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指海

■殷 实

　　如果持续地加以观察的话，人们或许会发现，今天中国军旅文学的创作者群体，正呈现为某种雁阵队形：领航的只有一位，但不确定是谁，力不从心者很快会被接替更换，后续队伍虽逐渐增多，也未见实力超常者，大家只是勉力保持着各自在飞行中的位置和姿态……作为这个人字形阵仗的悲观的观察者，我常常有点担心，他们嘶鸣着相互打气的声音是否有点衰弱了？他们在天空中有时会不会乱了方寸？我甚至也在心中暗自嘀咕过：非要如此不可吗，保持一个必须对个体进行某种严厉制约才会完美的集体造型，难道是为了接受检阅？不幸掉队的孤雁又该如何下场？我们知道，自然界的雁阵，是一个负载了宇宙秘密的群体，它们的力量近乎均衡，他们飞到目的地不成问题，最重要的是，他们或许没有荣誉感，因而超然物外。但是，军旅作家们呢，他们的使命、任务和行动方式，对中国文学的整体生态而言，意味着什么？他们自身的写作秘密与激情，和他们身处的阵形、方位之间，是否有什么关系？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项目细分，正愈加繁盛多样，相信这些问题迟早都会有人给出答案吧。

与前辈相比，这一代年轻的军旅作家们的成名环境无疑要艰难得多，但是他们不再从知识或教条中获得枯燥的结论，而是在成长的匆忙与不协调中产生了对温暖人性的渴求，他们真正自然地贴近了文学。

在阅读完2010年之前的多部中、长篇小说后打量军人作家队伍时，我曾经认为，2009年是一个接力之年：大批的中老年作家都已偃旗息鼓，或者是被训练成了出色的影视剧编剧——朱苏进最为典型，一些正在盛年的中年作家在忙于验证自己的市场应变能力——比如徐贵祥，而与此同时，一些新人也正在悄然出现。这个判断基于一个背景：1980年代仅靠一篇作品就能名满天下的一大批军旅作家，他们的势头太旺，人数也太多（恕我不一一列出他们的大名），完全压抑了1990年代作家的成长，而近乎青黄不接的1990年代的那批人，像阎连科、陈怀国等人，又都转向太快，不太在意“农家军歌”那一亩三分地，而且多半离开了军队。所以，从新千年的军营里发现出色的青年作家，就差不多像寻找外星人一样困难了。我所说的新人，至少包括了王凯、朱旻鸢、王凤英、赵宇、余旭红、裴指海、王甜、王棵这样一些年龄在30岁上下的无名之辈。他们无名，所以写作没有太多顾及，他们年轻，所以尚有理想和梦幻。

王凯的小说，是最有可能引起我们对当代中国军人生命表达共鸣的一种写作。他在2009年已经有中篇小说《蓝色沙漠》获得了军队文学最高奖，那是一篇充满了孤独感的道德理想主义小说，青春的荒芜，爱情的肤浅，精明或痴愚的头脑所作出的致命选择，读来感伤而优美。可惜这篇作品的声望被局限在了少数的军队读者中间。王凯最值得一提的作品是最近创作的《终将远去》。作品主人公是现任连长，心中永远都有一个高不可攀的前任连长，那几乎是一尊神，一个连队之神。在面临士兵退伍、士官改选等原则性问题时，道德人格、军人品质和世俗的人情关系都开始发生作用，小小的连队充满着微妙复杂的气氛，困难的抉择中萦绕的一个问题其实是：到底是否应该保持对这支军队的忠诚？这是个宏大的问题，却在微小的心理、意志、情感等难以觉察的层面表现出来的，小说对不可言传之事的传达功能在此恰好得心应手。一个看似低调的故事，一片浓重的离愁别绪，却从头至尾充满着高尚、纯洁的冲动，这正是文学而非生活现实的逻辑所能带给我们的优美的创造空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意愿，自我完善的向心力，以及无可避免也不必惧怕的失落和悲伤，等等。

我之所以推崇这篇作品和它的作者王凯，是因为对军旅现实题材小说而言，已经很久不见有这样的写作勇气了，我在此所说的“勇气”，不是指对现实的简单摹写，尤其不是指对丑陋现实或肮脏人际关系的揭露之类——大部分的所谓官场小说、反腐小说走的都是这样的路数，而且往往少不了变本加厉的渲染。王凯笔下的现实是一个有情怀、有道德感和自我慎察意识的人看到的现实，因而是一个作家才会有的观察方式——实际上大多数中国作家似乎不介意这样的区分。这就为文学发掘乃至塑造心灵的独特样式，从而展示出生活之美、人性之美，推而广之也包括一种军旅色调之美，提供了可能性。这一点，在上世纪1980年代那种架空的理想主义小说中就是稀缺的，1990年代跟随所谓“新写实”的“农家军歌”中更是鲜见。王凯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完全实现这一点，我理解，是因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时空中，已经成长起来了一代人，这一代人不是从知识或教条获得枯燥的结论，而是在成长的匆忙与不协调中产生了对温暖人性的渴求，他们真正自然地贴近了文学。

