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晗（商报特约记者）

从2008年开始，每一年北京的9月都荡漾着青春的力量。今年9月6日到26日，第三届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将在北京的12个剧场先后上演34部中外剧目。在孟京辉的倡导下，还开设了“致敬大师，品特单元”。同时，现代话剧奠基人曹禺诞辰一百周年的各种纪念活动也在陆续举行中。无论是向英国剧作家品特致敬，还是不忘曹禺，中国戏剧人一直在为中国戏剧的大众化和复兴而努力。而戏剧类图书的出版，一直是各大出版社“塑造品牌”的“拳头项目”是事实，但多年来鲜有畅销书也是事实。

近期戏剧类图书一览

《都市戏剧产业:国际对标和中国案例》刘晓明 方世忠主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年4月版/48.00元

《大戏剧论坛（第4辑）》周华斌主编/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版/38.00元

《古代戏曲创作理论与批评》刘奇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6月版/43.00元

《中国昆曲衣箱》刘月美著/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8月版/198.00元

《昆曲：中国国粹艺术读本》王强 李洋 谷依曼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年8月版/38.00元

《窥看舞台》[日]妹尾河童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版/38.00元

《品特戏剧集》(《送菜升降机》、《归于尘土》)[英]哈罗德·品特著 华明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9月版/73.00元

《阿瑟·米勒手记：“推销员”在北京》[美]米勒著 汪小英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8月版/29.00元

具有千年历史、曾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国戏剧，经历过辉煌和衰落，自1980年代逐渐让位于电视电影以来，眼下似乎越来越远离大众。有人说是目前戏剧难以找到更好的表达方式，来阐释与生活的关系，也有人将其归结为世界的大变化导致了戏剧的衰退。

不管怎样，戏剧类图书、文献的出版，一直是各大出版社“塑造品牌”的“拳头项目”。尤其是近年来译林出版社、中华书局、新星出版社及一些大学出版社等出版商对戏剧类图书的出版，在戏剧界造成了较大的反响。

但树立品牌的背后，却是出版商出版戏剧类图书的勇气，连导演孟京辉向他的偶像品特致意的同时，也向出版商致敬，认为出版品特是一件勇敢而独特的事。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品特的版权代理人Toby Eady也直言，在英国，出版戏剧类图书是赔钱的买卖。

戏剧学者赵景深曾说，“中国是戏剧大国，这个名称是好的，希望永远不要丢掉”。但当下戏剧的“低迷”与“丢掉”似乎也只有一步之遥——目前戏剧教育、戏剧创作、戏剧展演、戏剧批评、戏剧理论研究以及戏剧相关产业集体低迷。当然，戏剧类图书出版的低迷，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亦是无可避免。我们试图在历史回溯和当下戏剧类图书出版概况中，寻找当下戏剧类图书出版的出路。

回溯

戏剧类学术出版源远流长

我国戏剧类图书、文献的出版，与我国的出版事业同步。早在刻版、抄版盛行的明清时期，由一批学者校订、撰写的戏曲类图书就占了较大比重。到清末民初，如赵琦美的校订《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王骥德的校勘《西厢记》、臧懋循刊印的《元曲选》与毛晋刊行的《六十种曲》等的出版，对后来的曲学研究产生较大影响。

进入20世纪之后，中国学术在向现代学术体系过渡中，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界，戏剧学理论及其出版也产生了较大变化。根源于西方，发展于日本，盛行于中国大陆的话剧，使西方戏剧及其理论受到了学术界关注。中国的戏剧研究界始呈现出了“曲学”与“剧学”之分野——与当时的曲学研究状况一样，分为两个研究范式，一是戏剧史的考据探索，另一是戏剧文本的品鉴研讨。

尽管戏曲在“五四”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与批判，但仍然凭借其顽强的生命力，促成了其研究步入“现代性”的进程。除了民间出版家董康等人在民国初年刻印的《杂剧十段锦》（1913）、《梅村先生乐府》（1916）等，“五四”的大环境还催生出了钱南扬、吴梅、周贻白、卢前与任半塘等一大批开创性的戏曲学专家。他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宋元戏曲考》、《中国戏剧史》、《读曲小识》、《元明清曲选》等著述，充实了这一时期戏曲图书的出版体系，丰富了现代中国戏曲史的理论研究内涵。

