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报记者 潘启雯

10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年龄，每10年一个代际；图书出版，每10年景观纷繁。

精品出版工程总是带着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印记。以19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为起点，中间经过1980年代、1990年代的变革与调整，当代精品出版工程逐渐走上了一条具有鲜明时代特色与民族特色的发展道路。而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皇皇出版史册里，2002～2012年，横跨过三个“五年规划”——“十五”（2001～2005）、“十一五”（2006～2010）、“十二五”（2011～2015）的精品出版工程，无论是从出版品种、规模，还是资金投入、编辑队伍、生产机制、组织能力，抑或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走出去”等方面都是令人难忘乃至可圈可点的10年。

因限于篇幅，我们不能把这10年来所有的精品出版工程一一推荐和分析，只能择选一些重点或重大精品出版工程的发展情况作简要解读，以飨读者。因其重要，本报还会关注这一话题并适时做出反映。

精品出版工程项目和格局更加立体完善

众所周知，过去不少精品出版工程，主要集中在“五年规划”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之中。按照新闻出版总署统计发布，“十五”、“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我国的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分别为1552种、1982种和2244种。从种类总数上看，“十一五”比“十五”增长了21.70%、“十二五”则比“十一五”增长了11.68%。每5年，均保持比较高的增长态势。

精品出版工程总是与时代、社会发展和国家总体发展形势紧密相连。由此，这10年来精品出版工程的发展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五年规划”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重点或重大精品出版工程的项目不断得到充实：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出版工程”；中宣部的“五个一”工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启动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新闻出版总署和科技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作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等单位联合推出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成果出版工程”、“中国科学技术研究领域高端学术成果出版工程”、“中国文学创作出版精品工程”；新闻出版总署的“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双百”出版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民族网络游戏出版工程。而各地方政府、各出版集团等主动规划的出版工程也蔚为壮观。如中国出版集团的“中国文库”出版工程、“走向世界”出版工程；凤凰传媒与共青团中央合作开发的“少先队活动课程动漫版全媒体复合出版工程”；河北省的“新农村书屋”工程；新疆新闻出版局的“新疆新闻出版东风工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的“大飞机出版工程”；安徽美术出版社的“中国书法出版工程”等等。或是国家级的或是地方性的精品出版工程项目，都不断照亮了求知者的“天空”。

从图书品种上看，有的精品出版工程“分辑”、“分届”或“分批”出版，有的精品出版工程则“一次性告竣”。比如“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分届”推荐出版，自2006年启动以来，至今已成功举办3届，按照人文社科、科学技术、文艺和少儿三大类别——首届共入选254种，第二届共入选293种，第三届共入298种。中国出版集团的“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工程则“分批”出版，2009年推出包括东方出版中心的《澳大利亚史》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波罗的海三国史》等首批共计30种首先出版。

10年的发展和跨越，精品出版工程的体系更加完备、层次更加多元、格局更加丰富。但其背后往往离不开各出版集团或出版机构的直接参与和推动。比如中国出版集团、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世纪出版传媒集团、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时代出版传媒集团、新华文轩出版传媒集团、中南出版传媒集团、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等等。有的既承担国家级的精品出版工程项目，又承担地方性的精品出版工程；有的既承担国内国家级和地方性精品出版工程项目，又承担“走出去”精品出版工程项目。

各种“文库”是精品出版工程的一大种类，例如中国出版集团的“中国文库”、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的“凤凰文库”、世纪出版传媒集团的“世纪文库”等，都具有广阔的视野和鲜明的时代特色。

除了各种“文库”外，单部精品出版工程也具特色。仅“十五”期间，就涌现了不少具有代表性的精品出版工程项目，这些项目既有以丛书形式出现，也有以单本书的形式出现。比如，商务印书馆的《中国的语言》，人民出版社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五十年》，中华书局的《全清词·顺康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全集（修订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凤凰出版社的《全元文》，汉语大辞典出版社的《二十四史全译》，经济科学出版社的“中国改革与发展问题应急研究”丛书，中国档案出版社的《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经济问题”丛书，经济科学出版社的“中国改革与发展问题应急研究”丛书，中国经济出版社的《<资本论>的基本思想与理论逻辑》，安徽科技出版社的《中国综合国力论》，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国西部资源与环境文库”，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学术前沿性论题文存》，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历程》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十五”、“十一五”，还是“十二五”期间，不少精品出版工程的一些品种既是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也是其他精品出版的品种之一。于是，项目“交叉”现象也构成了近10年精品出版工程的一大亮点。比如，新世界出版社的《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既是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也是“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这样的例子很多，不胜枚举。

