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大十字新华书店

■商报记者 金 霞

在员工眼里，敖然是一个谦和、儒雅而有决断力的领导，同时又是能聊得来的朋友：他能跟员工谈出版、装帧、作者、书店，也能跟员工聊美食、旅游、收藏、足球，但聊的最多的还是读书，聊图书品质、出版品相和读书品位。

在同行眼里，他勤奋、好学、务实、低调、有想法、有冲劲儿，还是出了名的“好人缘”。

今年正值电子社建社30周年，组织庆典活动、出版纪念文集、梳理下走过的出版历程，似乎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在敖然看来，“多为读者出几本好书、回馈作者和激励员工，是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的事情”。寥寥数语，尽显一个爱书的掌门人的个中性情。

“在我心里，出版社是个圣地”

对于一个骨子里爱书的人来说，“出版社=书”是让择业之初的敖然毫不犹豫地选择电子工业出版社的真正原因——在上世纪80年代，图书处在一个不折不扣的短缺经济阶段，“出版”两个字已有足够的吸引力。“尽管后来才意识到这是一家‘相当专业’的出版社，很长一段时间所出的书和我的阅读兴趣并不吻合。”敖然笑言，“但在我心里，出版社是个圣地”。

就这样，敖然成了电子工业出版社创业的第一批员工，在这片正待开垦的沃土上扎下根来，耕耘、播种、收获……三十年白驹过隙，时光见证了电子社从几间租来的平房白手起家，到在书业品牌响当当的筚路蓝缕，也见证了敖然从一个单纯爱书、理想至上的毛头小伙子，成长为把“出版”镌刻进生命的掌门人的春华秋实。

“在困难中一步步体会做出版的乐趣”

1982年创建的电子社，除了从研究所调来的科研人员，就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两拨人都是出版的外行，所以一切都要从头学习。时隔近30年，在科学出版社学习校对的情景，敖然仍记忆犹新，甚至清晰地记得沈浚成、黄晓敏、张庆岚三位老师的名字。“他们掌握着出版最基本的技能，比如沈老师，不仅中文素养极高，还了解多国文字，而且熟知出版业务的各个环节。”这些领进门的师傅对出版的深刻理解、对书籍的认真态度和对版式的极高要求，至今仍然是敖然做人做事的“标杆”。

回到电子社，敖然继续做了一段时间的校对，“校对是所有做出版的人不能缺少的技能，看似简单，其实需要大功夫，编校水平都在逐字逐行的审校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形成”。第二年，社里又安排敖然到苏州专门学习版式设计，之后又到印刷厂了解印刷技术，“表格都是用铅线镶在铅板上的”。这几段经历，让敖然对出版有了“触摸”的感觉。

较之如今光与电的出版技术，铅与火的出版时代显得落后许多，但敖然还是非常怀念从事出版的前15年，“赶上了好时候——中国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文化荒漠中进入改革开放时代，读者对图书极度渴望和需求，就像海绵一样努力汲取一切有文字的东西”。出版业的蓬勃发展，让敖然从没有后悔过当初投身于出版业的选择。

到了1998年，繁荣了20年的出版业开始出现大量库存，图书发行逐渐变成出版业的“瓶颈”，而恰在此时，敖然开始主管发行工作；2008年主持电子社全面工作，又赶上出版社转企改制的前奏直至艰难的深层嬗变；及至今日，信息通信技术大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猛烈地冲击着传统出版业，而电子社的出版主方向，恰恰处在这波大潮的风口浪尖……面对记者“工作30年来最难的一件事是什么？”的提问，敖然还是笑答，“没有。做出版的乐趣，正是在困难中一步步有了更深的体会”。

能把兴趣和职业统一起来，是不少出版人最大的幸福，敖然也不例外。阅读已经成了他的生活习惯，不管是出差的路上还是睡觉前，再忙也要抽出时间沉浸于书香，看得较多的是人文社科、小说和经济管理类图书。作为一家专业社的掌门人，他对人文社科类图书的涉猎之广，让不少以这类图书立身的出版社老总也自叹弗如。

让敖然感到欣慰的是，随着这几年的出版转型和出版领域的延伸，电子社也出版了不少他工作之余也能深度阅读的书，如《贝聿铭全集》、《大国能源的未来》、《浪潮之巅》、《把时间当作朋友》、《时光带不走优雅》……他更憧憬着不远的将来，各大图书排行榜上出现越来越多电子社的好书。

“大家要多几个思考”

