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原总经理）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张聪聪/采写整理

编辑工作真的只是“为他人做嫁衣”？作为编辑，如何进一步理解自己每天面对的工作并从中找寻提升自我的空间？时代在变，编辑的内涵又有哪些改变？老一辈的编辑工作者，与当下的编辑在职业观念上有何不同？

此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何启治、商务印书馆原编审赵克勤、中华书局原副总编辑程毅中倾情分享了自己数十年工作积累得来的“编辑观”（链接：2018年5月18日第8版《我们的前辈：资深名编谈出版》）。本期，我们继续围绕“我们的前辈”这一主题，邀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金常政、人民美术出版社原副总编辑沈鹏、人民音乐出版社原总编辑戴于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原总经理沈昌文等资深名编回首往昔，探寻编辑的本质与未来可循之路。

前不久，在第3届编辑大会上，中国出版集团特别推出“我们的前辈——名编辑访谈录”系列视频，后续将在《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重磅呈现，敬请关注。

寄语青年编辑

老一辈的翻译家、编辑家和著作家的经验启示我们，编、译、著之路是相容相通的，从翻译转为编辑，从编辑转为作家，或是相反的角色转换，都是寻常事。亦译亦编亦著的例子很多，鲁迅、陈望道、茅盾、巴金、郑振铎、蒋椿芳等老前辈皆是。这是一种好的传统，应该继承下来，在新的条件下试着拓宽我们的编路。

——金常政

编辑工作者要有使命感、责任感，边干边学，编一本书就是一段学习的过程。不要总想着只是给人作“嫁衣”，这绝非高境界。要热爱作者作品胜于自己作品。作者、编者及社会各方面通力协作，形成人类文化发展的阶梯（见高尔基语）。

——沈鹏

编辑应该努力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为读者负责；用自己的专业水准与作者平等对话，成为互相尊重和信任的朋友；用自己认真、负责，兢兢业业的态度，为出版社打造精品，使我们的精品永流传！

——戴于吾

不离其宗求万变。

——沈昌文

金常政：拓宽编路

演员演戏，常讲“拓宽戏路”。我觉得，编辑也有拓宽编路的问题。编辑的路子究竟有多宽？选题、组稿、审稿、加工整理稿件、发稿……一条道跑到黑，月月如此，年年如此，甚至连读书也难挤出时间。这样下去，岂不把编辑的路子走得太窄了？

编辑读书

拓宽编路，首在读书。鲁迅说有两种读书动机：一是职业的读书；二是嗜好的读书。编辑读书可能得归于前一种。编辑日常审读稿件，离不开参考查阅各种图书。审读的稿件也是书，称为书稿。编辑似乎天天都在读书，但更多是有意识的博览。博览群书当然好，厚积以备薄发。可是时间呢？浏览和选读，可能是编辑读书的现实之道。浏览的办法很多，至于选读，就得抓最紧要的。无论什么专业的编辑，必修课除语文外就是历史。编辑读史的目的可能更实用些，因为审读何种书稿、同什么专家接触，都不能不涉及历史。读史也有深浅之分，深读当然是读经典著作，如二十四史、世界通史名著，浅读中国史起码应该读《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等，当然还有近现代史。编辑还要有广博的学科知识。专业书浩如烟海谁读得过来？有个窍门，也是读史，读专业学科史。史串经纬，时、空、人、事交会，有脉络、因果、规律可寻。

编辑译书

编辑搞搞翻译，是不是能拓宽编路？现在评审编辑职称，都有外语一项要求。编辑懂外语，好像仅是为了查阅外文参考书。还有人认为，懂外语自然就能翻译。其实，从懂外语到翻译（指文字翻译）还有很长一段路。搞翻译要有翻译理论知识，还要有翻译技巧；当然，还要有比较厚实的汉语文字功底。如此说来，翻译离编辑业务也就近了。汉语文字功夫，恰是编辑的看家本领。这种功夫如何练就？除多读书和多写作外，把外文变成中文，就是一条不错的训练途径。翻译之道最讲严谨。信、达、雅不仅涉及语法，还涉及逻辑和修辞，以至文体。翻译可以说是最能抠文字的事，抠了原文再抠译文。编辑有译著发表也不新鲜，这只能表明他编辑路子更宽，编辑素养更高。

