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报记者 孙 珏 /采写整理

近年，除了国外大型出版机构驻扎在中国，更有越来越多的“自由人”，他们或是由于一段中国情缘或是想来探寻中国文化的魅力，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在中国出版业实现自己的理想。是什么机缘让这些人从国外到中国工作，并进入了出版行业？其中的经过是怎样的？在中国工作和生活期间，又发生过哪些有趣的故事？

David Ferguson

David Green

Patrick Johndro

Imogen Liu

我曾经误读了中国的办公室文化

■David Green武剑（商务印书馆《汉语世界》主任编辑）

2001年，我以一个旅行者的身份第一次来中国，在吉林省一家武术学校里学了3个月的武术。尽管现在我对武术已不再痴迷，但总是很容易回想起那段时光，因为我从那时起有了一个中文名字——武剑。

能再回到中国并不容易。我先是完成了在英国诺丁汉大学的英文学位，直到2006年才有了一个机会回到中国。我在中国台湾工作了4个月，边学习汉语，边教英语，同时做编辑和写东西。

接下来，我不得不回到英国继续学习新闻专业，并拿到硕士学位。2007年，我终于设法再次来到中国，这次再也没有理由离开了。那时我心中一直有一种隐隐的念头，有没有一种可能，把中国介绍给全世界呢？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双方的文化差异，可以做的是从中国和世界这两个立场来解释对方的观点。我想，是不是可以去当一名记者呢？

我对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同时我也看到了英国国内的一些变化。那时尽管全球金融危机还没有爆发，却正在酝酿中，我感觉这正是一个逃离困境，开发新领域的绝好机会。幸运的是，我就读的英国城市大学和《中国日报》社有个交换合作项目，于是我在北京奥运会之前来到《中国日报》社工作。

对我来说，那是一段狂热的经历。我年轻、冲动，对很多中国的情况不甚了解。有时我干劲十足，却事倍功半。经认真思考后，我发现我对中国办公室文化的理解和做法全是错误的。我曾经反复追问我们的娱乐记者是否接受了别人的红包；当她带着大包的宣传材料从采访现场回来时，我开玩笑问她这次“购物”之旅是不是很愉快。我用一种挑战的态度去了解一切，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好奇嘲弄着它们。相比较而言，我另一位同事的态度就比较温和，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少宣泄，多交流”，这对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课。

我曾报道过一些十分有趣的故事——我介绍过一群参加比赛并希望成为“下一个成龙”的武术家；还在英国队被踢出世界杯之后向来中国访问的贝克汉姆提问，也曾做过一些更为严肃的商业和社会报道。临近奥运时，北京上下一片欢腾，我忘不了博尔特在鸟巢赛场奔跑的身影，也忘不了英国赛艇队在顺义赛场上夺金的情景。

我曾经在若干家报刊杂志社供职，比如新闻网、周刊、财经杂志，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我也给世界各地的报纸做过自由撰稿人，这让我能够周游中国各地。在工作中，我认识了很多对中国的理解远远超过我的人，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帮助我了解这个国家，以及如何把它展现给世界。后方编辑通常只重视故事表面的元素。而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也会发生一些疯狂的事情，你需要提供多种观点来充分挖掘事情背后的故事，遗憾的是现代新闻模式很少在这方面下功夫。

几个月以前，我来到《汉语世界》杂志社担任编辑主任。我以前曾读过这本刊物，对其中的文章印象深刻。和一般市面上的英文杂志相比，《汉语世界》的内容新鲜有趣，极具时代感。它的独到之处是向外国读者介绍当代中国的语言与文化，这点非常吸引我。《汉语世界》就是我提到的真正花了功夫重点介绍文化现象背后深层原因的出版物。

在《汉语世界》杂志社，每天都会遇到新的挑战、惊喜和机会。我需要确定杂志的文章按计划编写、设计和编辑，发布和编辑网站日常内容。为了能完成编辑工作，有时你要假设自己坐在一个茧中，没人能打扰你。正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被告知，我们杂志社将为迎接兄弟单位的访问而准备一个展示活动，我需要和市场部共同为杂志社组织的北京国际学校征文大赛设计宣传页。不管谁叫你的名字，你都要回答并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有时我会担心遗忘了一些关键的部分，但是在这里工作大部分时候是很快乐的。

