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

贾平凹（1952～）

当代作家，原名贾平娃。陕西丹凤人。1982年后从事专业创作。著有小说集《兵娃》、《姐妹本纪》、《山地笔》、《野火集》、《商州散记》、《贾平凹获奖中篇小说集》、《贾平凹自选集》，长篇小说《商州》、《州河》、《浮躁》、《废都》、《白夜》，自传体长篇《我是农民》等。

乡土题材，显然成为贾平凹这个农民儿子迷恋的心结，也给予了他源源不断的写作养分。但尽管他在这方面一直在坚持着，却也感受到了潜在的巨大危机。

○张天潘（书评人）

“我感激着那三百多支签名笔，它们的血是黑水，流尽了，静静地死去在那个大筐里”。这是贾平凹在今年1月面世的《古炉》写作后记中的最后一句话。从2007年《高兴》完稿之后，贾平凹就开始了新长篇《古炉》的创作。在长达四年的写作过程中，他于2010年5月完成了64万字的新作，并且修改三稿，每一稿均是一字一句执笔重写一遍，写作字数近200万字。

《古炉》是贾平凹回忆少年时代经历的小说，时代背景是“文革”，讲述的是一个烧制瓷器的叫古炉的村子，偏僻却又山水清明，村人擅长技工，却又极度贫穷。在“文革”中，他们使强用恨，争吵不休……

如果跳开文本看小说，我们可以发现，它蕴含着两条社会学价值：历史反思与乡土写作。而这两种特征，恰恰是中国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初最为火热的乡土文学所显著拥有的，那个时期乡土小说的厚重之作大都集中于这一领域。于是，这不禁让人引发联想：《古炉》的写作，与乡土文学写作有何内在的隐秘关联呢？它是否能够再掀“正面临绝境”（文艺评论家陈晓明语）的乡土文学的热潮？

1980年代后，虽然伤痕文学与寻根文学兴起，一时间抢尽风头，但乡土文学依然具有极高的地位。事实上，寻根文学与伤痕文学也是基于乡土文学而发展起来的。从贾平凹、陈忠实、周立波、莫言、韩少功、张承志、古华、张炜、高晓声、汪曾祺、刘绍棠、张一弓、路遥、阎连科、李佩甫等人的作品中，都能读出浓郁的乡土味，这些庞大的作者群，源源不断地输送着乡土文学作品，诞生了《白鹿原》、《爸爸爸》、《红高粱》、《绿化树》、《平凡的世界》、《马桥词典》、《檀香刑》、《古船》、《九月寓言》、《受活》等优秀作品，带来那个时代人们最为丰盛的文化大餐。

从贾平凹个人的写作历程来说，从《废都》、《浮躁》、《土门》、《高老庄》、《怀念狼》到《秦腔》、《高兴》，再到《古炉》，乡土题材，显然成为贾平凹这个农民儿子迷恋的心结，也给予了他源源不断的写作养分。但是尽管他自己在这方面一直在坚持着，却也感受到了潜在的巨大危机，也正如他曾指出的：“当今身居都市的作家，切断了与乡土的联系，无法触及底层人民生活的酸甜苦辣。即使是出身农村的作家，进入名利场后，远离了乡土，渐渐淡化了底层意识。”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乡土文学也不是没有优秀的作品，只是，大部分的境遇，往往都是湮没在每年多如牛毛的出版物中，有些即使引发了一些关注，也是叫好不叫座，很难引发如当年的关注度。

究其原因，这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有密切关系，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市民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以城市为讲述主角的都市报崛起，农村及其有关话题，已经从公众热议的话语中，退缩到学术的寂静角落。乡土性话语空间的全面萎靡，让乡土文学的大环境，发生着巨变。青春、时尚、惊悚、武侠、神魔、都市、言情文学等快餐式的阅读物，拥有了庞大读者群，占据了从书店到床头的几乎所有文学的栖身之地。

而在城市化与现代化浪潮之下，乡土性的根基开始瓦解。更恐怖的是基于乡土社会的乡土文化，在短期内迅速萎靡。来势凶猛的现代巨轮，已经把乡土性彻底逼近到历史的狭逼角落。

但吊诡的是，今天的城市和乡村，正在匪夷所思地互诉衷情：乡村为了接近现代化，满眼都是钢筋水泥，偏远的农村地区，像是被掏空的鸟巢，里面的人都飞往城市。另一面，乡土式生活，在城市中开始有回归趋势，如在城市大造别墅，只为营造乡村的味道，以及农家乐郊游与农家菜的流行，虽然这种乡土式生活只是有些炫耀式的矫情，但也给了我们足够的文学与社会学的想象力：时间一直在证明乡土文明，恰恰是我们的文化中最坚实的部分，仍然对中国当下生活秩序和生产关系产生深层的重要影响，仍是中国文化的根基。

作为中国传统根基的乡土文明，正如作家雷达所述：“在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过渡中，作为诗意的栖息之所，作为人类和民族的痛苦与欢欣的承受之地，文学中的乡土声音不但不会完结，还会发展和变化。”

基于这些背景，《古炉》才会让评论家李星有了“又一次体会到多年前读完《白鹿原》后的那种亢奋”。而去年梁鸿的《在梁庄》，以纪实的方式直面农村的现状，通过一个个“个人史”，展现了中国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现实危机。这样的写作，也让她赢得众多赞誉，她也坚信“只要乡村存在，乡土文学就不会消失”——这就足以证明：乡土文学，或许又能迎来改革开放后第二次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