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凯雄

岁末年初，是各行各业集中进行年度盘点的时节，书业也不例外。官方在做，媒体也在做。因其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盘点的侧重与结果也不尽相同，其异同还是比较鲜明的。乍一看，有的盘点颇有些官样文章的味道，且不无失之大而无当之虞，不看也罢；再细想，倒也未必，特别是作为书业的从业者，先认真看看再仔细想想这些盘点其实还是很有必要的。平日里多陷入具体事务，极易落入“井底之蛙”之处境，何不趁集中盘点之节点借用他人劳动成果登高环视一番，开阔视野、开放胸怀、开动脑筋，多少会有所得，这又何乐不为？

正是抱着这种“借船出海”之“便捷”心理，研读比较近年来不同版本的书业盘点报告，于是便有了如下絮语。说是絮语，其实不过一个主题：那就是我希望看到的理想盘点究竟是个啥模样？现不揣浅陋和盘托出以求教于书业同行。

比数据更重要的是什么？

在历年各种版本的盘点报告中，大都少不了数据，不是以数据打头就是完全的数据盘点，诸如年出书多少种？其中新书多少重版书又是多少？全年总印张、总码洋、总发货、总库存各是多少？等等；稍细一点的则在这些大数据下再细分，诸如按板块、门类细分下的种种数据。这些数据很重要，但我想说的是仅仅限于数据的盘点还远远不够。

首先，仅仅只是凭一两个孤立的宏观数据就得出某种结论，那么这种结论多半是不靠谱甚至是荒唐的。

其次，只是罗列数据特别是单凭一些宏观性的大数据，既不对数据细分又不进行多维度的分析研究，这样的盘点除了统计学上的意义外，基本没有其他任何的使用价值。

先看只是凭一两个孤立的宏观数据就得出某种结论的荒唐。一个最常见的事实是：在某些盘点报告中，他们常常会依据一个年度图书出版品种总数的同比增长，就得出了这一年出版业又有了发展进步、走向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化，足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阅读需求之类的结论，进而为其繁荣而欢呼而鼓舞。

这样的结论靠得住吗？

危险！危险得很！且不说出版业进步与繁荣的根本标志肯定不是由出版图书品种数的增长来决定，有些品种数的增长不仅不是出版业的进步与繁荣，相反倒很可能是倒退与凋零的表现。比如毫无创意的同质出版，比如跟风书，这些品种数的增长到底是进步还是倒退？比如一味汇集各种试题、习题的所谓教辅品种的膨胀到底是繁荣还是凋零？它对国家教育事业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到底是促进还是促退？至少在我的心目中，从来就不把这样的东西视为出版物，并始终认为这些东西应该逐步限制直至彻底退出，不要再用这些东西来浪费有限的资源和危害可怜的学生了。

再比如近年还有一个被孤立引用的热门数据，那就是年数字化产品的产值，并据此大幅度的增长来欢呼我们数字出版的长足发展。我当然承认我们的数字出版业较过去有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但一直让我惶惑不止的是在那个孤立的产值中包含着网游、彩铃一类的收入，还有那些未经任何选择与编辑就直接上传到线上的所谓“原创作品”，这些与出版本质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能称之为数字出版吗？再就是那三五元打一包就贱卖几百种图书所创造的产值能为之欢呼吗？

很显然，这些结论所依据的无非就是一两个孤立的宏观数据，其不靠谱甚至荒唐显然毋需多言。与此相联系的则是如果我们的盘点既不对数据细分又不进行多维度的分析研究，那么它除了可能产生的误导和统计学上的意义外，基本没有其他任何的使用价值，前面我们所列举的例证同样可以在这里作为诠释。

比分类更重要的是什么？

近年书业的盘点除去数据外，更多的则是在数据外进而同时进行分类的盘点，而分类基本上不外乎内容、事件、热词和产业几大板块。比如将一年的书业分成数字时代、分销、国民阅读、内容、国际、行业大势等若干大板块；在内容方面又细分成诸如传记、小说、非小说、社科、科学、财经、管理、文史、童书等门类；在热点方面则有党的十八大、农家书屋全覆盖、总署一号文件、主题出版潮、学术出版规范、伦敦书展主宾国、国家出版基金、教辅新政、莫言获诺奖等。就我个人而言，对这种分类盘点的兴趣与重视度肯定是远超过那些单纯的数据化盘点，对其价值的评判也远高于那些单一的数据盘点，它至少比抽象的数据来得更具体、更直观，对直接从事书业的操作者来说，其启示性更大。其实，如何分类背后的本质是依照什么样的逻辑进行归纳，面对浩瀚的书海和不同的逻辑依据，盘点时分类的不尽相同再正常不过，只要不是明显的逻辑混乱和谬误，多些不同视角的分类反倒更有益于开拓人们的视野与思维。

