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津

■商报记者 穆宏志

循迹1 海外出版商精耕更细作

老朋友年年来，新面孔逐年增加。从过去的参展态度只是来看看，到现在主宾国的高调、气势非同一般的展位、满满的谈判日程，海外参展商与中国书业已经有了全面深入的交流。海外出版商越来越有备而来。如专门为展会制作中文小册子和中文图书目录，并为主打图书设计中文海报，贴在展位最显眼的位置；一些之前同中国出版社有过版权贸易的出版社，则将历年出版的中文版图书摆放在摊位上，非常直观地展示出他们的出版范围，使那些不太懂外语的中方参展商，也可以大致了解这家出版社的出书范围。组织的活动更加注重针对性，目的就是吸引中国的出版商，如每家出版社都会聘请翻译人员，使中外信息沟通更顺畅（链接：2007年9月4日1386期1、12版《书业：世界是平的》）。国际出版界越来越重视中国出版市场，并持续“深耕细作”，收获颇丰。

在2008年BIBF上，哈珀·柯林斯出版社曾表示，在过去几年，在中国销售原版书的数量以年均40%的速度增长，西蒙·舒斯特出版社过去5年在中国销售原版书的数量增长了30%，图书版权贸易收入增长了20％。

遭遇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经济不景气，国外很多公司减少了参加书展的费用支出，但许多国际巨头们却没有减少参加2009年BIBF的投入。这是因为，中国的出版市场依然是一个发展和上升中的市场。如今的BIBF不仅是我国出版界将优秀的出版物推荐给世界的展会，更是与国际出版界、学术界和读者开展研讨、交流与合作的舞台。走出阴霾时，国际出版业呈现出兼并重组态势进一步加剧，新兴业态成为国际出版业增长的动力，合作共赢成为共同选择的新特征（链接：2009年9月1日1584期1、15版《危机之中看大势 大势之下看中国》）。

当图书日益成为国际交往中的“文化名片”，国际书展的功能也就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版权贸易范畴，而变成了一个“场效应”越发突显文化的集散地。正是因为此种效应，被遴选为书展主宾国的国家无不将之视为一种荣誉，一个难得的契机。从2006年~2010年，BIBF的每一位主宾国——俄罗斯、德国、希腊、西班牙、印度，全力利用好这个“文化场”，全方位展示各自国家的文化魅力，加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循迹2 国际论坛勾画中外产业大趋势

中外出版商关注BIBF，并非只看中其书展功能，其对产业的引领作用是双方更为重视的。

作为BIBF的重头戏，本报每年原汁原味呈现的“北京国际出版论坛”紧跟产业热点，引领趋势，高朋满座，堪称国内出版业界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国际性出版专业论坛。每年仅从主题就可发现中外同仁关注热点，如2006年“新技术与出版业的未来”，2007年“阅读新趋势与出版业的发展”，2008年“国际出版合作新趋势”，2009年的“金融危机下的出版策略”和“金融危机下的资本运作”，2010年的“全球国际合作与中国市场机遇”，今年更以“数字时代的国际出版业走向”为主题，进行智慧的碰撞。从培养阅读氛围、关注中外合作到了解国际走势，论坛为行业下一步的方向提供了参考。

BIBF的发展轨迹呈现出数字化成为世界书业共同课题。以Kindle、iPad 为代表的数字化终端风靡一时，传统出版商、作者、数字运营商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版权纠葛，中国数字出版总产值首次超过传统出版……关于数字化的种种热点焦点难点，需要全球出版人一道求解。2010年会展上专设了2000 平方米的数字出版展区。一批数字出版企业集中设展，一方面体现中国传统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展现新型数字出版行业的发展，以此满足国际出版商在数字化领域相互交流、借鉴的需求。组委会还精心组织了以“数字期刊与图书馆发展”为主题的2010 年中国图书馆馆长与国际出版社高层对话论坛，将聚焦新型学术出版与交流模式、开放信息内容及其利用、数字出版与图书馆等热门话题（链接：2010年8月27日1680、1681期合刊1版《2010BIBF会提升会突破什么》）。

循迹3 进出并举开创中外出版立体格局

书展也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舞台。随着提升文化软实力成为不少国家的国家战略，各国出版界纷纷以书为媒，以书会友，不仅将本国的文化创新力、生产力呈现在世人面前，更积极开拓海外出版市场，推广本国文化。这也是BIBF的使命。

