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报记者 渠竞帆 张 倩 穆宏志

内容创新的关键是 作者、出版者和读者的有机结合

在文化改革发展的大势下，出版创新是出版企业的核心命题。为此，记者两会期间专访了代表委员，就内容创新、产业创新等话题倾听他们的思想心声。

全国政协委员、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认为，内容生产的创新，包括三方面，一个是作者问题。作者是内容生产创作的主体，是第一位的。二是出版者的创新。出版社要考虑在出版创新方面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来帮助作者进行内容创新。出版者担负有内容生产创新的责任。出版者有出版权、传播权和经营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社会和市场的需求，这些需求信息会对作者产生影响，有的会受到引导。他指出，只有十分强大的作者才不会轻易被这些因素影响。因此，出版者在一定意义上是与作者协同进行内容创新，发现作者、发现文稿、策划选题并组织内容创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出版者真正对创新产品有激情，有拥抱的热情。因此决不能逐利而为、跟风出版，嘴里说着创新，真正创新的作品来了，不识货或者有畏难情绪，转身还是去做那些比较省事的出版、重复出版或者出版低俗作品。出版者要有自己的坚守。三是我们要帮助读者认识和了解创新。就要给读者做好服务和引导、推介，这样才能完成整个创新的过程。由此可见，出版者在内容创新中应当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

聂震宁认为，在数字出版冲击下，如果出版者只是一般的拷贝、现炒现卖和传统的传播，那么在作者那里出版者就没有权威性和助推力，在读者那里没有了公信力和吸引力。特别是权威性，对作者而言是很重要的，而公信力对读者也是很重要的，这两点对图书市场都是不可或缺的。这是出版者成功的必要保障，也是在出版链条上不被边缘化的必要保证。同时传统出版商在技术上也要与时俱进，能够协调发展数字出版和传统出版在转型期有关技术方面的问题。在这种转型期，出版社尤其需要强化自己的选题组织能力，发现作者和与作者合作的能力，对于内容的精准把握能力以及有效的推介能力，这将是出版业决胜的核心能力。否则，作者完全可以把内容放到网上或者自费出版。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家出版集团党组书记何建明对此有着近似的理解，他认为，内容创新包含三方面，一个是作者的创新，创作者要有对生活的真情实感，深入生活，才能写出在广大读者中产生共鸣的作品。第二个方面是出版社的创新。出版社要善于发现作者，即从源头抓起，找到优秀的创作者，绝对不能跟风出版、重复出版。第三个方面是要有独立的产品设计。这实际上也是经营创新。他介绍，1998年当他进入作家出版社时，出版社还没有多少优秀作者的版权，随后他陆续推出了汇集100多位作家的“共和国作家文库”，以及《尘埃落定》、《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和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张炜的《你在高原》（10卷本）等畅销书和书系，汇聚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家和作品，其中《你在高原》书系售出7.5万套共75万册，这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胆量才敢出版这样一部鸿篇巨制。何建明表示，正是基于对作家创作水准的充分信任以及对新时代读者阅读情结的准确判断，他才敢于和这位作家签订这份有分量的合同。

何建明指出，作者、出版社和读者这三者要有机地结合到一起，才能使出版发挥最大的效益。身为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表示自己创作的书本本畅销，他可以游刃有余地在创作者、经营者和读者这几种身份之间转换，这也使他更了解出版链上的每个环节，熟稔作品走到读者手中的一切关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郝振省以最近看过的、很受感动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翻译出版的新书《邓小平时代》的大陆版序言来解释内容创新的重要性。这本书的作者傅高义10年磨一剑，到世界各地寻访收集整理邓小平的各种资料，采访邓小平身边的数百人，以及和他有过交往的各国政要数百人，他用这种超强的意志精心打造精品。而现在我们看到在市场快节奏的催促下，很多出版社大批量地生产出很多质量不高的作品，以维持生存和运营。因此，郝振省认为，内容创新应从源头抓起，出版社应当设立一支醉心做精品的队伍，不以时间和数量为考核标准，而专心打造精品，吸引作者在内容创新上舍得投入和牺牲。同时出版社也要照顾到浅阅读和碎片化阅读的需求，出版一些短小浅显的内容以供消遣性阅读。这两种出版应当相互依赖但又各自独立，对两种不同的出版应根据情况有不同的考核标准。这也是市场化环境下出版社的生存之道。

呼吁改革政策的延续性

人大代表、安徽时代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王亚非告诉记者，随着我国文化产业改革的稳步推进，业内人士的思想观念由传统的“等、靠、要”计划经济思维开始转向学习市场竞争的技能，学习理解国家的政策等市场经济思维；产业业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传统到数字，从文化到科技，从单一到多元，从单一的弱小差，变成集团化、资本化、国际化，变成战略合作者；文化产业产品也在不断繁荣，不再是单一的图书，从纸质出版到数字出版再到有声读物等，图书形态各式各样；同时，图书与各种媒体的嫁接、与各种产业链的嫁接，都反映出图书的内容、形式以及传播渠道的变化。这些变化是积极的，服务于大众、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国家整个主流文化的繁荣。

然而当前文化产业仍存在政策缺乏延续性的问题。王亚非表示：“地方企业完成了改革，中央不少企业却没有大的改变；文化产业怎么做大做强，用什么政策扶持中小企业？这需要很多细化的政策。机制方面怎么激活？在这个跨地区、跨行业、跨媒体融合的产业，又怎么能够做到？这些都还没有落实。如果没有找到新的嫁接处，各种企业没有准备便一窝蜂都去上市，寻求在资本市场来解决是没有出路的，现在关键是要把渠道打通，机制变活，各种条件设置更好一点。一直在讲文化与科技结合、文化与金融结合、文化与资本结合、文化与产业结合，这些结合点在什么地方，怎么让它结合起来，口号提出来了，关键是要放在实施上，要能做得到。不能只是简单地讲‘推动’、‘加强’、‘加快’，这都是空话，要真正在哪一个示范点上做成了，不仅依靠企业自己自谋生路去做，还要有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否则的话，大家感觉是政府号召企业去做，做成了更好，做不成也是在推动，企业没有动力，政府也没有压力。”

探索文化产业创新

“在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中，内容是基础，编辑是灵魂，资源、资本、品牌，这三个因素对出版产业而言缺一不可。”王亚非认为，在文化产业的链条上，内容和编辑绝对是最高的。因为商业手段可以慢慢研究，只要有商业手段，内容就可以实现嫁接；但是只有商业手段，不等于内容就可以有了。

人大代表、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龚曙光则认为，文化产业的创新有多种选择，每个企业应根据自身的现有资源和发展所需，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当一个企业进入一个新领域时，谁也不能保证进入之后就能成功。关键是做比等好，早做比晚做好。对于文化产业创新，龚曙光比较看好资源并购，他表示，在今年的发展中，中南传媒将在资源并购方面迈出上市以来的最大步伐。“中南传媒，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努力，现在已经具备人力资源、内容资源以及资本资源优势，也已经具备了通过战略并购向外输出管理、输出人才、输出资本的能力。在未来的发展中，一方面，中南传媒将根据自身的资源和资本借助于高新产业的技术和平台推进自己产业的优化，特别是发展基于数字传播技术的传媒业务和出版业务，另一方面，我们将对主营业务发展所需的核心资源进行并购，这些核心资源包括传统出版的出版资源、版权资源、媒介资源以及新技术资源。”“以品牌和内容为基础，向多元化方向延伸，实现文化产品的多样化和品牌化。”彭长城则表示，文化企业创新，要在坚守品牌和内容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品牌的多元化和产品的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