从出版到发行，再从具体业务到宏观管理，敖然不仅敏于思，勤于学，更躬于行。分管发行时，他在市场一线的时间远超过在社里的时间，有同事形容他“不是在出差地，就是在出差的路上”。担任社长后，特别是近两年忙于转制和社务管理等事务，出差才相对少了些。即便如此，敖然仍然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市场上：收集渠道信息、调研产品、拜访作者……这种与市场贴近的感觉，对他来说，不仅意味着“踏实”，更近乎“享受”。

正是一步步扎实的历练和积累，让敖然在出版管理、成本管理和发行管理上游刃有余，是出版圈里公认的“少壮派”。2005年敖然就获得了“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殊荣，2009年又荣膺“中国百名优秀出版企业家”称号，2010年入选“中国新闻出版行业第二批领军人才”，并带领电子社揽得“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单位”、“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等多项荣誉。

总结这么多年的出版感悟，敖然的话让记者有些意外——“背靠一个快速变化的行业，面对着读者的多变的应用需求，总是做得心惊肉跳。书只要卖不出去，就变成了废纸。”在他看来，电子社的确出了不少好书，从专业的角度推动了行业的发展；但主打产品是信息科技类图书这一行业特性，决定了多年下来少有积淀，“这是做出版最大的遗憾”。

与做出版前15年的幸福相比，与做渠道十余年的辛劳相比，转企改制俨然是个复杂的新课题，敖然将其形容为“凤凰涅槃，浴火重生”。2010年10月正值改制的关键阶段，敖然在中层干部培训会上提醒大家：“如果我们还在为现有的市场地位沾沾自喜，为失去的那个虚无缥缈的职级懊悔，而不正视现实，奋起直追，那么我们真的可能成为这场博弈中的失败者。”他一口气提出几个“多思考”——“多思考出版的本质是什么，多思考电子社所处的市场地位，多思考出版领域的空白地带，多思考市场数据所隐含的规律，多思考服务对象的需求，多思考出版社自身以及业内同行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教训，多思考实用有效的市场营销手段，多思考我们现在做了什么，又为未来5年做了哪些准备？”这些“思考”，正是敖然务实、冷静的管理风格的缩写。

虽然电子社2010年底就拿到了企业营业执照，但敖然深知，“企业化洗礼”是一项更为艰难的任务。他带领班子探索建立适应集团化发展的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从行政管理体制、产权制度、人才培养机制、分配激励机制各个方面建章建制，修定和新增相关制度、文件近30项；构建统一的信息网络平台、管理平台和后勤服务保障平台；夯实了内部管理机制，等等。

“把握好转型机会，出版才能有未来”

敖然很喜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话，还特别补充了半句——“做好出版这一件事”。“出版”这件事，敖然一干就是30年，和电子社相互见证了对方的成长、成熟到破茧成蝶。敖然坦陈，其间也曾有过新的选择机会，但他选择了留下，对电子社、对出版割舍不去的情愫，正如一句歌词所唱——“那是绿叶对根的情意”。敖然说，“我愿意看到的是通过自己的辛勤工作，让一棵小树茁壮成长为一棵苍天大树，而不是到处栽树，更不愿坐享其成”。

30年前，敖然选择电子社作为自己“梦开始的地方”；30年后，站在华信大厦视野开阔的办公室里，抚触着案头即将上市的《社会控制》、《100名建筑师的1000个设计理念》，敖然心里装着更多、更大的梦想。

“转制只是起点，转型、转身是更重要的一步”，很多人认为出版是夕阳产业，而敖然坚信，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化，阅读行为都不会消失，现实逼着出版人要想方设法地寻找机会——基于出版，而不仅仅依赖于出版，“在保有出版的同时，完成业务本身和业务形态两种变化。前者是指除专注于优势领域以外，还要适度扩张，如少儿、社科类；后者是指不仅定位于内容提供者，更要定位于内容增值服务的提供者。”

基于此，电子社近几年涉足教育培训、行业信息化建设，以及为工业和信息产业提供研究咨询服务，“只有把握好这个转型机会，出版才能有未来”。2011年，电子社复合增长率超过20%，是近几年来增幅最大的；非出版收入已超过15%，转型实效初现端倪。

“到‘十二五’末，在出版业务上的任何增长都只是增长，而不是跨越，如果不做形态上的转变，这样的增长搞不好背后就是噩梦。”谈及下一步发展，敖然强调了两点，“目前出版技术的走向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在这种情况下，一是把眼下的工作做扎实，提升图书的品相、品质和品位，做好应对出版形态变化的准备，远比盲目跟风进行技术攀比重要得多；二是确定一种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远比社领导给各个分社和事业部划定出版范围和确定做什么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