与王凯一样，朱旻鸢也是一位执着于军营现实生活表达的青年作家，看上去发展潜力深厚。这位作战参谋出身的业余作者，因其专业背景的缘故，能够轻而易举地把握“军事”的内涵及其文学意味，也可以自如地描述诙谐狡黠的青年士兵心态，他可以在一种幽默中夹带“逼真”的写作进行到底，他笔下的人物往往骂骂咧咧，有时甚至大爆粗口，显示出一种毫无遮掩的军营“底层”状况和心态。尤其可爱的是，那些自我意识强烈的士兵们，总是会以挑剔的、嘲讽的目光看待似乎地位优越于他们的军官，和以往军人上下级之间、军官和士兵间的毕恭毕敬大相异趣。这种微妙的变化很显然源于今天军队中兵员成分的变化：开放环境下长大的青年们，人格平等、民主意识等等都足够强烈，而年龄比他们大不了多少的下层军官们，成长和受教育的环境也与之相似。他们或因好奇，自愿来到军营，或者“无奈”，恰好必须尽公民义务，却都没有把在军队发展看作唯一选项，更不会像上世纪两个十年文学中的军人形象：谨小慎微地攀爬奋斗，自己的成功与家人的福祉乃至“翻身解放”都有密切关联，一着不慎，全盘皆输。我认为，这是中国社会转型变化的一个明显表征，因为军队律令条规很显然并未发生什么变化。正像朱旻鸢在中篇小说《坝上行》中所写到的一样：一个实际上是被歧视的落后炮兵班，一帮按照惯常思维是属于不安分和技术不可靠“闲杂人等”，却以足够的智慧和勇气，在实弹射击中超常发挥。并且，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了自己的“颜面”，而非连队、团队的比武名次之类。

武警部队作家王凤英的情况，有助于说明今天文学变化的另一个隐蔽趋势，那就是传统样式、传统文学语言的复兴，尽管这一现象可能并不仅限于军人作家。王凤英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双虓图》，瞩目于一群唐朝人物的悲喜命运、人性人格，或真实或虚构，却不是当下网络上流行的所谓“穿越”做法。除了章回标题外，古典长篇小说中的要素几乎样样俱全，中国传统文化的风范韵味，白话小说的精美语言，全都到位。王凤英搏此一役，像是在进行某种破纪录的功法训练，意在还原今已失落的“中式”小说面貌。我的确不知道，除此之外，谁还可以有这样的定力和雄心。

文学的光荣地位不在了，体制的某些助力也正在失去，一文成名的青睐更是一去不返，军旅作家未来之路在何方呢？

讨论军旅文学的新一代人，似乎很难拿出什么充足的理由来支持他们的地位，因为和之前的作家们相比较，他们的写作、发表、获得影响力的条件更正常，也就是更加苛刻了。除非谁有一种文学价值和商业价值都能兼顾的特异才能——说实话我不认为我们的时代会有这样的特例。但这些作家们的写作是应该给予掌声的。从上世纪80年代一大批人共同成长，到上世纪90年代一小批人七零八落地成长，今天的这些作家可以说是在完全孤立地生长，文学的光荣地位不在了，体制的某些助力也正在失去，每一个人都是业余作家，每一个人的写作都有可能随时放下——没有谁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可是他们能否坚持的确尚属未知。因为日趋多元的社会一直在分化那种被称之为“群体”的力量，也因为商业化的洗礼还正如火如荼。

王凯在一篇题为《致不可知但可以书写的命运》的创作谈中提及：“每一个士兵都是不同的，他们的面孔和灵魂都是这个世界上的唯一。每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那个人。越往上走，这些穿着军装的年轻人最终会汇成实力统计表中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数字。而之于我，他们永远是鲜活的……”这不是文学宣言，但却是文学写作必须具备的人学基础。我想，这正是王凯这样的军队文学新人不同于其前辈的地方。和今天一些人凭一支生花妙笔，将军队生活、军事题材，甚至革命历史题材都做商业化处理的疯狂之举相比，王凯他们的存在是弱势的，但却是心地纯洁的，这符合艺术生成的那个脆弱真理。

编辑手记

200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专题报道中，本刊以《军旅文学：喧嚣与寂静》为题，梳理了30年军旅作家的创作历程。从中，我们看到了军旅作家作为一个特殊写作群体，在文学上所取得的光辉成就。进入新世纪，过去曾贴上“军人”标签的作家不再受到万众瞩目，“军人作家群”的光环开始暗淡，甚至被边缘化。于是，我们只能缅怀，那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那一代军人为何能取得如此高的文学成就？现在的军人作家是否真的就不上进吗？所以，我们在本期的“八一特别专题策划”中，关注年轻军人作家的创作，他们有的在文坛上还刚崭露头角，甚至还属于无名之辈，但他们用自己的创作在佐证着军人作家队伍没有青黄不接。只是因为日趋多元的社会一直在分化那种被称之为“群体”的力量，但就作品而言，他们并不逊于前一代。

在大多数人印象中，军队等级森严，这也是过去军旅文学中经常表达的，但现在在开放环境下长大的年轻军人们，他们个性张扬，追求自由表达，从而使得现在的军旅作品更显温情和有趣。此外，与过去为国家为人民为团队而战的惯常主题相比，现在的军旅作品似乎更尊重人性。作为读者，不要把对军旅文学的印象停留在过去“高大全”的印象中，时代变化为年轻军人作家们的创作增添了许多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