2010～2012年，各个出版机构竞相策划的“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主题出版、“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主题出版、“纪念雷锋逝世50周年”主题出版、喜迎“十八大”主题出版……这些与历史和现实相结合、引人注目的精品出版工程，紧密围绕国家重大事件纪念日和国家未来发展有关，并适时被列入重点出版工程项目。

“策划的选题注重理论性、系统性、通俗性和国际性”是喜迎“十八大”主题出版工程的4个重点。比如，在关注理论前沿性方面，有人民出版社的《十年回眸——十六大以来重大决策和事件述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一些选题突出系统性特色，如中共党史出版社的“科学发展观通俗理论读本”丛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中央党校出版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等。解放军出版社的《军营理论热点面对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信仰力》、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农民家史》等则在通俗化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在国际化方面，有新世界出版社的《历史的见证：中国是如何治理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国震撼》、浙江人民出版社的《中国模式》等。

如果简要概括这10年来中国精品出版工程的特色，其核心亮点主要表现在：所有项目的结构更加注重把握通俗与学术、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既有一批学术前沿成果及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骨干工程，又有一批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文化娱乐的通俗读物，尤其是面向农民、军人、工人、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和知识读物。

精品出版工程生产机制和组织能力不断优化

无论是国内各大精品出版工程，还是“走出去”的精品出版工程，其实，每一项精品出版工程背后的生产机制和组织能力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其往往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全方位的组织和调配以及精品出版工程的各项推广和营销计划。

这10年，从不少精品出版工程的跨越发展可以看出，出版社向来都是重点项目的实施者，出版社的决策者和普通编辑都体现了高度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他们勇于克服各种困难和压力，首先是资金问题，随后是时间、质量、效益等一系列问题。一些重点项目往往是“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出版社基本上都是自负盈亏的单位，这就需要责任感和决策魄力。

以中国出版集团的“中国文库”出版工程为例，从项目启动之初，即确定了在选目、编辑、校对、设计和制作诸环节坚持精心选编、精心出版的精品战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坚持选目的学术与出版水准。选目是文库编辑出版的开端，至关重要。为确保选目水准，集团成立了文库编辑委员会和编委会办公室，负责制定文库的编辑方针，确定选目标准，决定文库选目。与此同时，还建立了文库专家咨询与荐书机制。二是坚持编辑、校对工作的精益求精。编校工作是文库质量的基础。编委会办公室，承担从编制原始书目、联络作者、设计内容结构，到寻找作者照片、撰写版本记录、申办条码数据等繁重复杂的编辑、编务工作，每个细节的组织和安排，都煞费苦心；加之一些版本尘封多年，作者故去、原责任编辑更迭，版权情况异常复杂，为得到一个授权，也要花上大量心血。三是坚持设计与印制的典雅精致。为确保文库的装帧质量和艺术性，设计方案在社会上征稿，再由专家评选、修改而确定。由于文库选目繁多、规模宏大，类别多样，要使一个设计方案既能够涵盖十辑千种书目的超大内容，又要风格典雅简约，保持延续多年，难度很大，但是“中国文库”出版工程的装帧做到了。

10年来，在精品出版工程方面，各有关单位更是加强组织领导，往往由行政或业务一把手亲自挂帅，在人员、资金、时间、质量等重要环节狠抓落实，并建立了进度检查、质量监督、资金扶持、目标责任和人才激励等一系列保障机制，有效地推动了各精品出版工程的完成。比如，北京市新闻出版局为确保按期优质完成这10年来各个精品出版工程规划项目，专门出台了“领导挂帅、专家论证、资金扶持、责任到位”等多项措施。其采取的措施有两大特点，一是对规划项目全额补贴；二是制定了从局长一直到编辑个人的责任制，任务落实到人，便于督促落实。

