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 明（中）、雷鸿昌（左）、饶 慧（右）

2007年年底，兰州大学重新组建出版社的领导班子，形成了以社长崔明、副总编饶慧、副社长雷鸿昌为核心的管理团队。当时，出版社面临国内出版业日趋惨烈的竞争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影响。面对困难而尴尬的局面，管理团队审时度势，重新调整出版社的发展战略，采取“两抓一促”的经营理念，实行“两书两表一会”的执行性管理模式，带领全社员工开始了第三次创业。全社员工团结一心，逆势而上，连续三年销售收入每年增长25%，利润每年增长50%，通过跨越式发展，出版社步入了新的发展轨道。

所谓“两抓一促”，就是一手抓选题开发，一手抓市场营销，全面促进图书质量的提高。所谓“两书两表一会”，是指“岗位职责说明书、年度目标责任书、月度绩效考核表、年度绩效考核表和每周一次的生产沟通协调会”，目的是强化日常工作的执行力，保证年度目标的实现。他们三人正是这“两抓一促”的领头人。崔明主抓市场营销，饶慧主抓全面质量，雷鸿昌主抓选题开发。三个人以铿锵之势，带领全社员工，取得了出版社近三年的长足发展。

崔 明：选择，是为了一个愿景。

崔明，一个从戈壁大漠中走出来的青年学生，一个站了20多年讲台的教师，一个创办过企业又给许多企业做过“管理咨询”的经营管理专家，几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为了选择挑战，为了母校的一个愿景，来到了兰大社，这一天是2007年12月6日。

崔明向来不打无准备之仗。他非常重视调查研究，来出版社之前，他就同近三分之二的员工进行了交谈，甚至和有些人反复交流磋商，详细了解了出版社方方面面的情况。人还没有到出版社，药方就已开好了。上任伊始，成竹在胸的崔明迅速展开工作。早上学校开会宣布任命，他下午就召开全社干部和编辑参加的会议，既是施政演说，更像是战前动员。

号角已吹响，战士要出发了。

他高度重视出版社的企业文化建设。经济必须深植于内在的文化价值体系。经济管理说穿了是一种手段，是一种工具，影响人心的是某种文化价值取向。因此，企业文化才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合理的文化价值取向才是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根本所在。

他描绘了心目中的愿景，组织全社干部员工反复讨论和专题研究，初步形成了出版社的企业文化体系。出版社的愿景是：依托兰大，辐射西北，面向全国，放眼世界，建设国内有影响的现代出版企业；经营宗旨是：创新为魂、市场为先、质量为王、效益为本；企业精神是：敬业实干、致胜致远；企业作风是：严谨、求真、务实、高效；市场观是：读者至上、市场为先；质量观是：精益求精、质量为王；管理观是：目标第一、结果至上。

为了把企业文化真正变成员工的价值取向，出版社多次举办各种主题的企业文化活动，并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倡导人文关怀，要求每一个干部尊重同事，善待下属，很快就初步形成全社员工奋发向上、团结协作、关心关爱的和谐氛围。

管理的基础有了，管理的手段便适时而出。概括起来讲，就是以项目为龙头的矩阵式管理模式，确立项目负责人在项目中的核心地位，形成全社围着项目转、项目围着效益转的出版运营态势。强调每个人的岗位责任和岗位意识，通过“两书两表一会”的执行模式，让每一个员工明确自己是干什么的、该干什么、应该如何干好。把月度考核与月度津贴挂在一起，把年度考核与年度绩效津贴挂在一起，让事实说话、让数字说话。通俗地讲，就是“在什么岗，干什么活；干什么活，拿什么钱”。

崔明到出版社的这三年，正是大学社转企改制积极推进的时期。通过一年多的工作，他们建立了《兰州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和各项规章制度，建立健全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公司组织机构，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公司运营模式；改革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逐步建立以岗位效益工资为核心的新型分配机制。

前行的路上虽然山花烂漫，但仍将崎岖坎坷。

“稳步前进，小步快跑。”“不追求多么快的发展速度，但一定要有发展的高加速度，一定要有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这是崔明最近常跟员工讲的话。

饶 慧：坚守，是因为担当着一份责任。

饶慧，来自四川的知识女性，干练沉稳，做事忙而不乱。她开朗大方，胸襟开阔，容得下人但放不下事，24年的编辑生涯，始终担当着领导者的一份责任，坚守着文化人的良知和本分。

饶慧既管生产，又抓质量。从书稿到社至成品书入库，无论是编校质量还是印装质量，每一本书、每一件事都在她的心中。

头绪多、事情杂，还要高质量、严要求，如果是三五个月还好，可她一干就是十几年。扎实的文化底蕴，厚实的经验积淀是她的优势，可光这些还不够。她之所以能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下来，除了那份沉甸甸的责任，她还有一颗敬畏之心，一种如履薄冰的工作态度。