与此同时，“剧学”研究也逐渐受到重视，除了田汉、洪深等剧作家的话剧剧本获得出版之外，欧洲的戏剧理论也受到了译介与关注，譬如余心的《欧洲近世戏剧》（1931，商务印书馆）、约莱士的《戏剧本质论》（1940，上海杂志公司）、章泯的《喜剧论》（1940，商务印书馆）、岸田国士的《戏剧概论》（1936，中华书局）、丹钦柯的《文艺戏剧生活》（1946，文化生活出版社）与李朴园的《戏剧技法讲话》（1936，正中书局）等大批戏剧专著，共计约600余种，在社会上与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反响。此时，以戏剧为武器的战斗年代，抗敌戏剧自觉担负了唤起民众、拯救国家的理想。

1949年之后，随着戏曲界的“戏改”以及频繁政治运动对戏剧的率先性打击——譬如对昆曲《李慧娘》与京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戏剧家的剧作也遭到了政治的干预，曾被大陆学术界奉为正统的斯坦尼戏剧体系也因为中苏关系的破裂而遭到了驱逐，戏剧研究与戏剧创作近乎陷入低谷。南京大学教授苗怀明如是认为，（十七年期间）不利的因素主要表现为行政行为对学术研究干预过多，戏曲研究缺乏应有的自由和主动性，实证式研究不断受到排斥。

但从宏观上看，这段时间关于戏剧类图书出版唯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剧学”中对于俄苏戏剧文学的译介与曲学中戏曲目录学著作的出版，其中代表就是傅惜华的《中国古典戏曲总录》（1957，作家出版社），而“文革”十年，虽然“样板戏”盛极一时，但戏剧类图书、文献的整理出版，几乎停滞瘫痪。

市场

当下三类戏剧类图书出版特点

虽然自“文革”后，人们对戏剧寄予希望，但戏剧却陷入全面危机。一边是电视电影的普及，戏剧观众锐减，一边是戏剧界充满悲观，剧团解散，话剧更投向西方的怀抱。但新时期的30年尤其是近10余年，和以前相比，却出版了大量戏剧类图书和文献资料。

戏剧理论图书：叫好不叫座

这类图书以高校戏剧戏曲学学科及其分支科研为主导，有科研经费做支撑，其影响颇为巨大，主要出版于2000年之后，显示了当下中国戏剧研究的状况与趋势。其中以南京大学教授董健主编的“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究丛书”（2005，中华书局）与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周华斌主编的“戏剧戏曲学书系”（2002，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为代表。（下转05版）

此次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在孟京辉的倡导下，将开设“品特戏剧节”单元。由译林出版社引进出版的英国著名剧作家哈罗德·品特作品《送菜升降机》、《归于尘土》两卷也于近日出版。以下为参加戏剧节的部分青年导演。

（上接01版）

这两大丛书分别囊括数10卷不同专著，它们的共性是将“剧学”与“曲学”熔于一炉，还囊括了对影视艺术美学的探索，体现了当下戏剧戏曲学在“大戏剧”语境下的开放性与“自寻出路”的趋势。如“南大丛书”中既收录了苗怀明《二十世纪戏曲文献学述略》，也收录了胡星亮的《西方电影理论史纲》，“戏剧戏曲学书系”中也将日本中国戏剧史研究家田仲一成的《中国戏剧史》与杨燕的《戏曲电视剧个案论析》收到同一丛书。

除了丛书之外，还有一些学者的著述，或为广义上的通史通论，或涉及较为艰深、专业的戏剧学研究，在学术界内颇有影响，如余秋雨的《戏剧理论史稿》（1983，上海文艺出版社）、张庚与郭汉城合著的《中国戏曲通史》（1980，中国戏剧出版社）、谭霈生的《论影剧艺术》（1986，湖南文艺出版社）、孙惠柱的《第四堵墙：戏剧的结构与解构》（2006，上海书店出版社）与董健与马俊山合著的《戏剧艺术十五讲》（2006，北京大学出版社）等。