再比如，江苏省新闻出版局把国家重点出版规划与江苏省产业发展规划紧密联系起来，不仅抓完成率，更追求优质高效。抓好作者、书稿、责任编辑、经费、出版时间和出版质量“六落实”，每年定期监督重点书的完成进度，组织检查内容、编校、设计和印刷质量，确保规划项目按时、优质、高效的实现。并建立激励机制和保障措施，通报表彰鼓励按时优质高效完成的出版社及个人，批评落后现象，增强规划实施的责任感和荣誉感。拿出专项资金和调控书号支持规划项目的完成。

资金、人才支持体系：跨过坎坷，走向辉煌

出精品图书、创名牌效应是中国出版实现“双效”目标的前提，也是中国出版面对目益激烈的国际图书市场竞争，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出版事业的必由之路。要全方位打造精品出版工程，往往离不开资金、人才和其他软硬件的支持。

近10年来，财政部积极安排资金，鼓励和支持公益性出版项目，如《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中华大典》、《清史》纂修等的编辑出版工作；2006年中央财政设立“重大出版工程专项资金”，重点支持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中华大藏经》、《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等大型公益性出版物的出版。2007年7月中央财政设立国家出版基金，对社会效益较高、具有文化传承积累价值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和马列专著、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古籍整理出版、“三农”读物、少儿科普读物、盲文出版物等公共出版项目给予资助。

各种“基金”对精品出版工程的支持、资助尤引人注目。国家出版基金是我国继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之后设立的第三个重大常设文化基金，有别于某一个地方或者某个企业设立的基金，必须扶持能够代表当代国家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水平的出版项目。2007年设立的国家出版基金，至今共获中央财政拨款11亿元，资助了379家出版单位的713个项目，在打造精品、引领方向、繁荣文化、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彰显。

以2011年为例，可以看出国家资助出版的力度和广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出版了《强军之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新时期党的建设科学化书系》、《红色精神》等一批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化爱党爱国教育的优秀出版物，资助出版了“共和国作家文库”、《中国原创图画书》、《星火燎原连环画》等一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成果新创造的优秀出版物，资助出版了《中华民国史》、《辛亥首义史》、“辛亥著名人物传记”丛书等一批研究辛亥革命历史、讴歌革命先烈的优秀出版物。

与此同时，国家出版基金还资助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学术”文丛、《中国语音学史》、《中华海洋本草》、《西部资源开发与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等一批反映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领域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强、学术水平高、社会价值突出的优秀出版物，《域外汉籍珍本文库》、《苏轼全集校注》、《朱子著述宋刊集成》、《中国京剧艺术百科全书》等一批抢救性挖掘整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多样性和延续性的优秀出版物，《无障碍电影》、《托起明天的太阳》、《中国儿童立体百科全书》等一批关注民生、体现公益、面向民族地区与农村基层及特殊群体的优秀出版物，《北京文物建筑大系》（中英文）等一批传播我国主流价值观、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优秀出版物，正在积累和传承文明、巩固和发展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等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导向作用。

与资金并重的是人才培养。近10年来，新闻出版总署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等各种方式，开展了走出去专门人才培训，取得了较好成效。目前，各个出版集团和较大规模的出版单位设有专门的对外机构，专职负责“走出去”工作。版权贸易人才、出版翻译人才、外向型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在日渐壮大。

这10年，精品出版工程伴随着我们的国家一起前行，跨过坎坷，走向辉煌。精品出版工程这10年走过的发展之路，是当代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组成部分。其实，正是时代的发展，引领着中国精品出版工程不断走向深入。

抚今追昔，当代中国精品出版工程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经历的一次次重大考验，如经济危机、环境问题、教育问题、就业问题、医疗问题、民生问题、国际问题，等等，将不断推动着作家、学者和出版人进行新的思考、新的探索，从社会和出版实践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正是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之中，未来中国精品出版工程的分工或将更加精细，出版人策划的相关精品出版工程或将更加深入。而不少新兴学科的出现，也让传统的学科划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或许这也会让中国精品出版工程在未来呈现出更加绚烂、百花怒放的态势。

