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报记者 刘志伟

在大陆学界，关于学术腐败、学术不端、学术失范的讨论近些年来时不时就因一些“事件”而备受关注。这样的争执对于学术规范不无促进，而多年以来学界仍然被诟病为缺乏公认的学术准则和规范、完善的学术批评风气与严格的学术训练，这一连串的问题依旧困扰着许多学人。面对学术腐败、学术不端、学术失范，学界自然表示“决不姑息”，但制度建设需要一步一个脚印，不可能一蹴而就，还需要其他相关领域的支持。近期，主管部门与出版界针对学术著作出版规范动作频频：8月18日，上海书展首开“学术研究与学术出版”论坛；9月底，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通知》；10月31日，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社科文献出版社等50余家重点学术著作出版单位联合发出《倡议书》，呼吁进一步提高我国学术著作出版质量和水平。

规范学术他律更需自律

出版态度严肃不失严格

学术出版基于学术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学术研究的水平、质量影响了学术出版的专业化、科学化的程度——即影响了学术出版规范。学术研究本是学人的一种生存状态与精神诉求，然而又不可否认，学术著作也是职称评定、职位晋升的重要条件。尤其是年轻学者的迅速成长和科研人员的不断增加，对学术职位的竞争激烈甚至于急功近利的迫切需求，在学术研究和学术出版两个领域都产生了不良影响。一位高校人士告诉记者，当下学界特别是各个高校还在纠缠于“评审”与“被评审”的关系，科研量化评价方法在这里面得到了普遍的运用。学科的评价体系不够成熟，缺乏符合自身规律的评价和奖励机制，量化评价虽然促进了学科的发展，其弊端也显而易见，尤其是学术论文、学术著作的数量和质量受到了广泛质疑，甚至引发了学术权利和学术研究的互换和混淆。她坦言，学界如果能尽快完成价值观念的转变，还为时不晚：由注重外在的社会评价转向内在的学理评价、由注重静态的结构评价转向动态的功能评价、由注重短期的量化指标转向长久的价值指标——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确立离不开学界自身的自省和自律。

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陈小文从出版界的角度分析了当前学术出版规范的现状。他谈到，关于出版物的编辑出版，新闻出版总署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规定。然而，由于出版行业没有将其具体化，因此出版物编辑出版的规范性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和执行。不用说像美国的《芝加哥手册》那种具体而细致的规定，甚至在一些根本的方面，中文学术著作尚没有统一的做法。个别出版机构的审编人员，还否认编辑出版需要基本规范。他们认为编辑出版的灵活做法更能体现出版物丰富多样的特质。出版物的多样性，要求编辑出版要有灵活的做法，但是灵活性并不能否定原则性。

“相对于一般出版物而言，学术著作的编辑出版，尤其需要加以严格规范。其原因在于，学术著作不同于其他著作（比如文艺作品）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征引性。这种征引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术著作对他人的征引，另一方面是学术著作为他人所征引。”陈小文如是说，“文艺作品很少征引他人作品，即便引用，也很少注明版本、页码的出处。文艺作品的功能是怡情养性，陶冶情操。而研究者之所以征引，正是为了写作学术著作。当然，并不是说文艺作品的编辑出版不需要规范，而是说，相对于学术作品而言，其规范性可以弱一点。征引性要求作品本身必须具有严肃性和严格性。”关于学术出版的严肃性和严格性，他解释道，所谓严肃性，是指征引者必须正确理解征引材料，适当运用征引材料；所谓严格性，是指征引者必须注明征引材料的书名（或文章篇名等）、作者、原始出处，包括出版社、版本、页码等基本信息。无论直接征引还是间接征引，都必须遵守这种严肃性和严格性，否则就违反了学术规范。对他人作品征引的严肃性和严格性，反过来要求作品本身必须合乎学术著作的编辑出版规范，编辑出版本身必须具有严肃性和严格性。因此，学术著作编辑出版必须具有更为严格的规范。

匿名评审拔高选题门槛

术业专攻编辑不宜跨界

不容置疑，业内的学术出版规范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这期间，不少出版社也在探索的道路上积极地行进。浙江大学出版社在原创科技学术著作出版方面的做法引起了国内出版界的关注。该社总编辑徐有智谈到，今年4月浙大出版社在认真调研和借鉴国际学术出版的一些通行做法的基础上，制定了《浙江大学出版社学术著作出版规范》（暂行规定）。在具体做法上，浙大社主要是依靠自己所属的学术期刊评审专家库的力量来完成，其中浙大出版社出版的3种英文学术期刊是国内最早实行国际同行评议、并最早使用CROSSCHECK学术不端检测工具的学术刊物，浙大出版社出版的社科版学报也是国内最早实行同行双向匿名评审制度的学术刊物，其他各版也均已实行同行匿名评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保证《规范》的实施，浙大出版社采取多管齐下的措施。徐有智介绍说，以点带面，结合出版社的实际情况，制定战略逐步推行规范的实施，先在与国外知名出版社合作出版的高水平原创性自然科学著作中实行，再扩展到自己出资设立的“浙大高水平学术著作与教材出版基金”资助各个学科学术著作，然后延伸到国家和省部级以上规划的重点学术著作出版中，逐步扩大实施范围。此外，还需严格按照规范加强对学术著作出版流程的管理，譬如针对英文学术著作选题制定了专门的选题申报表，采取多种措施确保规范落到实处。