编辑写书

编辑搞点创作，有益还是无益？大概不会有人说无益，但会有人说那是作家、学者的事。编辑是为他们做嫁衣裳的。其实，写作和编辑本是形成书的前后阶段，中间并非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当编辑的大多有一种感慨，作者不知编辑之甘苦。反过来，编辑也常体会不到作者劳动的特点。这可能是一部书出版常常不能臻于完美，使编、著双方都满意的原因之一。如果编著者双方换位，换个劳动方式呢？写过著作的编辑自会有更深一层的体验，有更放得开的思路。好的编辑应该既能和著作家比肩而行，又能同著作家分工合作。写书是学术研究成果的实现。编辑写书，当然是从他最有研究、最有见解的近身之处着手好，譬如编辑的学问、出版的学问和书的学问。

编辑编书

最后回到我们的编辑正业。我是主张编辑学者化的，至少应有这方面的志趣。不过，甘于一生为人做嫁而不他鹜，也应该得到人们的赞许和尊重。编辑在正业上也有拓宽编路的余地。分工对于一切行业都是一种必然，但分工往往容易使人趋于定势。图书选题多种多样，有学术著作、文学作品、普及读物、少儿图书、辞典工具书等等。编辑工作各有特点，各有难点。例如，对于学术著作，有编辑知识深度不够的难度，最难堪的是书编出来了仍不知书中所云。至于少儿读物，有知识和语言上矮不下身来的难度，最难堪的是编辑后的书高不成低不就。我的一位同事谈过他编百科全书的感受。他说，编百科全书好像腿上捆着沙袋竞走，后来编辑别的书就有卸下沙袋的轻松感。这表明，编辑辞书、百科全书，是很能锻炼编辑功夫的。好的编辑应该尝试一下各种选题，何必老是驾轻车去走熟路呢？

沈鹏：做编辑要善包容

1950年5月，我进入《人民画报》，参与创刊工作，并担任助理编辑一职。1年后，调任至人民美术出版社。当时，人美社并未设置总编室这一部门，由我承担着总编室的一些职责，看稿、改稿。

针对“编辑工作给作者做嫁衣”的说法，我认为一名真正的编辑要有奉献精神，不能总抱有编辑的稿件是别人的作品。编辑发现好的稿件，要做到比完成自己的创作还要高兴。作为一名编辑，要有奉献精神。在作品出版署名时也不应有过分要求。比如《中国历代绘画故宫博物院藏画集》由我主持工作，身处领导，但没有将自己的名字放在第一位，而是按照参与编辑工作人员的名字笔画来编排。

一名合格的编辑，要有宽广的知识面，对某方面知识的了解还要有一定深度。知识包括两方面：编辑专业知识和专业外知识。专业知识分两部分，一是编辑要对自己工作领域内的知识有深入了解，比如一名美术专业编辑，要了解古今中外的美术知识，绘画、雕塑、工艺等等；二是编辑工作所需的特殊素质，一些有水平的编辑在审读稿件时，并非从头至尾全看，而是有重点地看，很快就能发现稿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而专业外知识包括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很多方面，编辑在各方面都要有广泛的储备。因为作家可能只是在某方面是专家，而在其他方面有欠缺，编辑就要用自己拥有的知识和经验帮他们补上，提高作品水平，并防止错误。

出版书籍，好的选题非常重要，因为好的选题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编辑要善于出选题，并且找到与选题对口的专业作者，没有好的作者，再好的选题也难以变为现实。做编辑不排除个人爱好，但要善于包容，包括各种流派，不同的观念、风格，适应读者又提高读者的水平，编辑工作者周围团结一批作者，有利于提高出版水平，但不是庸俗地结帮拉关系。

人民美术出版社早期出版中国古代画论，分三种类型：一、综合（如《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二、分篇，原著竖排、校勘（如《历代名画记》等）；三、分篇，加注释释义。以上，为全面适应不同读者的需要。可惜，书的命运总会被外界干扰，其它类型的系列出书也有同样命运，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大红袍”系列，旨在介绍当代优秀画家作品，出书意图很好。一旦掺入了水平明显低下的作品就变了质。所以，编者要坚持出书质量不受外来干扰。

我主编过多种期刊杂志，每期各有特色，有亮点。《美术之友》联合全国各美术出版社出版，各社轮流主编，加强了出版社与读者以及各出版社之间的友谊共进，是很好的创意。办期刊，每期最好有连续性的专栏。我为《中华诗词》封三连载《三馀吟》，自书诗作，已6年余，有幸得到该刊支持。

戴于吾：做作者的助手和朋友

什么是音乐编辑

我对编辑的理解是通过不断实践得来的。1976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和湖南、江西省音乐家协会合作，组织两省的业余词曲作者创作歌曲。我和作者们一起参观韶山、井冈山的展览馆，一路学习、讨论。词作者写词，大家提出修改意见，然后曲作者作曲。我也和他们打成一片，在旋律的发展、歌曲的结构方面，帮助他们修改。他们的作品最后编成了《韶山红日颂》《井冈山颂歌》正式出版。通过这次活动，我和这些作者成了很好的朋友。

