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独白

要耐得住寂寞，才能做大事。我的先辈们曾经创造过人民出版社的辉煌，也创造了人民出版社的金字招牌。我们必须始终牢记我们是党和国家的出版社，坚持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和政治责任感，不断为宣传党的理论、传播先进文化服务。这是人民出版社长期发展经验的初步总结，也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黄书元，1956年10月出生，安徽人。历任安徽省怀宁县副县长，安徽教育出版社副社长、社长，安徽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安徽出版总社副社长。现任人民出版社社长、党委书记、编审。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对出版领域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理论思考，在业内有较广泛的知名度、影响力。在安徽，他策划、编辑的多种图书多次获得“国家图书奖”等重要奖项。到人民出版社后，他领导组织、出版了一大批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重点书，其中不仅有政治类图书，还有很多脍炙人口的畅销书。1995年被评为“安徽省十佳出版工作者”；2000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2004年入选中宣部首批“四个一批”人才工程；2007年当选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2009年2月由新闻出版总署记三等功一次。

■商报记者 钱秀中

也许是因为名字里有个“书”字，黄书元注定要与书结缘。

自1982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安徽省新闻出版局，他在出版业已工作近30个年头。2002年调任人民出版社。无论是在政府部门还是在出版社，无论是在安徽工作还是在北京工作，黄书元都没有感到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因为从事的始终都是出版工作。人民出版社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出版社，也是我国著名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出版社。不同的是，人民社代表着党和国家形象，更是出版社中的头牌，这让黄书元感到肩上的担子不轻。

9年来，人民出版社的出书品种从原来的280种上升到2010年的1200种，政治性、公益性产品出版总量大幅提升，获奖图书从几十种上升到数百种，图书销售码洋从1.18亿元上升到4.59亿元，这也是人民社历史上经营绩效最好的年份之一。在刚刚过去的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颁奖仪式上，人民出版社不仅被评为优秀出版社，还有其他五种书刊获奖，成为当届获奖最多的出版社之一。

我们的优势在于品牌

黄书元坦言，来到人民社以后，还是碰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一是当时社里的经营状况不太好；二是党政类图书资源分流严重。面对这种情况，人民社的编辑也产生了一些畏难和埋怨情绪。黄书元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真分析了现状，他认为党政图书的资源分流是必然趋势。“既然我们阻挡不了原有的资源被分流，那么就选择优化结构、强化市场意识这条路。我们的优势在哪里？一是我们的品牌。同样是政治类图书，读者肯定会更加信任人民社。同样去竞争作者、竞争书稿，人民社也会更容易获得认可。二是我们有人才优势，一大批优秀的编辑团结了很多专家学者。三是在图书质量和管理规范方面，我们更是具有绝对优势。我们编辑、校对的书稿质量肯定是全国一流。有这些优势，我们的图书走市场一定不比别人差”。从此，人民出版社不仅确立了社里今后的发展经营目标，还修订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进一步完善管理机制。

事实证明，人民出版社选择的路是对的。这几年社里的经济情况之所以有所好转，一方面靠选题坚持“三贴近”，另一方面靠拓宽发行渠道，使每位需要的读者都能便捷地买到所需要的图书。2010年人民社图书销售码洋4.59亿元，比2005年增长了87.35%。单品发货量超过10万册的有19 种，5万~10万册12种，1万~5万册157种。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自面世以来两种版本的发行总量突破2万套，创造了在出版一年的时间内马恩经典著作发行的最高纪录，堪称马恩经典著作发行史上的奇迹。《七个“怎么看”》发行总量达300万册，创出了“理论热点面对面”系列发行的新高。在2010年中国出版物发行协会评选出的全国最畅销的百余种图书中，人民社和其副牌东方出版社就占了9种。其中《朱镕基答记者问》发行100多万册。人民社本不是做畅销书的出版社，却能把政治类的读物做得如此畅销，实在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除了政治类图书之外，人民社在哲学、社会科学、文化、经济等图书板块也不断有让人印象深刻的畅销书问世，例如李开复《做最好的自己》、稻盛和夫《活法》、郎咸平的《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等等。

事业企业 兵分两路

人民出版社是公益性出版社，黄书元常常会面对旁人这样的误解——“你们是公益性出版社，日子一定很好过吧”？对此，黄书元感到些许无奈，因为经营一家公益性出版社并不轻松。黄书元还曾经听到有人这样说：“公益性出版社和企业化运作的出版社一起在市场上竞争，显然公益性出版社更有优势，我们出版企业能竞争得过他们吗？”

然而黄书元告诉记者，人民出版社作为事业单位，国家一直没有给过一分钱拨款，但这却始终不为人所知。多年来人民社都和其他出版企业完全一样，自给自足，国家现在唯一的资助就是出版基金，而这也与其他出版社一样，都要通过项目申报、专家评审来获得。只是人民社申报的项目往往经过反复研讨、论证，大都比较重要、质量比较高，所以容易获得基金支持。“其实与企业化运作的出版单位相比，人民社还有两项‘劣势’，那就是出版社只要转制为企业就可以获得国家免税期的支持，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金支付可以转到社会保险。而这些优惠政策我们都没有享受”。黄书元如是说。

