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11日，“著名现代陶艺家周国桢八十华诞暨从艺六十周年系列学术活动”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拉开帷幕。如果从中国乃至世界现代陶艺发展史角度看，“周国桢本身就是一部中国现代陶艺发展史，是一位极具世界美术史意义的现代陶艺家”。他早在1950年代创作的陶艺作品就已基本具备了现代陶艺的特质，同时还是一位陶艺教育家，他从1976年开始在景德镇陶瓷学院任教达21年，桃李遍布天下。

○侯样祥（书评人）

在世界现代陶艺发展史上，主要以动物为题材进行创作的陶艺家甚少，能坚持一辈子者更是寥若晨星，周国桢则是其中的佼佼者。今年是他八十华诞暨从艺六十周年,回望周国桢的陶艺之路，堪称中国现代陶艺发展历史之缩影。

周国桢最早受诲于我国著名动物雕塑先驱周轻鼎教授，周轻鼎是法国雕塑家罗丹的学生让·布舍的弟子。无独有偶，日本动物陶塑先驱沼田一雅也是罗丹的再传弟子，并成为日本先锋陶艺家八木一夫的老师。但留法归国后的周轻鼎却和沼田一雅走上了不甚相同的创作道路。沼田一雅的动物陶塑在西洋写实风格的基础上融入了日本的审美观，但其作品始终以整体团块式造型和雕塑手法为主，未能取得更大突破。周国桢则继承了周轻鼎动物雕塑的思想精髓，并有机地吸收了中国民间艺术、宫廷艺术、文人艺术之精华，最终创造性地完成了雕塑与陶瓷材质的完美结合，成为中国现代陶艺第一代领军人物。

现代陶艺美学观念的突破与变革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但新的著名动物陶塑艺术家并没有诞生在美国或日本；相反，身处相对封闭环境中的周国桢凭借其对民族之爱心以及悟性、刻苦和对陶瓷艺术的深刻理解，经过数十年的学习、实践和探索，在技法、材质、审美观念等方面都有突破和建树，终成当今世界屈指可数的动物陶塑大家。

受1950年代初中央美术学院西方古典美术教育的影响，以及周轻鼎动物雕塑艺术和郑可形式美学教育的影响，周国桢很早就树立了追寻个性、表达自我和勇于创新的现代艺术自觉精神。从“朦胧时期”的无釉之朴素无华的写实雕塑，到“唯美时期”的注重抽象形式美和高温颜色釉效果的瓷塑作品，再到“古风时期”缺陷肌理美的偶然发现与合理运用，特别是“新表现时期”从民间借用来盘条成型法和泥饼卷筒法所创造的一个个富有深刻内涵和情感的视觉艺术世界，周国桢始终保持着勇于自我否定的革新精神。

同时，天才艺术家往往是发现材料、驾驭材料的高手。六十年来，周国桢一直孜孜不倦地探索、发现、研究陶艺材料，从丰富的高温色釉到全国各地的陶土材料，他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予以创造性地运用。因充分发挥不同泥料的自然色彩和肌理的对比，其作品呈现出的那种对立统一、朴质生动之美在中国现代陶艺史上乃是前所未有的。周国桢还是我国倡导缺陷肌理美的第一人。他将传统陶瓷界视为“缺陷”的肌理转化成“缺陷美”的探索，为中国现代陶艺创作打开一片新天地。

同时，他受中国汉代雕刻艺术之粗犷的力量美和大写意的表现手法的影响，将中国古代雕塑的艺术精神和哲学思想赋予现代陶艺创作，将东方远古艺术的富有意象韵律的生命力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将“物我同化”、表现生命的“神性”和“精神”作为自己的艺术理想，呈现“大巧若拙”、“天人合一”的东方艺术精神和哲学思想。当人们面对《雪豹》这件被喻为中国现代陶艺发展史上的第一件代表作，以及《落叶归根》、《黄河》等一系列作品时，不得不承认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已然使他“很中国”“很东方”的陶瓷艺术达到了“大巧若拙”、“天人合一”的极境。而这正是“一种植根于我们自己的深厚土壤之中的元气淋漓之风”（钱绍武语）。

周国桢的陶艺作品和艺术思想启示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陶瓷传统就像一座丰富的矿藏，需要我们细心发掘和再创造；中国现代陶艺的崛起必须建立起与陶瓷艺术传统及东方精神之根的联系，并为之注入深厚的现代人文内涵。周国桢既是中国现代陶艺史上的高峰，也是世界现代陶艺史上的巨擘。正如奥地利维也纳科技应用大学教授沃特题词所言：“……我仿佛看到了中国的毕加索，有过之而无不及……”。

《周国桢现代陶艺作品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11月版/98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