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报记者 孙珏

出版机构旗下收编的各类工作室早已有之，多以民营策划人的加入为主流，由机构本身培养出来的名编辑“拉大旗”做起来的工作室却不多见。今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脚印成立“脚印工作室”；几年前，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三位退休名编，分别组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工作室：隋丽君工作室、赵萌工作室、杨良志工作室。而多年前，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庄庸，参与组建了“新青年图书项目工作室”，辗转至今。可以想见，这些以个人名号命名的工作室，创办人多半在业界有较深的资历和广泛人脉。这些有想法的策划人，成立工作室后，怎样与出版社这个“老东家”打交道，怎样的运作方式能够最大限度地释放策划人的创造力，而这种名编效应带来的更深层次的关于出版业务的裂变是否是眼下出版业应鼓励的一种个性化操作方式？

“年底预计有几十万元的纯利，虽然比以前在社里的某些年头收成少，但总是个好的开头，起码不是赔本赚吆喝。”今年1月成立至今，脚印工作室一共出了18个品种的图书，有纪实文学、诗歌、散文、小说。“以前一年有七八本书就了不起了。”今年出版的图书，除内容外，脚印对书籍本身的品质追求也很高，而她自己比较满意的纪实散文《回鹿山》、诗歌《骆英诗集》、纪实文学《陈独秀江津晚歌——一个人和一家人》及《心远》也都有不错的市场反响。

对于曾经给人文社累计贡献了2000万元营收的资深策划人脚印，工作室对她还意味着，“以前的选题全部切断，相当于‘白手起家’”。虽然目前，脚印团队的办公地仍在人文社，但很多环节已跟从前大不相同。成立之初，中国出版集团和人文社共同投入了50万元的启动资金，脚印个人投入15万元。“遇到大项目，合同里有提及，集团或社里可能会垫付一部分资金，最后盈利时再抽回。”可以说，“工作室的机制是相当灵活的”。而让脚印感受最深的是，选题方面的自主性大大加强。“自己认准的选题就可以动手做，而不像从前那样经过选题委员会的再三论证。在设计、校对、出版方面也可以和出版社内工作系统有所区别，自主权更大一些。”所有环节都要亲力亲为，出版节奏也自己把握，责任更大。出版集团对工作室的考核方式为三年一次大考核，社里是每年一次小考核。

从运营一年情况来看，脚印始终依靠人文社的大品牌做书，“工作室的路子不能走得太离谱，比如选题方面的标准还是要按照出版社的要求来做。”在发行推广方面，虽然在合同中有预设，条件合适时，脚印团队可以将发行外包，“但目前还没有找到比社里更合适的发行力量”。

庄庸回忆当时工作室组建时笑言，绝对不是因为“有较深的资历和广泛的人脉，纯粹是因为年轻，摔几个跟头无所谓”。2004年成立的“新青年图书项目工作室”，没有独立，还是挂靠在传统的图书编辑中心（当时叫“综合编辑部”）。2007年，社里机构调整，庄庸被调到青春读物与青年工作编辑中心下面做青春时尚编辑室主任，回归原位。新青年散伙了。2010年，社里进行编辑部门重组，又把庄庸单独拎了出来，“一个人战斗”，做“新青年读物工作室”，独立存在，不再挂靠于编辑部门，一直做到现在。2012年，新青年根据社里的布局和安排，攻坚克难，奋战大半年，顺利完成“迎接党的十八大重点主题出版物”、“漫画变化中的中国”系列6本。庄庸称“工作室当下最独立的环节便是‘研发’。其他编辑、出版、印刷和发行，都是内嵌于出版社传统业务结构之中的。社里对工作室的考核方式也与编辑部门和图书编辑无异，都是从出版规模和经济效益（回款）来进行考核。”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原策划总监、《齐白石：从木匠到巨匠》的项目策划人、《鲁迅回忆录》的主编杨良志是资深名编。经他手编辑的作品不少都获过国家级大奖。杨良志工作室实际运作至今已有5年时间，挂靠在出版社社科部旗下，退休后他更像是出版社的职业策划人。手下有两名硕士研究生在帮他做项目，但“人事权”都不在他手里，“由社里安排”。大多数时间，他对稿子亲力亲为，而他也一直延续着在出版社时的“长流水型”的选题方向，一大类是做“中国典藏”系列，包括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操作的“字库”丛刊。另一类是“中国书画鉴赏”系列。除了高端的“齐白石画集”、“张大千画集”、“傅抱石画集”，最近在普及类图书中大卖的《跟着吕立新去买画》也是他的新策划成果。此外，他还会关注北京文化类图书，而这也是北京出版社惯已有之的门类。除了北京古籍丛书，比如北京文史馆的“馆园文化”系列，当代北京的热点文化也是杨良志关注的焦点。近期的北京中轴线申遗，杨良志自称是“会上促动申遗，会下出书推广”。

杨良志每年的出书品种大概在20种左右，他坦言“社里对他很宽容”，自己没有太多时间去管“经营”上的事情，而他的工作室也有别于一般有考核压力和管理责任的机构。他只说，“我出的书肯定不会让社里赔钱，也不会抹黑”。

同样也是在北京出版集团开设个人工作室的隋丽君的身上同样殊荣无数。她曾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由她责编的图书多次获得茅盾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以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隋丽君工作室也延续着她长期积累的选题方向，成效最显著的是长篇小说和纪实文学。前者比如《无字》、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纪实方面，比如回忆父亲胡耀邦《思念依然无尽》。但她的工作室以及赵萌工作室的性质却与杨良志的不太一样。“自负盈亏，直属于北京出版集团。”由于近年的市场环境不太好，做得相对比较艰难。

当然，也有出版机构曾经想尝试这种内部裂变式的名编工作室方式，比如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前年曾设立“袁丽娟图书工作室”。而据袁丽娟本人介绍，成立最初也有放宽选题、人员、书号申领等的打算，但实际工作中，这个团队仍然承接着大量出版社的任务，基本没有太大的余地“干点别的”，所以目前来说还未有实质性的突破。

实际上，当下出版业的核心业态正在发生裂变，不少出版机构期望根据这种趋势进行业务重组，但船大难调头，出版社让名编做工作室，先伸一个触角出去探探，无疑是较为明智的谨慎选择。未来出版社应对“大变局”，可能会出现两种极端：一就是“集权”——将分散的编辑、发行、印刷等部门等高度集中起来，做成一个而且只是一个“大部门”；其他的大部门，则会是在新媒体产业链上进行业务重组。另一个极端就是“个人工作室”——做轻奇兵、做杠杆，以最少的代价寻找最大的效益。但这种角色和功能，决不是现在这种“编辑个人工作室”的定位，跟编辑、编辑部门分不清界限，或者缩小版的事业部、公司。在新的业务形态之中，工作室需要全新的定位——比如，在新出版业态中扮演先锋角色。新业态无疑也为市场先锋——名编辑、名策划，赋予了更多的新的内涵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