特别是匿名评审，多家受访者都谈到了这一制度的确立和施行对于学术出版规范的重要价值。匿名评审虽然使选题策划受到一定的制约，但选题论证严格，出版质量方可有保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谈到，三联是国内出版社中较早开始坚持对一部分原创学术著作实施匿名评审制度的。他举例说，“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从1994年开始出版，18年来已出版了近100个品种，每一种都经过两名以上的店外专家提出评审意见，其中半数以上的书稿，作者曾根据专家意见进行过修改，有的书稿修改两三次以上。他强调，匿名评审制度铁面无私，其作为总编辑推荐给该丛书的选题，也无一例外地进入匿名评审程序，几年来被否定的不下三四本。哈佛燕京学社从1994年起一共在国内资助了4个学术出版项目，但18年以后，只有三联的“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仍然继续由他们资助出版。他还指出，匿名评审方法，接轨国际出版规范，在为版权输出洽谈合作时，容易取得外商的信任。他说，三联向剑桥大学出版社社长潘世勋推荐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进入“剑桥中国文库”，当其得知该书在中国出版时已经过匿名评审时，便立即表示了对该书的兴趣。所以提倡学术出版规范，实质也是以国际规范来要求中国出版。

匿名评审之外，学术出版一定要拥有相关专业学科背景的编辑支持，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总编辑赵莳认为，“编辑可以与专家对话，发现问题、提出建议”。据她告诉记者，该社与北京大学药学院共同主持的国家十一五、十二五重大出版工程《中国药用植物志》，涉及了药用植物学及实验、药学拉丁文、种子植物分类学、药用植物化学分类学等内容，学科背景与之脱节的编辑是无法胜任的。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说，鉴于出版内容和市场的要求，编辑工作的专业化、学科编辑不允许跨学科审稿的要求不能放弃；从出版规范来说，更多地应强调对内容质量的判断，尤其是致力于学术出版事业的出版社更应坚定地执行这一要求，同时不能忽视编辑、校对技术的规范。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李锋对此也表示认同，据他介绍，抓国家级获奖成果（国家自然科学奖、科学技术进步奖等）、重大科研项目成果（科技部重大专项、973项目、86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和重要科学家（院士、千人计划、长江学者、杰青、百人计划等）是该社选题组稿的基本思路。正因为有了一流的成果和一流的专家作者、译者队伍，要想打造学术精品，还需贯彻落实“三审制”、坚持专业化，审稿编辑必须具有与稿件内容相应的学术背景，以确保审稿质量。

韩 敏（人民交通出版社总编辑）：人民交通出版社自“八五”开始，就依托交通科研攻关项目组织学术著作的出版。1996年起，创建了“交通科技丛书”选题平台，由交通部科技司发文，征集稿件、予以资金支持并组织评审，并将此选题平台作为开放型平台，延续运行。之后，社又促成交通部面向交通系统高校设立“交通运输学科科技著作丛书”选题平台，面向高校征集选题。

学术著作因其内容专深，读者面相对较窄，销量一般较为有限。但我们在这种图书的组稿方面，注重方法创新，通常与系统内主要科研院所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或是通过主管部门或学会、协会发文建立相关图书出版平台，取得社会力量的支持。多年来，我们坚持学术图书较高的准入门槛，吸引了一批较高水准的作者。他们的作品，代表了交通技术的前沿发展方向，最大限度地吸引了读者。同时，通过学术著作的出版，提高了出版社的品牌影响力，明显感觉能够促进一般图书的组稿与销售。

谈到人民交通社的当前学术出版的现状。前述几个选题平台仍在运行，我社逐步加大投入，总体上越来越重视。学术著作代表了专业出版的制高点，是对社品牌的彰显。我社“十二五”期间，设立社层级选题规划，其中学术著作选题平台占有较大比重。政策上通过设立研发基金予以倾斜支持，并设立科研项目库，重要作者库、重大工程项目库，追根溯源，从源头上确保掌握学术著作的出版资源。目前，存在的问题就是著作的认定与评审方面难度较大，尤其是匿名评审方面；编辑环节，审读把关能力需要提高，能够与专家学者对话的专业编辑不多，主动策划意识尚且不足。

