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吴常春（北京汉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

□采访者：王 东（商报记者）

编者按 多年来，北京汉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常春一直致力于中日图书版权贸易事业，也将一批优秀的中国图书版权销售到日本市场，且多取得了不错的市场业绩。最近汉和公司通过在日本成立分公司的方式，盘活国内的图书版权资源，推动更多中国图书进入日本读者的视野。而他的愿望，是“希望中国的作家能创作出更多有版权输出价值的图书销售到日本市场，让日本读者能接触到更多来自中国的声音”。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本报近日邀请他就对日版权输出这一话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希望引起业界更多关注。

□日本读者是否关注中国主题或由中国输出版权的图书？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市场的需求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中国和日本两国有着割不断的文化和历史渊源，日本读者对于中国主题图书的关注也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在日本的书店里一般都有专门的中国书架，陈列有大量中国历史、文化、文学以及中国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专著。在这些作品中，由日本作家撰写的要占到90%，中国作家写的只占10%左右，甚至更少——相较于日本读者对于中国主题图书的阅读热情，中国作家提供的图书产品显然太少了。而有的撰写中国相关主题图书的日本作家，由于他们对中国历史、中国经济、中国社会问题的观照立场不同、角度不同，其观点有时候难免偏颇，有的甚至还有很明显的错误，从而向日本读者传达了一些有关中国的错误信息。

从已经输出到日本并销售的图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市场需求的走向。

在版权贸易中，文学作品永远是受关注程度最高的类型。我国的出版社和有些作家本人在对日版权输出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国内一些比较活跃和知名的作家的作品都有在日本出版作品的经历，但是总体而言这些作品的销量很少，日本读者的认知度也不高。

那么，日本读者究竟对什么样的中国文学作品感兴趣呢？余华的《兄弟》在日本翻译出版之后销售得不错，阎连科作为中国作家的代表也很受日本读者认同，莫言由于有大江健三郎这样的知名日本作家的推荐也获得了较高知名度。此外，像安妮宝贝、韩寒这类作家的作品在日本也形成了固定的读者粉丝群体。尤其是安妮宝贝的几本书在日本出版之后都很畅销，她本人在日本的签售活动盛况空前，也得到了当地媒体的集中报道。我个人认为，安妮宝贝小说在日本青年读者中的流行，同她小说关注现代社会生活不无关系，加之书中描写的中国大都市的很多时尚场所也同样为不少日本青年人所熟悉——这恰恰表明日本读者希望了解的，是现在中国人所思所想以及各种生活细节。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一些财经和励志类的图书也进入了日本出版社的视野，他们希望能够找到中国读者和日本读者阅读兴趣的契合点，而“翻新”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读物获得了日本出版社和读者的认同。在此前的几年中，通过汉和公司共向日本输出了10多本财经和励志类图书，成君忆的《水煮三国》是其中的代表。这本书翻译后在日本出版，迅速销售了3万册，在日本读者当中引起了轰动，根据这本书改编的漫画版图书也将在今年秋天推出。而他的《孙悟空是个好员工》、《渔夫与管理学》、《管理三国志》等书在日本的销售业绩也都还不错，他本人作为中国的企业管理学界代表也赢得了一批日本的读者粉丝。《诸葛亮的七堂课》在日本出版后也很受欢迎，其市场表现超过了日方出版社的预期，头版很快销售一空并迅速加印了2万册。这些书的畅销表明，日本读者比较欢迎那种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问题有机结合起来的图书。也因为有这样的读者需求，汉和公司已经将《菜根谭的智慧》、《庄子的智慧》、《老子管理学》等书的版权签给了日本的出版社。

但同样是中国传统文化读本，在我国大热的《于丹〈论语〉心得》和易中天的《品三国》，译介到日本之后反倒市场表现平平，这是为什么呢？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像《论语》、《三国志》这类经典在日本其实已经相当普及，也有大量日本作家写过相关的分析、感悟之类的作品，因此于丹和易中天的这两部作品在翻译成日文之后反倒不显得突出。另外我想也跟翻译有关，上述两本书最大的特点是用今人的通俗语言诠释经典，语言的通俗活泼是无法通过翻译有效传达给日本读者的，这也大大削减了这两本书在日本的商业价值。其实日文书翻译成中文也有一样的问题，比如曾经在日本畅销达400万册的《傻瓜的围墙》，在2004年引进到中国之后表现也很平淡。