作为一家公益性出版社的社长，黄书元感到自己的担子很重。如果说经营管理对于黄书元来说是轻车熟路，那么如何开创公益性出版之路，则是他如今面临的最大难题。如何加大公益性产品的投入？如何提高公益性产品的服务质量以及建立公益性服务体系？公益性事业单位应该怎么做？图书生产出来以后，如果要走市场，公益性出版单位和其他的出版企业有什么不同？如果是赠送，国家是否有足够的拨款配套支持？这一切，都没有现成的答案。

2010年人民社承担了新闻出版总署公益出版项目《中国家庭应急手册》的编辑出版工作，这是一项有重大意义的惠民工程。社里紧急组成《中国家庭应急手册》专项工作小组，精心编校出版，并在云南、深圳、四川、山西等地开展了图书赠送活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这是人民社首次尝试以完全赠送的形式开展的公益出版。黄书元告诉记者，国家的财政拨款只是支付图书的纸张、印刷等直接成本，并没有给编辑的补贴。“我们的一个编辑室为了这本书工作了几个月，赠送了好几个地区，没有任何利润。这样的产品，做一本是可以的，如果要持续地做则难以为继。如果没有国家的财政支持，而去做纯公益产品，压力会很大”。

黄书元表示，人民社的中心工作一定要围绕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来开展。今后人民社将致力于政治性、理论性、指令性为核心的公益化建设，并通过《中国家庭应急手册》的出版赠送活动，摸索出一套关于公益图书出版、宣传、推广、配送等完整的运作流程，努力探索一条适合自己的公益出版之路。下一步人民社还将更加细分政治理论图书，并在党的文件文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传记，党政理论类图书上加大力度。

在谈到公益性出版社改革时，黄书元表示，未来改革有三个重点：一是要大力调整出版方向，优化出版布局。根据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有关部署和人民出版社自身发展需要，通过改革，人民出版社将改变过去选题过于宽泛、重点不够突出的业务格局，强化为党和国家大局服务的出版功能，把工作重点调整到政治性公益性读物的策划、编辑、出版和发行上来。同时人民社会优化出版布局，重点加强以网络出版为代表的数字化出版工作。今年，人民社正在积极开展“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的二期建设，准备将其建设成为系统、规范、权威的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的知名平台。二是建立健全现代事业法人治理结构。围绕人民出版社的改革任务和发展目标，积极创造条件，建立、强化以人民出版社理事会机构和制度为特色的领导决策机制，彻底摒弃执行多年、已不符合有关政策要求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模式，强化政府主导，完全按照公益性事业单位建设和发展。三是实行事企分开。在明确人民出版社新的出版方向和单位性质以后，将按照事企分开原则，将原有的与公益性没有直接关系的经营性机构、人员和业务剥离出来，以其为基础组建的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按现代企业制度管理运营。两种性质的机构运行方式完全不同，人员不得混岗，在分配制度、养老保险等方面分别按有关规定执行。“事业企业，兵分两路，抢占战略制高点”。黄书元如是说。

2011年是建党90周年，9月1日也是人民出版社初创、党的出版事业正式起步90周年。据黄书元透露，今年下半年社里将推出几部重点图书，有望成为出版业中的亮点。今年也是人民出版社实行事企分离的一年，人民社将朝向公益性事业单位发展，并开始事业单位改革，而从人民社经营性资产剥离而来的人民东方出版传媒公司已正式成立并进入实质运营。

人性化管理 挖掘员工潜能

采访中记者感到，黄书元是一个待人随和、性格沉稳的人。或许，正是他这种温和的性格，及其所实行的人性化管理，为人民社营造了一个宽松和谐的工作环境。

对此，黄书元感慨道：所谓“宽松和谐的环境”是包括人际关系、工作调度、劳动纪律等多方面综合协调的结果。在企业管理中多点人情味，有助于赢得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忠诚度。比如社里也曾实行过严格的打卡制度，后来发现有些编辑上班是按时来了，但就是不出活。因为编辑工作毕竟属于创造性劳动。有的编辑觉得办公室里有人干扰，没法干活；有的编辑晚上在家看稿子1小时，顶得上白天看稿子3小时，但是觉得晚上加班领导又看不到。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社里对管理制度进行了调整，并强调“管理是手段不是目标，社里更看重的是每个人的工作成绩。只要你完成任务，拿出好稿子来，上班时间就可以保留一些弹性”。这种管理制度提高了编辑的积极性，让员工可以根据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目标，自主制订计划、实施控制、达成目标。在企业中，让员工实现了自我管理，提高了工作积极性。2002年，人民社创利过100万元的编辑只有1人，而2010年创利过200万元的编辑就有好几位，创利过100万元的编辑则多达20多人。

黄书元笑说自己的爱好不多，业余时间也喜欢看书。每天晚上，他都要至少抽查、翻看一本自己社里出的书，如果发现问题，第二天他还会找这本书的责编谈话。黄书元说：“做出版就是我最大的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