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道怡

记忆就是文学，记忆就是历史，一个散文家兼编辑家的记忆，字里行间总贯穿着诗的情致。

张守仁是散文家。他的散文，情深意重，多味隽永。而他的职业生涯，则是当文学编辑。

早在2004年初，张守仁应邀到密歇根大学看望学者李陀。临别时李陀叮嘱他：“你可一定要把你了解的当代文学史的实况写下来，作为资料留存，这是对历史负责！”无疑，这不仅是一个而是诸多作家，也是同时代文学编辑和广大读者的期望。张守仁不负众望，为大家奉献了描绘他和一系列作家密切交往具体情景的著述。在他的《永远的〈十月〉》中，一个个作家的音容笑貌、举止风度，活灵活现，跃然纸上；一篇篇作品的构思情况、发表过程，前因后果，雪泥鸿爪。

张守仁是以真正纯粹的文人之心感应时代风云的，总能体现广大公众的良知与良心。在丙辰清明之夜的天安门广场，看到人的海洋、花的海洋、诗的海洋，他就意识到了魑魅魍魉必将被人民的汪洋大海淹没。“五一六通知”发布第二天，邓拓第一个以自尽表达了对“文革”的抗争。随之，推出《燕山夜话》的《北京晚报》副刊部主任顾行也自尽，被抢救过来，张守仁在医院里通宵守护着他。他守护的是一股凛然正气，可见他对正义与邪恶的态度，爱憎分明。这样正直的人格和清纯的素质，对时代和文学的变迁自有敏锐的感应。所以，张守仁等三位编辑，早在历史转折的1977年就决策了《十月》的诞生。此后大型文学刊物陆续面世，读者称之为“四大名旦”。

老作家汪曾祺赞誉张守仁“独有慧心分品格，不随俗眼看文章”，这是对这一位新时期文学编辑优秀业者杰出功绩的恰切评价。文学编辑的基本职能，是作为第一个读者和读者的代表，对初学者的处女作和名作家的新产品进行决策性的审美鉴定。张守仁不仅闻一闻味道就能够准确判断稿件的成败，而且掂一掂分量就可以恰当区分文章的等级。他“独有慧心”，建树卓著。例如，李存葆有三个题材要他挑选，一个写军人的爱情，一个写将军的戎马一生，张守仁特意选取了涉及“军队内部”尖锐矛盾的《高山下的花环》。他所挑选的，是李存葆本人尚未意识的思想与艺术含量最浓重的题材。他启发作家对“血染的账单”等三个细节加以开掘、延伸、纠结、呼应，点石成金，使作品展开宏大而广阔的社会背景，从而取得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功。又如，文坛英才余易木，因被划“右派”，早在1962年就写出了对于“阳谋”表达反感的小说《春雪》，却只能珍藏，秘不示人。1980年该稿来到张守仁手里，他建议立即发稿。接着，余易木寄来了引起轰动的新作《初恋的回声》，由此成名。当期《十月》也因刊发此文，仅在海外就发行了2000多份……一批又一批新人，是经张守仁举荐走上文坛的，一个又一个作家因与他切磋才提高了创作水平。

《十月》创刊以来，作为编辑同行，我与守仁成为了至交。我们同时担任过鲁迅文学奖的评委；1994年至今一直同为“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编审委员会的负责人。退休多年之后，我们共同接受中国作家协会的委托，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向各地作家组稿。当年《人民日报》发出的80多篇纪念文章，大都是我们通过一个个登门拜访、一次次电话交谈，约请一批作家专门创作的。正是由于我们出面，作家无不慨然应允，尽管命题作文，也都欣然秉笔，力求精到。其中有些作品，例如贾平凹的《从棣花到西安》，后来成为经典性篇章。我们在一起最多的话题，就是交流文坛信息，交换对于作家人格和创作品格的看法。彼此观感常不谋而合，我对他总是心悦诚服。而他的自我感觉如同园丁：“那园中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就是我诚实劳动的报偿。”在这些方面，我感同身受，我们为给作品开出生证而自信自豪，我们为给他人做嫁衣而无怨无悔。

其实，记忆就是文学，记忆就是历史，一个散文家兼编辑家的记忆，字里行间总贯穿着诗的情致。张守仁对文学怀有一种天然属性：每逢见到完美佳作，无论是否与己有关，都会由衷为之欣喜。这心态外人或许莫名其妙，而我认为这便是一种诗的情致。（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名誉委员，《人民文学》原常务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