戏剧类文化畅销书：畅销读物普及常识

还有一类是出版商以“畅销”选题找寻的戏剧文化、戏剧文学类图书出版。这类多半是对戏剧戏曲基本文化常识的普及，不具备太强的学术性。如翟文明编著的《人生要读的100部戏剧》（2007，万卷出版公司）、于丹的《游园惊梦：昆曲艺术审美之旅》（2007，中华书局）和宝堂的《画说京剧》（2009，社科文献出版社）等。其中，不乏徐城北、周传家等名家作品。

戏剧学术类图书出版：出版商借此打造品牌

这类书以打造“长销书”为主导，多半为小众的戏剧文学，和有一定潜在受众的戏剧史、戏剧概论的读本为主。这类图书印数一般不高于5000册，但也不会给著（译、编）者太多稿费，部分出版社将这些书当作是打造品牌的读物，精打细磨，予以推广。譬如凯恩的《萨拉·凯恩戏剧集》（2006，新星出版社）、奥尼尔的《奥尼尔剧作选》（2007，人民文学出版社）、荣广润的《地球村中的戏剧互动》（2007，上海三联书店）与周安华的《戏剧艺术通论》（2005，南京大学出版社）等。

另一方面，这些出版物内容比专门的戏剧戏曲学术专著要简单易懂，又有着一定的学术意义与较强的文学价值，属于“雅阅读”的范畴，出版社多借此类书打造文化招牌。

戏剧出版的出路

从“扩大市场”到“资源优化”

要做好当下戏剧类图书的市场，并非只是简单地扩大市场，需要认清“戏剧”在当下中国社会的地位和独特的艺术性，比如，做好分众传播。

用“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可以形容当下对戏剧的接受度。一方面，中国作为戏剧大国，几乎没有哪个人没听说过京剧、昆曲与梅兰芳，一方面，由于戏剧一直未曾进入国民基础教育体系，受众对戏剧一直是“一知半解”、“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因此，作为一门在当下“陷入低迷”的艺术，戏剧类图书出版难免会遇到“叫好不叫座”的尴尬，“扩大市场”只能算是出版者与作者一方的愿景。因为戏剧的低迷并非是顷刻改观的变局，读者不可能一夜之间冒出，若是真正期冀可以有所改良，只有在“资源优化”这一方向去努力。

要想让戏剧类图书走出“叫好不叫座”的“低迷”，可以从如下三点入手。首先，针对不同受众，策划、出版不同的戏剧图书，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正如前文所述，戏剧类图书可以为科研服务，可以为知识分子服务，也可以是针对大众的，面向不同的读者，势必在装帧、印数、宣传策略甚至上架上采取不同的方式，不可因为“戏剧”二字就全部笼统对待之。

纵观1949年之前曾一度“畅销”及近年来有着一定影响的戏剧类图书，无非是抓住了“分众传播”这一关键，如余心的《欧洲近世戏剧》被王云五收入了针对普罗大众的“万有文库”，李朴园的《戏剧技法讲话》注明了是中学生的读本，再看近年来的戏剧类畅销书如《人生要读的100部戏剧》等，最大的特点是有较强的针对性。

其次，戏剧类图书出版除了借势，如各种戏剧节和名人外，必须要具备新的视野——新颖的观点、丰富的插图与流畅的笔触完美结合的读物，是之前不少戏剧类畅销书的特点。这也是今后人文艺术类通俗出版物的发展必然——倘若只是单纯地从学术层面与文化意义上入手，很难畅销。

同时，过去学术、文化专著忽视装帧，不重视文笔——须知戏剧的核心是文学，脱离了文学谈戏剧，只能是空中楼阁。无论是百年前的周贻白、钱南扬，还是当下的余秋雨、于丹，都以通俗而优美的语言来论述戏剧。

“三雅一俗”——“内容要高雅、装帧要典雅、行文要文雅，整体要通俗”，才是戏剧类图书出版的发展愿景。我们不可能期望戏剧类图书会像青春文学一样有庞大的读者群，戏剧本身就是一种“雅文化”而不是亚文化或俗文化，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对待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