人民交通出版社长期以来重视学术著作的出版工作，在提高图书质量和水平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我们虽然多年出版的学术著作数量也不在少数，一批图书也获得“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等荣誉称号，但回过头来看，过去更重视的是从一般著作的角度关心书稿质量、出版质量，确实对于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知之甚少。现在总署抓规范学术著作出版，正当其时。因为只有贯彻了与国际接轨的学术著作规范，我们国家的科技工作者才能更好地融入到国际科学技术交流与宣传推广的大家庭中，也才能使我们的图书产品“走出去”战略得到更好的贯彻。

金鑫荣（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学术出版的市场表现是出版社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作为企业，必须追求经济效益。但是，学术出版不同于一般的文化产业，它摈弃了一般的教育、娱乐功能，注重理论建设和文化积累，实际上担当着古人所说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化责任，有其事业性、公益性。从本质上来说，学术出版在整体上永远是小众的，因为真正的学术研究本就是精英的智力、精神产品。因此，我们对学术出版的市场表现“期待值”首先要合理，要合乎学术出版自身的规律。

南京大学出版社以“学术立社、品牌兴社”为办社宗旨，学术著作的出版一直是我社的重中之重。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加上精心规划，我们在学术出版上时有亮丽的表现。这两年，我们有19个项目入选国家“十二五”重点规划，16个项目入选省级重点，入选数量在江苏省内名列前茅，并且全部都是以雄厚的学术实力支撑的项目。其中，《我国沿海海洋空间资源开发战略及生态保护研究》入选“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成果出版工程”，是代表国家一流水平的原创出版项目。重大古籍整理项目有《全清词》（120卷）、《全清戏曲》（120卷）等；其他国家级重点项目还有《西域文明史》、《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中西哲学比较史》、《中外天文学史》、《中国近代图像新闻史：1840-1919》等。

当前学术出版确实存在众多问题，如出版门槛低、学术腐败、粗制滥造、学术失范、重复出版等等，新闻出版总署提出要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对此，南大出版社积极响应，把通知精神传达给全社编辑，要求编辑认真学习，从最基本的参考文献、索引、关键词等规范使用的工作做起。同时，我们还约请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文献专家来给编辑普及这方面的知识。

作为一家有良知、有担当的文化企业，应该做“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文化智者，具体到学术出版，就是要严格遵守学术规范，抵制各种学术不规范行为，拨开学术的迷障，维护学术的尊严；要沉下心来，出版一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真学问；出版一些关乎国家重大战略文化意义、关乎国计民生的精品力作，这才无愧于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黄 闽（法律出版社社长）：法律出版社学术著作的出版一直在法律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市场占有率基本都在25%以上，甚至达到30%。建社以来出版学术著作四五千种，市场表现不凡。近年来，在政治、经济、哲学等以及与法学交叉领域的经典学术著作的出版，为我们的学术品牌增加了竞争力。学术著作打开市场局面的关键在于宁缺毋滥，要潜心策划，策划选题、策划作者以及有学术见地和敢于担当的学术编辑，要耐得住时间的磨砺，同时有得当的营销宣传措施。

为了保证学术著作的出版质量，法律社设有质检环节，不仅对编辑技术体例进行要求，同时亦对内容质量进行审查。对编辑人员的培训中，学术著作的体例规范是重要的培训内容，法律社自编的编辑业务使用手册中也作了规定。在签订合同的环节，有对书稿内容和体例的规范要求，特别是译著，都制定了相应的规范要求。

而放眼当前学术出版领域，不同出版社对学术规范并不统一。主要的不同在于引证体例，尤其是注释。有的以英文学术期刊为引证体例，有的以某一领域核心期刊的注释体例为准，但具体该以哪本核心期刊为准尚未形成共识。这一情况在法学领域还比较完善，业内主要参考《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核心期刊为蓝本。

另外，在社会科学领域，博士研究生提交博士论文过程中，涉及学术规范方面有一重要的衡量标准“学术不端行为检测”。该软件可以检验学术作品是否可能存在抄袭或者频繁引用的情况。而在图书出版领域，并未有建立这种机制，主要是根据合约规定作品应当注释体例规范，不应有违反学术规范行为，否则承担相应责任。而且“学术不端行为检测”软件比较昂贵，并非每个出版社都能装备。而从长远看，出版社安装类似软件，对拟出版的学术作品进行查重，很大程度上能减少学术不端的行为。