曾经，我国出版业引进与输出达到10∶1乃至15∶1的逆差，2006年，引进与输出之比已降至6.02：1左右，2007年全国共输出出版物版权2593种，同比增长26.06％，共引进出版物版权11101种，同比下降10.37％，版权贸易逆差为4.28∶1,明显缩小。而2009年BIBF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意向与协议12656项，其中，版权意向11264项，版权合同1392项。在已达成的版权合同中，引进与输出之比为1.29∶1。这组数字表达出中国书业在与国际版贸的对等交流中，通过出版资源的革新与开发，正全面融入世界出版市场，开创文化中国的世界出版新格局（链接：2006年8月25日1285期6版《BIBF20年版贸变革出版资源观》）。从2006年至今，每年BIBF现场，葡萄美酒四处漫溢，版权贸易签约仪式此起彼伏，现场更能看到中外出版界人士以各种形式探索出版合作、交流正酣的别样场景。而且从单纯的版权输出走向了版权合作，我国的版权输出由港台地区向东南亚华语文化圈子拓展，从亚洲韩国、日本再到西方主流社会渗透，合作层次、合作广度和合作深度都在不断加强，从依靠引进选题过渡到共同策划选题，共同拥有版权，共同推广销售，逐渐达到双赢和文化交流的目的（链接：2008年8月29日22版《中外出版交流全面升级》）。

“定制”逐渐成为版权贸易新趋势。经过5年的积累，输出版权的中国图书已不算少，但产品与需求的错位始终是“走出去”的主要障碍之一。很多业者表示，今后中国图书版权输出的关键，在于对海外市场需求的“各个击破”，了解每个国家或地区的市场需求，并据此提供有针对性的产品——“定制”因此成为2010 年版权输出的关键词。通过定制的方式不仅可以在某些类型的图书版权输出方面打开缺口，更可以开发新的国家市场。

2010年BIBF 期间，现代出版社销售到法国墨兰出版公司的“中国元素”系列图书是采取由出版社主导的方式定制而成的：由出版社选人写脚本、找画家画插图，最后由资深出版人进行合成。其结果是最终的成品从内容设计到画风都很符合欧美国家的欣赏品位，之前其英文版版权早在去年已经成功销售至美国。与之相似，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与牛津大学出版社用6 年时间合作开发的《牛津·外研社英汉汉英词典》，也是一个由中英两国专家合作开发的定制产品，因此也更加符合当前海外汉语学习者的实际需求（链接：2010年9月3日1682期1、8版《如何拥抱中外书业升级时代》）。

数字技术的引入也为版权输出提供了新的可能。现在的版权输出已经不局限于单纯的实物输出、纸质版权合作，而是开始出现电子版权的合作。在2010年BIBF上，人民大学出版社与麦格劳-希尔教育出版公司、商务印书馆和荷兰威科出版集团分别签署的合作协议，也都是中方通过外方的数字出版平台向海外发布自己的产品，这不仅大大缩短了运作周期，也更便于中方出版社及时了解海外市场的需求，为接下来的工作做好准备。

与版权交易常态化结伴而行，随着2005年国家政策层面上的鼓励和资助全球汉学家参与译介中国优秀作品到海外市场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得以启动，以及出版商主动推荐自己文化的举措，我国出版界在“走出去”方面日渐扎实。除了有更多的版权输出和成品书输出外，更多的出版机构，开始深入到海外市场，开掘和利用国际市场的各种资源，推动中国出版真正“走出去”。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出版业格局“强者更强”的趋势越发明显。一批已上市或拟上市的出版集团借力资本市场，不仅在国内出版业动作不小，还把视角伸向了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一批大社名社也在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中显示出了实力与品牌效应，并以更加务实的作风为自己赢得机会。

以2010年BIBF几个标志性的活动为例：2010年8月31日，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宣布由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以及旗下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与日本东贩株式会社、日本纵横集团中国媒体株式会社四方合资成立的中国出版东贩股份有限公司在东京成立。至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与旗下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在境外成立的合资和独资出版公司已有悉尼、巴黎、温哥华、伦敦、纽约、法兰克福、首尔、东京等8家，形成了英、法、德、日、韩5种语言的出版格局。其二，同在2010年BIBF上，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与法国阿歇特出版集团共同投资的合资发行企业凤凰阿歇特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成立，目标是既把优秀国际出版资源引进中国，也要借助国际出版文化资源和遍布全球的图书销售网络，促进中国精品图书走向国际市场。此外，南方出版传媒在图书出版“走出去”的实施过程中，始终强调对东南亚出版市场的开发和拓展，将其作为“走出去”发展战略规划的一条重要路径。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2010年BIBF上与越南亚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驻越南办事处意向书》，并同时举行南方出版传媒与越南国际版权贸易公司33种图书越南文版的输出签约仪式，向东南亚市场“走出去”又迈了一大步（链接：2010年9月3日1682期2版《出版集团，“上市者”更上位》）。

不可否认，文化的差异、观念的滞后、发展的局限、渠道的缺位、人才的匮乏等难题，仍困扰着中国出版界“走出去”的步伐。但综观近5年BIBF发展历程，正值美好青年时期的BIBF，仍在向着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书展迈进。中国出版人除了踏实做好主业，还要想想如何更好地发挥主场优势，将“家门口、零距离、低成本、高回报”的图博会再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