当然，如何平衡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对我也是一种挑战。有时一些同事缺乏经验，我需要鼓励他们，使他们感觉到团队的力量。我想，我们在此做到了在其他办公室很难做到的事情，那就是我们的团队成员彼此充分信任。如果有人完成了他的工作，那他可以放松一下，但当我们有任务在身时，大家也会加班加点地共同努力。

今年我希望我们可以成功推广我们的网站同时开发杂志的电子版。这是出版业的未来，就像世界上其他杂志一样，我们不能落在别人身后。（翻译：张娟）

译文社印象一二三

■Patrick Johndro张伯仪（上海译文出版社实习编辑）

作为一个在中国出版社实习的外国人，有机会写这样一篇文章，我非常激动。

不过，作为一个局外人，我的工作经验不算多，要我将这里的环境与国外的出版社相比，说出共同之处与不同之处，恐怕无法正确回答这些问题。我无法涉及到工作的每一方面，也无法将所有的细节一个个列出来。我只想以此机会来尽量阐释我对译文社的印象。

第一个印象是出版的图书品质上乘。我记得我最早接触到上海译文社的作品是2010年的夏天，那时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参加一个暑期中文培训班。当时我特别想开始阅读中文材料，所以到书店找小说看。书架上有一系列的米兰·昆德拉的小说和剧本，都是其最精华的作品。书的装帧精良，封面夺人眼球，马上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当即买了一本《雅克和他的主人》。在培训班结束将离开中国之前，我特地跑到了北京的王府井书店又买了一部小说，这次是昆德拉的《告别圆舞曲》。在美国我把那部小说念给我的中文辅导老师听，她很赞赏翻译的质量，而我的笔记也填满了小说的边白。

第二个印象是目标明确、涉猎面广。第一天在这里上班我就听说，译文社的图书要参加伦敦书展。果然，两个月后（今年3月），在伦敦书展即将开幕之际，一切已准备就绪。我非常钦佩大家的努力。译文社出版的图书从教材到获诺贝尔奖者的作品一应俱全，不但在国内受到读者的信任，而且也得到国外读者的认可。这个出版社所涉猎的范围很广，同时又力求满足国内外不同读者的需要与要求——这是一个理想远大的企业。

第三个印象是所有人对书的热爱。对我而言最重要的印象其实是最后一个。换言之，我发现我的同事们都热爱他们的工作。这个热爱并不是一般的热爱，它是栖息于平静水面上的热爱。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热爱——它包含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我想世上绝大多数的机构并不一定够达成如此理想和谐的工作氛围。我觉得这个热爱根源于大家都拥有的一个绝对的共同点：无论是小说、诗歌、散文、随笔、历史、哲学、教育、旅行、商业、童话、漫画、科幻、还是武侠——大家都喜爱书。因为爱书，所以爱上了出版工作。

总而言之，近两个月我经历了很多，交了新的朋友，学到了新的知识。对于我这个外国人而言，以上的一切都足以解释为什么译文社给我留下了这么好的印象，以及为什么这个单位能够营造如此独特的工作环境。

我的工作为两种文化增值

■Imogen Liu（新西兰籍华人，企鹅中国公司实习编辑）

在我过去的职业生涯中，是现实与理想的碰撞结合，我曾致力于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或进入统计师行业，但最后兴致盎然地学起了音乐，这与金融完全不搭边。后来轨迹发生变化，我还是进入了经济学专业。很快地，我在一个暑期的研究活动中发现，本人和数学根本不搭界。

很幸运的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中，我找到了一份新西兰电视台的工作，我的职位是产品助理。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我生命中亮丽的一笔。我狂热地喜欢着电视新闻，看见了同事们的团结，每个人都热心地为着同一个目标而努力，那就是将新闻带给大众。TVNZ（新西兰电视台）是一个幸运的有广播权限的电视台，并且被批准进入任意一个活动现场进行报道。实习期间，我需要安排摄影记者的进出、文字记者的稿件发放、每日的后勤等。这次的媒体经历让我非常难忘，并且改变了我的职业理想。我知道我需要去选择怎样的工作，那就是与传媒相关的东西。

