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报记者 孙 珏 实习记者 谢静敏

虽然古籍数字化已经提到了国家政策层面，但实际操作起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中华书局等已经充当古籍数字化排头兵的出版机构遭遇的困境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

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对于数字盗版侵权给从事原创古籍整理出版的作者和出版者带来的致命冲击很痛心。“作者花十几年功夫整理的古籍，可以在顷刻间被掐头去尾变成侵权者自己整理的作品；出版社花几年功夫编校完成的古籍，一两个月内就被扫描上传网络，无偿使用。严重侵犯作者著作权和出版者的专有出版权。”徐俊遇到的一个例子可见一斑：90高龄的陈桥驿积毕生之功完成的《水经注校证》，经过中华书局编辑3年的编校加工，200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出版后一个月，全书扫描版就出现在新浪爱问上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社长王淳也颇有同感。他认为，古籍数字化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专业古籍整理本身的独创性或者说“可版权性”并未获得明确的认可，导致历尽辛苦取得的成果被部分“技术供应商”侵权使用，他们找到了“盈利模式”，完成了“原始积累”，靠打包销售降低了价格，导致专业出版社很难进入这一领域。

可以说，目前古籍数字化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标准和符合古籍整理规范的产品。近年，很多古籍数字化产品是以古籍文本的简单加工为基础的，大量已经有高质量权威整理本的古籍，开发商为了回避版权问题，采取了改头换面、删削简化的盗版行为，大大降低了已经取得的古籍整理水准。据了解，目前一些民间数字化公司对古籍出版社古籍资源的盗版侵害，已引起社会的关注，中国版协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及全国古籍出版社联合会也正在积极维权。

针对盗版侵权问题，有出版人呼吁，专业古籍社一方面应该联合行动打击侵权、保护核心资源，一方面应该选取数字化后附加价值更高的产品进行新业务拓展，探索盈利模式。

事实上，目前古籍数字化推进至具体的微观企业，遇到的最为现实的问题是，数字出版的投入产出风险与部分出版企业掌门人在任档期业绩的现实矛盾。虽然出版社“一把手”心中很重视，但实施起来却顾虑重重。由于没有进一步对市场进行分析探测的动力，由此延伸出来的人才问题、如何将数字技术与内容生产相结合并获得市场认可等问题的解决还都很“虚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