瞄准国际缩小差距

精品出版“走出去”

令人瞩目

2006年，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启动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推出；2009年，“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推出，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开始对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进行探索。经过几年的实践，“两个工程”初步形成了“政府推动、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的中国图书“走出去”的工作体制和机制，即由政府部门提供政策支持和翻译费用资助、出版企业和国外出版企业自主协商洽谈项目、按照市场化方式运作。

按照相关部门的统计，2006至今，“两个工程”共向国外推荐中国图书5938种。“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与57个国家、412家出版机构签订了695项资助协议，涉及1798个项目，36个文版。“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与14个国家、31家出版机构签订了44项资助协议，涉及图书657种，8个文版。仅在2011年，“两个工程”共与29个国家124家出版机构签订了240个资助协议，涉及240个项目，文版20个，资助金额超过1500万元，成为中国出版“走出去”的骨干工程。根据33家成员单位提供的版权转让协议统计，推广计划工作小组各成员单位2011年全年共向海外输出版权3236项（不含港、澳、台地区），比2010年增长25%，创下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实施以来的历史新高。

几年来，“两个工程”的各成员单位不断完善图书走出去的政策、体制、机制，促使我国图书输出数量快速增长，贸易逆差明显缩小，进入国际图书市场的中国图书质量、影响力不断提高，一系列精品图书逐渐开始为海外读者瞩目。比如，人民出版社的《大国复兴之路》和《中国开放30年：增长、结构和体制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人民币读本》和《大国的责任》、科学出版社的《科技革命与中国的现代化——创新2050：科学技术与中国的未来》、新世界出版社的《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北京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共产党建设90年》等一大批反映中国共产党和当代中国各领域发展的图书，也很快通过“两个工程”进入国际图书市场并发挥影响力。

颇为难得的是，自2009年启动以来，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策划的“大飞机出版工程”（包括风扇压气机气动弹性力学》、《气动声学基础及其在航空推进系统中的应用》、《飞机尾流控制》、《航空工程中的计算智能技术》、《动态系统可靠性分析的有效方法及其在航空航天中的应用》）瞄准国家宏观发展战略，汇集国内航空领域最高水平的科研和教学力量，下大功夫打造精品力作，撰著、出版了数十种大飞机相关的学术著作和重点教材，涵盖总体气动、航空发动机、航电、结构强度、制造等多个专业方向，反映了国内外大飞机研制方面的最新科技成果，逐步构造起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大飞机知识体系。其“走出去”标志着我国的大飞机研发成果和学术著作获得了国际主流学术界的充分认可，是中国出版高端学术走出去的一项盛事。

包括“大飞机出版工程”在内的不少精品出版工程“走出去”，也给中国出版界和一大批世界一流出版集团建立了深度合作，这不仅有效地提升了“走出去”图书的品质，也极大地扩大了中国图书的海外推广效果。譬如，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剑桥中国文库”项目，就是在“两个工程”推动下建立的重要海外精品出版工程，旨在用符合国外读者阅读习惯的地道英语，翻译中国艺术、文化和科技类精品图书，满足学术读者和大众读者的需要，进而推进中西方知识界之间的的交流和讨论。

这10年来，随着中国出版“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推进和逐步深化，中国的许多出版社、作家和版权代理机构都积极投身到“走出去”战略中。特别是在文化体制改革中迅速壮大的中国出版商早已不满足于单纯的版权输出，有的则直接在海外布点，独资、合资、合作，甚至并购国外出版社。纽约、伦敦、东京、莫斯科、内罗毕……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出版（尤其精品出版工程）已是遍地开花。但作为一个大国“软实力”的主要载体产业，出版业对国外的文化影响力，特别是精品出版工程距离我国日渐上升的国际地位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如何将这件事情做好，是中国出版界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需要认真研究和关注的课题。

不过，绝大多数出版人对精品出版工程走向世界的前途充满信心。他们认为：中国的精品出版工程如果能够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领域的发展有所贡献，那么也就是对全人类的发展作出贡献。未来10年，中国精品出版工程无疑会成为国际出版界重要的结构性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