出版产品既有其他生产产品的共性，但同时又有很大的差异性，在培育和保持品牌方面，其难度要远远大于其他生产产品。其他产品出现了次品可以通过更换解决问题，但出版物如果出现了内容差错、编校错误等方面的质量问题，就无法更换，只能重新生产。另外，其他一般消费品如果出现了个别残次品，也不会影响全局，且它的影响是个体的，不会给整个社会造成损失。而一本坏书不仅会给社会造成不良后果，也会给整个出版社带来整顿、停业整顿甚至撤销的严重后果。

有些新编辑说，“饶总的眼睛很毒”，自己看了很多遍的稿子，满以为没有任何问题，可在饶总那儿，一挑一个准。这就是饶慧的业务素养。饶慧是学中文的，上学时优异的成绩，好几年的教书经历，20多年的职业编辑生涯，练就了她的一双“火眼金睛”。有一部书稿内容涉及我国台湾地区和台湾地区的学者，编辑警觉性很高，特意关注了有关的内容和表述，满以为没什么问题。但是，饶总决审时仍发现一条注释中有“中华民国××年”的字样，所有人都惊出了一身冷汗。幸好，重新审读后再没发现类似问题。

为了规范化管理，兰大社完善和规范了各种规章制度，饶慧还亲自主持制订了各生产环节的流程。“按流程做事，让制度管人。”头绪虽多但不乱，事情虽杂却各有所属，每个人时时刻刻都知道该干什么，每件事不论何时何地都有人管。这就有力地保障了出版社的正常生产，提升了出版物的全面质量。

“我爱兰州大学社，虽然是凡夫俗子，但我对自己的选择不退缩，对自己的事业有坚持，对自己的人生有担当，因而我问心无愧，无怨无悔！”这是饶慧在《书缘·书情》中的一段话。

雷鸿昌：开发，是为证明一个结论。

雷鸿昌，天水人，兰州大学物理系毕业。像老秦人一样地豪放和执着，有物理学一般的缜密逻辑思维，25年的编辑磨砺，养成了他对选题的特殊敏感。一次又一次的开发证明了一个结论，别人能做的，我也能做，甚至会做得更好。

雷鸿昌对选题很敏感，尤其是教材教辅类选题。早在1994年，根据高考“3+2”模式的改革信息，他就组织策划了《新高考150分系列丛书》，1995年6月率先在全国上市，在全国形成了不小的影响。

当年享誉全国图书界的《海淀新编·单元分级测试ABC》系列，也许更能说明雷鸿昌对选题的独到眼光。事后回忆这一段时，他很淡定地说：“1997年5月的某一天上午，我去教育图书发行社总经理的办公室，谈完一些市场情况后，他说他策划了一套教辅图书，并且部分书稿已经完成，征求我对市场的判断意见，我听后当即表示选题很好，希望看一下书稿，他从柜子里拿出了4种已经排好版的书稿。看完后，我肯定地说，这会是一套极好的畅销书。”该系列图书在兰大社出版后，平均印数在15万册以上，在全国图书市场产生了巨大影响，袋装活页卷这种形式的教辅从此流行图书市场达10多年。

随着各项教育改革的深入，教育类图书区域化、本地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正是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雷鸿昌成功地策划了《天水市初中毕业及升学学业考试指导丛书》。该书经过几年的不断修订和完善，已成为兰大社的品牌图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丛书紧密结合天水市学生的实际，以够用适用为原则，彻底克服了一般教辅“一本吃天下”大而全的现象，真正减轻了学生的负担。由于是系统内直销，绕过了各级经销商的层层扒皮，该书的定价只是同类图书的三分之一强，实实在在地将利益让给了学生。

图书的社会效益不仅仅体现在文化的传播和积累方面。心系学生、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在策划人，体现的是社会良知与责任；在图书，承载知识的同时，体现的就是社会效益。从这个层面讲，任何图书都有社会效益，教育教辅类图书的社会效益尤其重大。

这几年，雷鸿昌负责全社的选题开发，具体执行的项目虽然少了，但组织协调的项目更多更大了，心中的责任、肩上的压力更重了。他组织开发了一大批有影响的项目，如年发行量10多万册的《形势与政策》，囊括百种图书、已陆续上市的学术著作《欧亚历史文化文库》，已出版50种的《现代职业教育通用教材》，等等。

雷鸿昌还是个爱学习的人，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提高。尽管工作繁重，他仍笔耕不辍。2009年，他与郭英合作编著的《汉字故事》正式出版发行，该书是两名老编辑20多年来学习的见证与总结；2010年，雷鸿昌与张仁合作，发表《对改革开放30年来教辅图书市场的分析与思考》一文，得到同行的好评；目前，他正在与郭英合作编写《故事里的诗》（唐诗卷）一书，预计年内可正式出版。

“选题策划就是要把信息、人脉关系、作者、编辑、发行等有机地整合起来，用集体的智慧去实现我们的目标。”雷鸿昌的这番话，真真切切，实实在在，没有切身的体会，怕是说不出来的。

2010年，是兰大社承上启下的一年，既是兰大社成立25周年，又是“兰州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的开始。金秋十月，一场隆重的庆典之后，新公司将扬帆起航，作为公司的核心成员，兰州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崔明，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雷鸿昌，副总编辑饶慧，将带领公司全体员工，乘风破浪，奔向辉煌的明天。（郭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