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法]弗雷德里克·马特尔著 刘成富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3月版/49.00元

主流文化是指大众文化、主导文化、受欢迎的文化。既包括电影《蝙蝠侠》、《爱丽丝梦游仙境》，又包括《阿凡达》这类。“主流”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实际上它也可以是一种艺术。这个术语可以是褒义的，指的是所有人都喜欢的文化，普罗大众的文化。但它也可以是略带贬义的，指的是霸权文化，统治文化。——弗雷德里克·马特尔

○孙 萌（编辑）

《主流——谁将打赢文化战争》一书由商务印书馆新近出版。作者法国社会学者马特尔，在其主观上坚守职业记者式的独立意识，同时在该书中，作者为我们展现了超乎一般学者的知识储备，他在扎实的阅读研习和广泛的调查采访下奉献了这本真诚的作品，试图揭示：在越发错综复杂的文化态势下，一颗敏感的文化自尊心该如何踽踽而行。

为了创作该书，作者行踪遍布30多个国家，切身体验了许多处于文明冲突风口浪尖上的文化事件；1250位受访对象分布于各大文化领域，为读者勾勒出众多文化传播史上重要的人和事。在书的第一部分，作者巡礼了好莱坞、迪士尼、流行音乐、文艺评论以至于“奥普拉脱口秀”等美国文化的标志性产业，全景地展现了美国娱乐业的样态；第二部分作者则游走于雄心勃勃的印度宝莱坞、后发的文化“酷”巨人日本、用“韩流”席卷东亚的韩国、在合纵连横间生存的拉美、顽强抗衡西方战略的阿拉伯以及他的文化原乡“老欧洲”，试图接近纠结于坚守与求变间命运各异的其他文化。值得赞赏的是，尽管作者怀有强烈的欧洲中心意识和民族自觉意识，但全书基本上遵循了“价值无涉”的学术研究基准，材料选择恰切，论述恰如其分，不失为一本严肃的文化社会学著作。

有趣的是，作为一本来自文化民族主义策源地——法国的作品，该书法文版的封面上却赫然摆放着英文单词Mainstream；而从他在篇章框架上让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分庭抗礼”的安排上也能看出，作者首先体认美国文化几乎主宰世界文化领域的现实：“主流是大众文化、主导文化、受欢迎的文化”，作者在法国darkplanneur电视台的演讲中说，“这个术语可以是褒义的，指的是所有人都喜欢的文化，普罗大众的文化。但它也可以是略带贬义的，指的是霸权文化，统治文化。”显然，在好莱坞电影、迪斯尼动画等席卷全球的今天，美国流行文化对世界文化的重要影响力几乎不证自明。在深入到美国文化产业的垓心，审视企业营销和艺术创作是如何与政府机构互动的过程中，作者仿佛悟到了美国文化战略的精髓：美国电影的风靡源于好莱坞、华尔街、美国国会和中情局的共同作用，世界娱乐范式的美国化则是美国色彩浓郁的资本巨头并购各国企业的结果。《纽约客》的评价直言不讳：“他在书中表达的观点是极其鲜明的：一笔巨大的文化交易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政治。”

这也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该书中，他很少迷失于文化战略研究者通常秉持的“阴谋论”话语中，通常总能精确地拿捏文化版图研究的可能性与限度，展现了客观中立的学术研究品格。诚然，文化输出国意义上的美国是广义的，它包含社会层面的企业和艺术家乃至广大受众，也包括公权力层面上的美国政府——正是作为政策制定者的美国国会为美国文化战略的铺开提供制度保障，并由作为美国价值观的看门狗的中央情报局保障其在海外的实践。比如，时下斯皮尔伯格的大制作《战马》正热映全球，赚得盆满钵满之际也在向世界观众铺陈着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哲学。商业大片里的斯皮尔伯格永远用最一般意义上的人性光辉来闪耀观众的双眼，不管出身如何抑或地位怎样，观众们总会被洋溢在斯式大片中的普世价值力量摧毁心防乃至引爆泪点。这种价值观高扬生命与尊严的意义，与美国赖以立国的宪政民主制度与自由市场经济的价值依归相若符节。民选政治基础上的美国政府当然要张扬这种精神，具体到此类大制作影片的运作上，权力机关会在不摧毁市场经济秩序的前提下给予制片公司“更加平等”的地位和“更加公平”的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了。从此而论，《纽约客》并未言过其实，文化交易背后确实隐藏着政治，因为全球化趋势下“天下大同”的理想正着当今世界不同国家间政治制度迥异的现实，而在跨国的文化交易中，理想终于照进现实，此间的吊诡不啻为制度差异的活标本。

文化战术的政治底色是既存现实，但是政治化的文化战略却绝不明智。事实上，如同作者描绘世界各国为文化流行而战的图景时所表现的那样，遍览各国的文化发展方略，只要身处日常政治环境下，无论一国的文化民族主义理想多么宏大，其实现的过程都表现为自由市场规则下的企业战略和国际经济法规制下的交易行为，而这个过程绝非只停留在工具意义上，相反，工具往往也会“异化”主体，造就主体轨迹在朝向既定目标运动时不可逆转的偏离。德国社会学者卢曼在他的全球化理论中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后设为分隔时代、分层时代和功能分化时代，并将20世纪初年走向成熟的功能分化时代界定为无法由共有的基本符号方式整合起来的各个子系统所共同构筑的社会体系。换言之，各自独立的经济系统、法律系统乃至艺术系统共同构成了我们的世界图景。在卢曼的语境下，各个子系统有其自身的运作方式，具体到该书的话题上，顶多算做几个子系统杂合体的文化本身当然更不能具有一般性的运行规则，试图用政治化的方案来破坏文化系统的自身样态的做法当然是缘木求鱼。为此，我们就更能理解已然瞧出“文化的政治病”的作者却在推论上保持相对克制的原因了。

在该书的结论部分，作者明言“世界文化大战”已经爆发，占文化主导地位的国家为确保地位而战，后发国家则为保存自身特殊性而战，各方的力量极度不均衡，作战的形式也繁复多样。比照前文的论说，读者不得不深思，文化究竟能否完成其主权层面上的身份识别，如果可以，主权层面上的文化如何和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与经济意义上的社会完成互动？面对类似的疑问，哈贝马斯区分了“系统”和“生活世界”的二元分野，并以“商谈民主”理论来完成二者以法律为纽带的联合，一个系统宰制生活世界的理论构架已然完整严实。相较而言，在民族主义的诱惑和价值无涉的学术判断间，作者选择了哪个？相信读者自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