这些分类很重要，但我想说的是还有那些比分类更重要的。

首先，出版的本质应该是任何盘点和任何分类都必须紧扣的主题。离开了这个主题，你可以是其他任何行业的盘点，只是最好别和书业扯在一起。何谓出版的本质？我始终认为出版的本质就是一种选择，即在难以胜数的文字中选择那些对人类文明有所启迪、有所贡献、值得传承的优质出版物进行传播，尽管我们的出版实践还无法围绕着这样的本质做得尽善尽美，但作为真正出版人的这种文化追求却是必须紧紧咬定的。出版业的任何改革诸如集团化、产业化、多元化等不过是一些不同的手段，其出发点与归宿都是为了我们的出版行为更逼近它的本质。我不反对我们的书业盘点从产业的角度切入，我也注意到近年的一些盘点多是围绕着产业和产业改革展开，于是，我们在这些盘点中看到的热词大多是转企、改制、上市、业态、转型、多元、科技、金融……由此直接导致的一个结论就是产值增加了多少资产又增加了多少？并据此“煮酒论英雄”。这些没什么不好，但如果止步于此就成了问题。我更想看到的是：这些个产值与资产是如何增长上去的？其中主业即出版物的贡献占了几成？再退一步，即使是靠房地产、靠外贸、靠金融拉动的增长也没有关系，问题的核心还在于进而追问这种增长和推出优质出版物之间的联系，哪怕只有一本也罢。如果没有这个，你的产值再高资产再大和出版又有什么关系呢？你拿不出几本像样的出版物又凭什么坐书业的头几把交椅？我们现在讲得多的是做大产业，但我们还应该同时讲做大产业的目的是为了做强文化，而对书业而言，文化强的唯一标志就是看你能出版多少优质出版物。一年365天，倘若连一本值得一提的出版物都说不上来，这样的产值、这样的资产和这样的出版人对书业都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的盘点最好不做，但如果硬要做就应该有勇气指出他们已经远离或者至少是偏离了出版的本质。

其次，认真的阅读与研究应该是任何高质量盘点和分类的基本保障。我承认并感谢现行盘点中的种种归纳与分类，它本身就是阅读与研究后的一种结晶与产物。但如果用更高一些的标准来衡量，现行的分类更多的还只是某种现象的归纳，有点类同数学中的合并同类项。这固然是研究中的一种科学方法，但如果能带着思考深入开掘下去，那么其盘点的含金量与附加值无疑会更高。比如由某种现象提示某种特色某种趋势某些规律，尽管这样的提示未必绝对准确，但发人之未发一定可以引起人们的思考，仅凭这一点就很有价值，毕竟我们现在多的是忽悠缺的是思考是真话。

不妨以今年的书业为实例略作展开。就文学板块而言，其影响力更大的恰恰不是新书而是几本旧作，如《白鹿原》、《温故一九四二》以及莫言的系列作品，我们固然可以认定这些“老树生花”各有其外在因素的刺激，比如据此改编的电影上映、比如获诺贝尔文学奖，但另一方面我们是否又可以换个角度提问题：这些外在因素为什么偏偏瞄准的都是这些“老树”而非“新花”？为什么是这些“老树”而不是另一些同样老甚至更老的“老树”？由此我们是否可以重申并还原到一个同样古老的命题：优秀的文学作品一定是有生命力而非昙花一现！这样由盘点现象而发出的提示对当前浮躁无比的文学出版而言显然比抽象的说教更有说服力。再比如：今年社科类图书中以“中国”为题者不少，诸如《论中国》、《当代中国的八种社会思潮》、《中国2012：寻找真实的成长》、《什么改变中国：中国改革的全景和路迳》、《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中国问题”继前一两年在社科类出版中初露端倪后到今年形成一种新景观，这一出版热点背后的根源到底是“中国崛起”还是“中国问题”或是两者兼而有之？顺着这样的根源再往下推：“中国”出版热点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是刚刚破题还是已经过剩？“中国”之所以成出版热点背后的本质其实就是“现实关切”，那么有关“现实关切”的话题还有哪些？我的这些展开自然都是肤浅的，不过为一种盘点的思路与方法举例说明而已。我想，如果我们的盘点不仅是善于归纳现象而且能够敏感地发现新现象并围绕着种种现象从不同角度追问一些问题，那么它对书业的良性发展无疑是功不可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