么看待你的小说故事的离奇性？对于小说《太阳黑子》，举一个例子，我个人认为你设置的灭门大案过于离奇。三个逃犯对杀死的女孩有负罪感，因此当了女孩尾巴的父亲，努力照顾她；但在灭门案中死去的并不只有这一个女孩。难道这种罪恶感还有挑选？

■《太阳黑子》的灭门大案，借用了两个采访过的案件元素，一个是跟踪孩子进屋抢劫的几个人，因为那户人家陆续归来，他们一个连一个地弄死；另一个案件元素被借用，是三个铁路小青年，因为谋财害命，灭杀了香菇客的一家老小。脱逃10年后落网。他们的主观恶性，比小说人物要大要深得多，但是，三个人逃亡中，因为恐惧和负疚，不敢结婚、工作努力，过着内敛的、求善的生活。至于说离奇，可能我总听闻这样的事，所以，我脱敏了，没有太异常的反应。

负罪感当然没有挑选的。尾巴只是一个集中代表。你不可能去生活中，去一一找对应人物来赎罪，是不是？在杨自道梦中，深夜里，水井升腾出来的死者，也不是一个，而是好几个人。

□你是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小说创作的，但据说一开始都藏在电脑里，后来是因为舒婷的建议和推荐，才慢慢拿出去发表的，并一发而不可收。可以谈谈你们的友谊吗？

■停笔多年后，确实是舒婷第一次把我的小说推荐出去。没有她，可能就没有须一瓜。我们是好朋友，她看到过我最痛的眼泪和悲伤。小说家最基本的功课，大概是认识人，认识你自己。我在她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尽管，我比她苍老。她是上帝送我的礼物。只有礼物影响人，没有人能够影响礼物。我不写诗，我崇拜他们。

□你曾说过：“我为我所了解的逃犯心理着迷。”这种着迷体现在小说中，一部分便是杨自道们罪后忏悔的不遗余力。那种忏悔的虔诚确实使得不少读者流下了同情的眼泪，但一个原则问题是，杀人必须偿命，而救赎并不能替代偿命。你是怎么看待小说中，或者生活中那种情与法的挣扎的？

■我爱内疚的人。知错对、懂愧歉，补偿和救赎之心，使世界有了善的光，这是人类德性的光辉。有个跟法律工作有关的读者跟我写了长信，言辞激烈，认为我应该让三个逃犯获救。因为，“惩戒不是目的”，人性善的全部苏醒，就已经足够了。

但是，小说有它的现实逻辑，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情与法的严酷挣扎，这样人心深处的痛苦波澜，才更具有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