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高校教材代办站作为由政府主导建立的高校教材发行机构，有着非常强烈的时代特色。上世纪80年代末，大学社已经建立了六七十家，在当时高校教材由新华书店统购发行的形势下，需要一个机构承接大学社日益增多的自编教材的发行业务，以便大学社直接将优秀的教材推广到高校中。从1986年起，在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署）的主导下，以清华大学出版社内设立的高等学校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服务中心为起始，一批高校教材代办发行站点应运而生，负责为大学社“代为办理教材发行业务”。

在出版业全面企业化、市场化之后，高校教材代办站这样的图书发行企业按照市场规律开展教材供应获得了更加良好的市场环境。一方面政府主管部门对于高校教材的发行采取了全面放开的态度，另一方面围绕教材发行出现的腐败案件最终也让诸多高校教材科寿终正寝。由于高校教材的发行不再特殊化，高校用户也成为普通意义上的市场终端。这在客观上为代办站发挥自己的优势提供了相当好的机遇。与此同时，大学社面对出版集团化、各省出版业务的地方垄断，本身也有协作、联合的要求，高校教材代办站作为大学社自己的发行体无疑在这个方面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正如大学版协理事长、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王明舟所言，代办站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在大学社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代办站有可能、有条件成为大学社联合形成同盟的一条纽带。

但从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大学社高校教材营销全面下沉，加上教材出版数字化的冲击，代办站原有的业务模式还能维持多久？就此，本报采访了大学版协副秘书长岳凤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