□哪些因素阻碍中国图书版权输出到日本？您对此有哪些建议？

■就目前来说，阻碍中国图书版权输出日本的因素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国作家的大部分作品，不论是文学作品还是财经励志等社科类读物，都首先是针对国内读者撰写的，而中日两国读者的阅读兴趣和需求显然存在明显差异，一些在我国市场热门的图书却未必适合日本读者的口味。第二，目前创作比较活跃的文学作家中，大多数没有把笔触放在当下，他们的作品中充斥着几十年前中国农村的贫穷和愚昧，与21世纪的现实生活、现实社会之间严重脱节，海外读者要接受和理解这些作品显然更加困难。第三，我国从政府层面对于作家的宣传推介力度明显不足，作家受关注的程度也远不如上世纪80年代，现在即便是国内的年轻人大多也只知道几个80后甚至90后的新晋作家。作家得不到全社会的尊崇，软实力的建设就无从谈起。

如何推动中国图书版权更好地走入日本市场？我也有三个建议。

第一，政府层面要做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加大力度向海外宣传推介我们的作家，只要是活跃在创作一线的作家都需要大力宣传。作家的声音代表了当下百姓的声音，是时代的标尺，将他们介绍给世界就是将中国介绍给世界。

第二，政府每年都会对一批外向型图书选题的翻译进行补贴，而且这个补贴主要是发给出版社，其实版权代理公司作为版权贸易的中间桥梁，熟悉两方面的市场和出版资源，在推动中国图书走向海外方面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因此政府在进行资助时也应该更多地考虑扶植版权代理公司。

第三，在转企改制和集团化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出版企业更有条件在海外建立合资的出版公司，将自己在选题资源、资金方面的优势，同合作方对于该国市场的了解结合起来，更好地盘活外向型出版资源，做出海外读者喜欢的作品。就日本图书市场而言，中国出版社在那里设立分支机构是大有可为的：首先是出版环境比较有利于中国版权图书的出版，在稍大的书店都设有中国图书专柜，有大量日本读者对中国图书感兴趣；其次，日本的图书发行业发育健全，发行体系成熟，一家出版社只要同日贩、东贩建立合作关系，并配备必要的促销人员，就不必担心图书的销售渠道问题。现在很多出版集团都具备了在日本成立合资出版公司的实力和资源，以中国出版集团为例，其旗下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都有鲜明的产品品牌特色，加上本身雄厚的资金实力，完全有能力开拓日本市场。

我们北京汉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这些年一直在做中国版权的推广工作，寻找适合日本市场的中国图书，定期向日本出版社进行推荐，最近更有在日本开设出版社的计划，目前已经与国内几家出版社签约，确定了若干选题。同时我们也与日本的有关公司合作，积极推动中国出版物在日本的电子出版。报纸、杂志、图书乃至音像制品都是我们选择的对象。

在推动版权输出海外的模式方面，我认为应该采取全方位的推广方式，文化的输出要以一个“系统工程”的思维方式来推动。以“韩流”在日本的盛行为例，这股潮流发端于韩国电视剧《冬季奏鸣曲》在日本的热播，带动了与韩国影视相关的图书畅销日本，韩国影视和流行文学因此得到了大量日本年轻人的追捧。由电视而电影、而动漫、而图书、而网络，贯穿了不同的媒体，覆盖了所有年龄层的人群，“韩流”所带来的文化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我们应该看到，现在一些跟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图书，基本上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在阅读，还渗透不到年轻读者那里。媒体不同，它的受众群也会不一样。因此我们在考虑文化输出时，还应该把不同形式的媒体结合起来，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考量。

最近这几年，金庸先生的作品在日本很受关注，他的作品大部头地陈列在书店的书架上。金庸先生的一些电视剧也在日本的有线电视频道播出，反映颇为热烈。最近又有日本的朋友希望通过我们接洽金庸先生作品的动漫改编权。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金庸作品中人物所体现出来的侠义、仁爱、大同、爱国等等，不正是“中华思想”的内核吗？就我理解，这实质上也是中国的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