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报记者 刘海颖

今年7月起，全国各地进行了国家新一轮课程改革以来最大规模的教师、教材培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今年秋季开学，教育部公布的新修订义务教育阶段19个学科课程标准将正式启动，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地理、音乐、美术、艺术、体育与健康等学科的起始年级，将使用修订后并经教育部审定通过的教科书。

对于从2001年启动的第八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来说，2011年12月28日正式下发的《教育部关于印发义务教育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1年版）的通知》无疑是十年磨出的“剑”，今秋进课堂的修订版教材也因此承载着无以言及的殷殷期望。而将这份期望化为现实的，是众多出版单位十年间不曾停止的努力，不仅推动了大量新课标教材的出版，还带来了出版单位的个体发展乃至具有产业意义的诸多变化。（详见2~3版）

十年发展版图初显

对于中国教育出版而言，2001年具有分水岭的意义。从彼时开始，一百多家出版社数百种教材展开竞争，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甚至在整个出版产业层面上都有所反映。

如教育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主任杨九诠所说，首先，基础教育教材作为出版领域的大比重产品，其出版政策的变化带动了一批出版单位的快速发展，使得出版界在十年间有若干大社、强社崛起，带来了出版机构布局的调整。其次，从产业升级的角度来讲，在竞争环境下，教材产品所需的大量服务性工作以及市场推广发行等一系列活动都对出版社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促使出版社在企业运行方式、队伍建设方式、考核管理方式等方面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提升；对市场要素、资源的敏感度大大增强，教材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大大提升了出版社的市场能力。可以说，教材在出版单位的产业升级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再者，在出版门类方面，教材使不少出版社的经营总量大幅提升，为出版社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撑，使出版社对图书风险的评估有新判断，有能力也有魄力在其他门类的图书产品中争得市场，因此教材出版的长足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他出版门类的发展。

与此相对应，教材出版的总体形势也在发生着变化。一方面，教材出版力量重新洗牌。（下转第2版）

（上接第1版）

教育科学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一批出版机构抓住市场机遇，通过在新课标精神的把握、作者组织、教材编写、跟踪实验、市场营销等各方面卓有成效的推进，获得了全新的发展，一批优秀的教育出版人也随着教材共同成长起来。而有一些出版社虽然抢占了先机，却由于决策失误、核心人才流失、急功近利等多种因素没有取得太大发展，甚至有些出版机构在今年退出了教材出版领域。还有部分出版社在教材的成本投入与市场选用上无法实现良性循环，导致在教材出版中陷于困境。

另一方面，市场竞争中“百花齐放”，优势力量正在显现。业者认为，在目前的新课标教材出版市场上，人教社仍然是当之无愧的领先者。与此同时，经过十年的培育，全国出现了中国出版集团、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湖南出版集团、教育科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广东省出版集团等几大教材出版基地。新课标教材出版格局在修订版新课程标准公布之后会出现新一轮洗牌的机会，尽管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不会是大洗牌，但对各大教材出版机构无疑是一个新考验。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辑韦志榕表示，人教社希望随着国家教材管理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教材市场竞争的进一步有序，一批高质量的、多样化的教材能够涌现出来，它们将与人教版教材一起争创并组成基础教育的优质教材阵容。

对于目前的竞争格局，中国出版集团中版教材公司总经理罗争玉认为，教育出版的活力得到了空前激发，形成了多元竞争的局面，这无疑是一个好的现象，但这种竞争局面仍有局限性，并没有完全达到当初设计者理想的状态。原因在于，新的课程实施、新教材建设、新教材选用不是单一孤立的，它需要一个比较完整的配套体制并肩推行。教材多元竞争的背后，新课标、新教材所关注的终端对象——教师和学生，发出自由选择的声音是有限的，行政力量仍处于主导地位。这导致有竞争但不充分，教材市场目前还相对保守。新一轮教材建设在经过公平竞争后，必将形成新的、更高层面上的“垄断”——按照严格的选用制度设计充分检验后所形成的“垄断”，是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相对垄断”，而非地区式部门利益保护形成的“绝对垄断”。

新课标教材出版的这十年最为关键的成效是，各出版社的市场意识、服务意识以及教材研发与生产的活力被调动起来了，而且形成了气候。随着教材使用改革的深入发展，未来的方向只能是更加专业、更加市场化。

十年探索多方受益

新课标教材的十年，对于很多出版单位而言是空前发展的十年。虽不能说新课标教材出版是这种发展的绝对推动力，但在新课标教材的出版中，不少出版单位无论在效益还是在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都受益匪浅。

首先值得肯定的是，十年间，超百家出版社经过自身的努力为近三亿全国中小学生提供了大量新课标教材，取得了不容小觑的社会效益。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在这一轮课程改革前几乎没有中小学教材的出版，经过十年的发展，中小学教材总量年发行总码洋达20亿元，仅次于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基础教育分社社长李雪洁介绍，北师大社积极参与基础教育改革的探索和实践，2001年开始出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教材和全日制普通高中课程标准教材，十年来共有16个品种的基础教育课程标准教材通过了教育部审定，并在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千万中小学生中使用。北师大版基础教育课程标准教材以其研究基础深厚、教育理念先进、编写质量上乘、服务水平专业得到广大师生的广泛认可，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已成为国内公认的优秀教材之一。经过十年的努力，外研社《英语》（新标准）覆盖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累计使用学生人数逾2亿。教科社从新课标实施之初的3个品种发展到现今的17个品种，在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得到选用，每年有近亿的学生在使用，其中教科版新课标科学教材每年单册的发行量达近千万册。华东师大版新课标实验教材自2001年秋投入实验，至今实验区已遍布全国各地，使用累计超过亿册。西南师大版新课标教材4个品种每年每季使用的学生数超过1200万人。

