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治水包含的内容涵盖了越来越多的方面，关于治理和利用水的问题已经从区域性问题发展成为流域性和全局性问题，从单一问题演变成为复合性问题，如何保障水资源安全、水环境安全和水生态安全，已经成为本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治理问题之一。

○潘 飞（书评人）

法国著名学者埃利克·奥森纳在其著作《水的未来》一书中，以法国人惯有的俏皮精神把“水”比作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实体，在他为其描绘的7种本质中，“强烈的创造欲”无疑最具代表性——水身上有一种亘古不变的野心，那就是重塑世界；它貌似和善，其实极富进攻性，并且它的进攻野蛮而粗暴——地球上大部分的自然风景都是它的杰作！中国哲人老子甚至把水的特性上升到人的品格的高度，抛出了“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人生诤言。在中国这样一个崇尚“道”的国度里，亲水，爱水到若水，水性最终成了堪比人性的评断标准。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上没有哪个民族会像中华民族一样，和水保持如此之深切和错杂的渊源和关联。

中国人和水共处了几千年，既饱受其恩泽，又深受其祸害，早已对彼此之间亦敌亦友的状态习以为常。即便如此，2010年之夏，中国各地江河屡屡出现逼近历史最高记录的水位，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精神压力，使得论及“治水”一事已是一个兼具文化与战略意义的重大话题。

中国人是世界上与水最亲密的一个族群，中国历史的哪一页翻开来，都与水息息相关。如同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潘家铮给《中国治水史鉴》一书作序中写到的那样，“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几乎就是一部治水史”。

从大禹治水获得成功赢得人民爱戴进而获取政治上的威信和统治地位，建立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开始，无论政权如何更迭，始终无法回避作为一个农业国家对于水的依赖。因此，对于历朝历代的君主们来说，如何治理所辖范围的大小河流，令其按照人类的意志发挥最大的善用，成为牵系王朝生死存亡的一个重要砝码，无论是秦始皇、唐宗宋祖，还是康熙、乾隆，每一个有作为的统治者都把水利大业作为施政的重点。从某个层面上来说，“水治”成为“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极大应验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水利兴而天下定，天下定而人心稳，“水力文明”、“水力社会”、“水力国家”不仅仅累积着几千年治水实践中积累下来的经验、教训、学理，更裹挟着千万普通大众汇聚起来的，如奔泻江水一样浩浩荡荡的民意。

从古代开始，中国就有专门管理水利建设工作的机构，并设置了专门的官吏，还颁布了不同的法律法规把“治水”的重要性提升到国家意志的高度。管仲、西门豹、李冰、范仲淹、白居易、郭守敬、林则徐、左宗棠等历代名臣仁人均在中国治水史上留下过极其重要光耀的一笔，中国各地那些流传、使用至今的水利设施多半以他们的姓氏命名，还有感恩的老百姓为其冠上“治水英雄”的芳名也足以让他们功垂千古。

在这个“治水社会”逐渐衍变的过程中，其实又羼杂着复杂的权益斗争和人际关系，比“水害”更严酷的往往是“人害”，相对于大自然的失调，围绕水资源的争夺而展开的纠纷才值得后人反思和回味。

战国时期魏国常年遭受水患之苦，地方官吏、土豪劣绅却和以装神弄鬼的巫婆串通一气，趁机造谣惑众，搜刮民财，甚至制造出了给“河伯”娶媳妇的把戏，坑害了无数年轻女子的性命。

历代朝廷的水工水事除了用于农业灌溉，更多地侧重于为了供给统治集团需要，维持统治机器运行而糜耗无数民力的漕运体系。明清时人们常把这两个部门与专制权力把持的另一领域：盐政，合称为“河漕盐三弊”，由于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常被贪官污吏把持着，成为他们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的渠道。400多年前，顾炎武在其名著《日知录》中就指出：大禹时代能够治水而宋明以后黄河反而灾害频仍，其最主要的人为原因便出自于吏治的极度腐败，使得从“游闲无食之人”、办事官吏一直到河务大员等凡与治河有瓜葛者，无不要从黄河决口的巨大灾难中借机贪污，于是黄河在修治以后仍不断决口竟然成了他们私利的渊薮，结果只能是“频年修治，频年冲决”。所以顾炎武无限感叹：河患的永难泯除，这实在是“国家之法使然，彼斗筲之人焉足责哉！”

除了自然水害的爆发，历史上由于政治斗争与决策失当造成的人为水患也并不鲜见。而黄河决口导致直接死亡最多的两次浩劫，都是“人祸”：一次是明末李自成与明军争夺开封，双方都挖堤互淹，导致决口改道，开封全城淤没，惨遭灭顶之灾。另一次就是抗战时期的河决花园口，造成黄泛区赤地千里。这样制造人为水灾自然少见，但“治河者利河之灾”、吃“河”自肥，靠“灾”发财，因而并不认真防灾，却热衷于从工程中“创收”，就成为更常见的人祸。即便延续到现代，类似江西九江被贬损为“豆腐渣”的防洪大堤，在洪灾面前不堪一击的工程里除了有烂棉絮一般的材料，还包裹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黑色交易，值得深究。

更令人痛心的是，近100多年来中国洪涝灾害、水污染事件频发，多半都是与政府职能部门的缺位与决策失误有关，与若干经营管理者只顾眼前利益，不顾后世子孙的福祉有关，乱砍乱伐、肆意排污等短视行为造就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深受水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尽管现代中国已不是一个仅靠灌溉农业支撑国民经济体系的国家，其他产业的补强让人似乎轻易就淡忘了水利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性，对于自然的敬畏之感有意无意的漠视将动摇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水治社会”的基本根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科技高速发达的今天，中国的“治水”工程首要任务反而是“治人”。

从实践到理论，从远古到今天，中华民族已经形成了内涵深厚、理念丰富的治水文化，虽然在不同的时代反映出不同的特点，但其内涵本质核心都是一脉相承的。历史经验表明，违背规律的治水，有悖国家利益、百姓安危的治水，为一己私利、为眼前之利益的治水，是注定要失败的，这都值得在倡导治水文化之时去深思、反思、忧思，并加以警醒和警觉。

当代中国的治水包含的内容涵盖了越来越多的方面，关于治理和利用水的问题已经从区域性问题发展成为流域性和全局性问题，从单一问题演变成为复合性问题，如何保障水资源安全、水环境安全和水生态安全，已经成为本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治理问题之一。

《中国治水史诗》上下两册，共计200余万的文字里，汇集了李存葆、何建明、蒋子龙、谭谈、张炜、叶延滨等近百位知名作家的集体智慧，全书分为黄淮、长江、珠江、海河、松辽、西部、东南7个篇部卷，记述了中国所有大的江河水系和部分地方水域治水历史以及都江堰、灵渠、坎儿井和三峡工程等古今著名的水利工程。

“风帆接南北，烟波阅古今。”阅读中国水利史，卷轶浩瀚无边，且不管历史成败兴衰与否，执笔人已换由今人来担当，面对这纷繁扰攘的世界，危机重重的大自然，手中的这支笔从何落下，真是分外沉重。

《中国治水史诗》（上、下）程贤章主编/作家出版社2010年8月版/280.00元

《中国治水史鉴》顾浩著/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年1月版/6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