出版进入我的生活要追溯到我大学快结束的时候。我决定深造一门英国文学，因为我热爱阅读以及与朋友分享阅读。而在此后，我也一直被反复告知这是进入出版行业的必修之路。文学亦存在于我的童年。我十多岁的时候，喜欢奥斯丁和布朗蒂姐妹；大学的时候我喜欢 Huxley 和 Orwell。大量的阅读源源不断地进入我的生活。

毕业之后，对中国的向往就像一种与生俱来的感情。我的普通话说得很好，北京成为一个最好的选择，因为它是中国文化、政治的中心，能够让我更加贴近中国。最为重要的是，这个国家正处在经济的上升阶段，相信很多年都会持续这种状况。

在中国驻扎的国外出版社并不多，只有耳熟能详的企鹅出版社、兰登书屋、哈珀·柯林斯等才有办事处或负责人。我在2011年被介绍进入企鹅中国公司。我第一次与企鹅出版社正面接触是作为实习编辑，成为了企鹅中国的一员。在此之前我并没有很深入地接触过中国文学，只是在小时候读过《西游记》和李白的诗，这些都让我和中国的近代文学脱节。值得庆幸的是，我有着中国的传统血脉，并且我还有家人在中国。我童年许多的暑假都是在中国东部沿海的小镇子里度过的。

我在企鹅主要负责英文书书单的编辑工作以及将要出版的英语书和中文书翻译稿的编辑。国际出版工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过程，这意味着我将涉及到印刷、出版和营销的工作。有时，这是一个关于智慧的挑战，不过在出版界的任何一个人都会告诉你，这样的精神压力完全是值得的！

最有意思和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是出版给英文读者阅读的中国作者写的书籍，这个涉及到改写的过程。如何裁剪小说原本，让在中国市场特别成功的书也适用于西方市场。不可避免地，文化的细微差别会在翻译的过程中流失，一些很模糊的谚语，甚至一个简单的人物的名字，例如中国的军衔和职称在英语中就失去了他们清晰的含义。但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文本本身的观点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在细节上我可以做一些改动让读者读起来更流畅、更自然。

在中国或是任何一个非英语实用的国家，学习跨越文化和语言障碍来实现图书出版是令人着迷的事情。我的工作是帮助大家聚焦英语在中国社会使用时的变化和差异。最后，我也做到了为两种文化和语言增值。出版对我来说是一个完美的平台，能够使我了解和接受多样化的、闪着智慧光芒的观点，这是我在这份工作中的收获。

中国的城市很精彩

■David Ferguson（外文出版社编辑）

我叫大卫弗格森，是外文出版社的作者兼编辑。说起我第一次到中国，还是2006年的事情了，那次去的是我中国妻子的家乡——吉林。作为一名前管理顾问，我试着找一些商业项目来做，心想，说不定能起到嫁接西方金融和中国市场的作用。但最后，大量的时间都花在找项目上——但谁也不能保证机会会掉下来砸中我们的脑袋。

事实上，来北京之前，我已经和我的一个兄弟在运作一间小型媒体制作公司。曼联电视就是我们的客户之一。但当时在中国，要我“低三下四”去打动对方，坦白说，我做不来！说不定我还会朝他们吼叫：“我曾经采访过贝克汉姆，他那时在西班牙皇家马德里队威风十足。”

2008年，我找到了一份在中国新闻网做记者的工作。我在那里工作了两年，润色中文文章并且把它们翻译成英文，有时候还自己写点东西。与我最初的想法截然不同的是，这是一份很自由的工作。我可以发表我的观点，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我在西方国家工作氛围更为宽松。如果我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写关于运动会（比如北京奥运）、商业、政治、新闻、旅游、艺术等各个领域的报道，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一个板块。大多数时间我还可以写诸如宪法修订以及持不同政见者侃侃而谈的敏感文章。庆幸的是，只有一次被“毙稿”。