新课标教材是不少出版社经营发展的利润中心或者至少是利润中心之一，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基础教材出版是该社三大利润中心之一，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三分之二的码洋规模都是由新课标教材带来的。十年里，出版社不间断地精心培育新课标教材及市场，收获了丰厚的经济效益，企业由此获得了长足发展。据教育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郑军介绍，十年来教科社的发行码洋从1亿元增长到目前的13亿元，其中新课标教材的发行码洋达七八亿。如今的教科社已经发展成为国内一流的专业教育出版机构，实现了大跨越、大发展，新课标教材的出版对于教科社经济实力、品牌建设以及社会影响力的提升作用不言而喻。江苏教育出版社总编辑王瑞书表示，2001年，苏教社抓住机遇，成为最早参与新课标教材建设的18家出版社之一，并成为其中获准立项和通过审查教材品种较多的出版社。十年来，在基础教育教材基地建设的引领下，苏教社逐步从地方教育出版大社发展成为在全国中小学教材市场乃至整个教育出版市场占有重要份额的全国性专业教育强社。目前在苏教社图书报刊19亿元的年发行总规模（含被租型印制部分）中，新课标教材有8.5亿元，约占45%，其中大部分在江苏省以外地区发行。

除了“双效”，十年的新课标教材出版还提升了出版社方方面面的运作能力。外研社基础教育出版分社社长申蔷表示，外研社的《英语》（新标准）第一版教材与“课标”（实验稿）相配套，是在摸索中编写的，当时的主编、编者和编辑都是“新手”，经过十年的实践，一支在编写和出版方面都称得上专业的团队已经形成。并且，该社在教材编写上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教材编写模式。

在内容出版之外，各社的市场意识和市场能力也在不断提升。据了解，人教社与各省出版集团等机构形成新型代理合作模式，通过强强联合、规模经营，有利于规范市场，提升抗风险能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同时，人教社还精心组织了由教材编者、优秀教研员和特级教师等组成的教材培训专家讲师团，每年寒暑假分赴全国各地，开展教师培训工作。十年中，组织培训15343场次，培训教师367万多人次。华东师大社基础教育分社社长李文革表示，该社主要通过“一个确保、二级培训、三个赠送、四个提供”的服务承诺打造华东师大版新课标教材的市场品牌：一个确保，确保各实验区和出版社联系畅通，在网上公布培训部门的联系方式，及时答复实验区的各种需求；二级培训，对使用新课标教材的实验区负责省级培训和地市级培训，对确有培训需要的县级实验区也尽力满足要求；三个赠送，对使用教材的实验区免费赠送培训教材、培训资源包、实验通讯；四个提供，通过召开全国性会议和提供网络平台给各实验区提供交流展示的机会，通过回访等形式给第一线教师提供和编写组专家零距离接触的机会，通过定期出版实验通讯和向校内有关杂志推荐等形式给实验区教师提供发表文章的机会，通过网络等形式给第一线教师提供相关教学资源。

谈到新课标教材出版对于出版社个体的发展意义，西南师大社董事长周安平表示，新课标教材是原创性产品，出版社享有版权权益，而原创性产品恰是出版的核心竞争力。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原创性新课标教材可以为出版社奠定一定的发展基础和条件。但是，有了教材也不一定能获益。比如在一定的成本投入下，教材选用规模上不去，就谈不上后续的种种发展。

教材建设仍需完善

在课程改革中，教材改革是关键的一环。第八轮课程改革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明确提出，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因此，多样化是十年来教材开发无法回避的一个关键词。据了解，现阶段每年大约有300个品种的教材进入教育部发布的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多样化在产品开发建设上得到了较好程度的实施。

对于多样化，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石鸥也提醒，教科书的多样化不是目的，目的之一是以多样化的教材适应我国地区经济文化教育差异大、学校条件、师资水平发展不均衡等具体情况的需求。所以，不能想当然地计划编制所谓最好的、示范的教科书，希望编制难度最佳、容量最佳的教科书。另外，多样化也不等同于毫无特色、雷同的多本化以及地方化，但是却也离不开这两者——没有多本化就根本谈不上多样化，而适应不同地域特征需要的教科书也是多样化教科书建设的应有之义。虽然经过十年发展，但是在长期统一教科书的模式下，多样化仍算新概念，方方面面人士都需耐心帮助它发展，政府更有责任来规范和健全制度促使它完善。

罗争玉表示，新一轮课程改革的实施的成效，重要的因素还有师资。实施得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往往是师资力量不足、对课程教材改革缺乏信心的地方。如何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思维，对老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所以许多教育相对落后的省份或地区由于担心无法适应新的教材，担心影响教学效果，宁愿采取保守的态度，使得一些理念先进、编写科学的教材无法被广泛使用，影响了教材多样化的实施。

在教材建设方面，周安平认为还有三方面问题有待进一步思考、解决。一是在教材建设中，如何使新课标教材选用制度更加合理是当务之急，关键原因在于频繁的版本更换对教育本身十分不利。另外，各地在教材选用方面各有各法，有的地区一个区一个县选下来，效率和质量都难以保证，也给出版、发行工作带来了重重问题。是否可以考虑至少三年以上才予变化，也就是保证初中使用一轮，小学至少到三年级，这也符合教育规律。二是随着数字化时代教育的发展，随着学生享有的学习条件和学习手段的变化，现代技术条件下的新课标教材如何呈现、如何使用也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近年来，电子书包作为新兴事物走进实验课堂，但是其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摸索，如在教材版本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电子书包怎么对接等。三是对于教育出版机构而言，在出版教材之外，需要更为深入地参与到教育本身发展进程中去，如在“名课”—“名师”—“名校”的推进建设中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