谢寿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是一家以学术出版为主业的出版机构，涉及的图书涵盖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年出版新书总量已超过1300种，其中学术原创著作占到50%左右。这些年来，社科文献出版社一直致力于将自己打造成“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交流与推广平台”，承担起学术内容资源经营者的角色，进而实现学术成果价值的最大化。社科文献出版社从创业之初，所有图书产品都面向市场，靠市场运作完成。为了打开学术著作的市场局面，我社一直坚持学术研究型出版社的定位，运用全新数字技术和多方位的营销手段，形成有自身特色的产品生产和销售模式，包括终端读者数据库的建立和使用、按大类学科划分的市场经理的职位设置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也将继续沿着内涵式的自我扩张道路前行，最大限度地整合学术出版资源和人才资源，形成传统纸质图书出版、数字出版、电子音像出版、线装古籍出版、期刊出版等多位一体的专业学术出版集团。

当前，中国整个学术出版现状呈现三个特点。一是规模大，国内年出版学术图书4万种左右，涉及的范围极为宽泛；二是国内的学术出版质量参差不齐，存在伪学术和学术泛化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泛化的现象严重，低水平重复甚至剽窃抄袭等屡见不鲜；三是学术出版的体例极不规范，国际通行的学术出版规则在目前中国的学术出版领域没有得到很好的运用和遵守，以致我们无法和世界进行学术对话，这与我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具有五千年文化背景的大国是很不相称的。如果不遵循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要实现我国与国际出版业的交流和对话将无从谈起。在这样的背景下，主管部门推进学术出版部门来建立并使用学术著作的出版规范，应该说这对提高中国的学术水平、克服上面提到的弊端和问题，对提升中国出版业的水平将会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这一招抓住了当下出版业的命门！

这些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直着眼于专业定位，出版质量一直是逐步提升的。自1998年实施第二次创业以来，我社即开始编辑出版流程和规范，开启制定学术出版规范之路。1997年秋我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调入社科文献主持工作，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执笔起草了第一版3万多字的《编辑条例》并正式在全社实施。自始，逐年完善、修订《编辑工作手册》成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传统，至今已是第十二版。由第一版的十二页发展到编辑手册、作者手册、图书印制手册、皮书操作手册、社科文献精编译库操作手册多个版本，在内容上逐步涵盖了出版法律法规、学术内容规范、编辑技术规范、出版流程、编辑业务管理制度等内容，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图书质量保障体系。

此外，我社对编辑的资格有着严格的要求，坚持每位编辑“术业有专攻”，学什么专业就编什么专业的稿件，不允许跨学科编稿，并通过一系列措施如选题三级论证制度、编辑导师制度、学术不端检测和测验机制、三审三校制度、分类管理机制对选题和稿件进行把关，甚且，由专业编辑团队编辑完成的书稿，再请社外的资深编辑进行编校质量检查，也已成为我社的一项常规制度。

郭兆旭（经济科学出版社社长）：学术著作成为“大众传播”产品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越是专业性、学术性强的作品，越是“小众传播”的作品。记得上世纪90年代，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金融工程学方面的专著时，有专家戏称“全中国看得懂的不超过1000人”。但是，学术著作的出版又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对于一个学科的研究积累、理论突破与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一个经济、社会或文化领域的发展可能产生重要的指导和引领作用；同时，对于作者本人的学术研究工作也要进行真实、公开的确认。

我们这样的专业出版社，学术著作出版犹如主桅上飘扬的旗帜，而学术出版选题的方向、学术出版的内容质量和表达质量，则事关我们旗帜的颜色，事关我们的品牌和品位。图书出版向来是有规范的，这是我们的传统；而学术著作出版更要有规范中的规范，要像对待科学研究本身那样，在学术出版上坚守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这应当成为我们学术出版的“底线”，特别是面对社会转型期出现的浮躁、急躁和聒噪，出版人特别是学术出版人必须保持冷静。对于学术选题，我们是心存敬畏的。

经济科学出版社长期坚持的做法是，凡自主策划的学术选题，必请学科领军人物和专家组成编委会或顾问班子，充分论证、缜密编撰、认真审读，如我社组织的《现代经济学大典》、《新编经济思想史》、《百年论争——20世纪西方学者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述要》、《中青年经济学家文库》、《制度经济学研究》等一大批学术选题都是请著名的专家学者主持和主笔，以确保其质量。对于接受投稿的选题，凡在我们编辑队伍和学术顾问团队知识范围以外的我们不敢立项，凡为“评职称”、要荣誉、挣经费而东拼西凑、言之无物或语焉不详的我们不能立项。有没有出版补贴和资助、给多少出版补贴和资助，都不是我们选题立项的前提，而只能是选题可以立项之后的事情。惟其如此，才能为“经济科学”这块“招牌”增加“含金量”，才能对得起“经济科学”这块“金字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