印象最深的是，在刚刚工作了几个星期后，汶川大地震就发生了。我是第一个被派到前线参与报道的在中国媒体任职的外国记者。

也许这么说有些奇怪，与某些西方人不同的是，我对整件事情一直抱持着积极的态度。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些幸存者的勇气和坚韧，付出巨大决心和耐力的救援人员，以及官方做出的迅速反应。

我还记得在那些面目全非的学校里有大批的孩子死去。我也同样记得，在一个庞大的救援营地——绵阳体育馆，一些幸存的孩子仍然在玩耍嬉戏。差不多在地震一星期之后，救援人员在都江堰郊区搭建起数以百计的临时住所，为人们提供自来水和电，还为孩子们建了一所临时学校。当然，这些都并非易事。我记得去往紫坪铺大坝对面虹口村的路上有一座大山，不少士兵试图在震后的最初几个小时营救伤者而牺牲了。

2010年，我到外文局工作。与此前的记者工作相似的是，我还在继续从事文字编辑和写作，但速度已经大不相同。以前，一天内要处理好几篇新闻稿件，而我现在与整部的书稿打交道，时间变成了以“周”计算。作为中国国际出版集团的一员，外文社承担着大量的翻译引进工作，当然还有很多优秀的原创作品产生，就像我们正在着手操作的“中国城市”系列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项目——让西方作者来写大多数外国人并不熟知的中国二线城市。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走访了三个城市并写下了那里的故事。第一个是关于江苏省南通的。我相信在我们那儿，没有人听说过这个地方，而且我深信相当多的中国人在这些地图上并没有标注的地方工作着。然而，从人口数量上说，它可是我们国家苏格兰的两倍。真是让人惊叹，中国是个“大”地方。

我写的第二本书不是关于一个孤立的城市，是关于广东省正在进行的一些经济和社会改造项目。这令人着迷。我拜访了2/3的珠江三角洲城市。在那里，各个领域都在发生着变化。巨大的能量正在释放，促使着广东成为足以使当地居民感到骄傲的地方。东莞的嵩山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干净、绿色，聚集了一批中国和世界上最富创新精神和雄心勃勃的公司。当我听到西方人彼此谈论，广东不过是个充满廉价劳工的血汗大工厂，用毒涂料装饰廉价塑胶玩具的地方，那里的经济将崩溃，他们会失去出口市场的时候，我觉得很可笑。这些人所说的没有任何根据。

我的第三本书是关于江苏省苏州市的。虽然我对这个写作计划很感兴趣，但说实话，在我离开北京之前，还没有任何线索。我的编辑蓝先生（他不会说英语），只是不停地鼓励我“没问题”、“不用担心”。但我认为我有很多“问题”，并且还很“担心”。

不幸的是，当我到达苏州时候，那里一直下雨，冷得就好像在英国的爱丁堡。好在这本书出来以后效果很不错。苏州是个很棒的地方，每天都会发生让人难忘的事情。记得有一天，我们去了苏州城外的一个水乡小镇，参观了那里的一家私人博物馆，并在那里碰到了博物馆的主人——一位老乡绅。我们聊起来，我问他最喜欢哪一件藏品。他打开办公室，拿出一套巨大的钥匙，打开一扇古旧且坚固的房门，然后打开保险柜，从里面拿出一个盒子，打开一看，是一个约50厘米高的花瓶。“这是元代的花瓶，”他告诉我。“它是当今世界同类品中仅存的一只。”

“我的上帝！”我想。“这个瓶子一定值五千万美元！”

事实上，老人有严重的帕金森病——让人手抖并无法控制的疾病。他站在那里举着这只元代花瓶，手不停颤抖。

“你想拿一下它吗？”他问我。

我很害怕最后他会把它给摔了，所以我赶紧接过来。于是就有了一张照片——我拿着这只价值连城的花瓶，很紧张。

4月，我要跟着外文局去参加伦敦书展。今年书展的主题之一是“中国出版”，我们打算促成一些项目，包括前面我提到的“中国城市”系列。对此，我非常期待。

至于将来的打算，我准备写儿童书——大概是想逗我7岁的儿子开心。当然，我更想为它们找到出版商，用英语或中文出版出来，那将是很有趣的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