1983年，我担任人音社声乐编辑室副主任。当时有一套高等师范音乐教材《声乐曲选集》，由我复审。我把书稿里的每首乐曲都在琴上弹一遍，经常能挑出一些毛病来。有一次，看到一首外国歌曲，在结尾的终止小节里，声乐旋律停在主音上，钢琴伴奏的低音却不是主音,而是由上主音再到主音。这显然是个错音，我就圈出退改。但责任编辑不同意，说这是留音，我们为此各执一词。我去请教专家，中央音乐学院的江定仙、赵行道等教授都说这是错音并讲出了留音的规律。回社后，我写了详细报告，交给黎章民总编，这才把社里许多出版物中的这首歌的差错改了过来。

2004年纪念人音社50周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短文《做作者的助手和朋友》，写的就是我多年工作中的经验和感悟。一般来说，作者的手稿并不就是出版的发排稿。因为即使是较为完整较为成熟的手稿，也难免有少数笔误和体例不符合出版规范的地方。从编辑的角度提出一些问题，请作曲家回答、供作曲家参考，是必要的。出版外国音乐作品，将外版乐谱不加审校，就作为原稿发排，那也是不妥当的。实际上，某些外版乐谱中的错讹也不少，需要切实加以校订、改正。

在理论文字作品的审理中，除基本内容的审读外，某些稿件往往需要在文字润色、个别段落推敲、全书布局等诸多方面向作者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作者听取编辑意见和建议后加以修改，有的甚至是重新架构、几易其稿，定稿才最后产生。

把编辑称之为作者的助手，是恰如其分和当之无愧的。编辑应该有相当的专业水平，但同时要有做作者的朋友这样的心态，甘愿为人做嫁衣，把作者的作品当成自己朋友的作品一样来认真阅读和仔细推敲，协助作者修改，使之更臻完美，这就是编辑应有的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

认真提高编校质量

做一名合格、优秀的音乐编辑不易，要经过专门的训练,才能掌握其中的规律。2005年前后，中国合唱协会的副秘书长冯婉珍联系我，希望我审读一本协会编的《合唱歌曲大全》。这部书是1997年交给一家地方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出书之后，收到了很多读者的批评意见。可这是270首合唱、近800面乐谱的工作量！我只能尽力而为，一天看几页，整整看了半年多。该书的修订版于2007年出版。作曲家张以达过去买过一本原版《合唱歌曲大全》，说该书差错百出。后来我送了他一本修订版，他两相对照，充分肯定了我的修订工作。的确，把许多规格不同、有着不少差错的歌篇集结一起，没有音乐编辑审阅加工，匆忙付梓，必然会做成夹生饭。

1993年，原新闻出版署举办了“首届配书出版音像制品评奖”,我担任评委时，也感到音像编辑工作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有些音像出版社为了抢时间把产品推向市场,生产周期很短，其中文字部分往往仓促发稿,未加推敲。不管是何种形式及内容的出版物，如果没有编校质量做保证，即使选题再有创意、印装再精美，也不是合格的出版物，它对读者、对后代长久的负面影响是难以弥补的。

拓宽选题思路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有相当数量的教材、教学用书和乐谱，这些都是常销书籍。我们会根据读者需求，不断提出相关的选题。出版社当然也要随着大众的需求与时俱进。近两年人音社推出了很多附带二维码的曲谱类图书，读者只需要拿着手机就能随时链接、欣赏音频视频资源。

中央电视台的节目组也在不断创新，推出了不少充满正能量又易于观众接受的节目。比如《开讲啦》、“中国诗词大会”和“经典咏流传”。我们能不能和电视台联手？毕竟电视台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当然，具体的做法、创新的思路，都需要靠年轻一辈的编辑来谋划和实施。我想说的是，选题必须要了解读者需要，与时俱进，运用创新思维，拓宽选题思路！

沈昌文：不离其宗求万变

什么是编辑和出版？我非常赞成原新闻出版署的老领导刘杲的观点：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之所以赞成这个说法，要从我和三联从无缘到有缘的牵连说起。

宗不能离

1951年8月，三联书店一度被撤销。在此之前，我曾报考过三联书店，但是条件不符合，当时以为就此和三联无缘。1951年3月，我参加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招考，其中10人是替北京的人民出版社招的。因这个机缘巧合，我来到了北京。到8月，三联书店并到了人民出版社。于是，我虽是人民出版社的员工，从这时开始和三联书店有了联系。后来，三联书店恢复的时候，选了我这个小同志，我成了三联书店的总经理。虽然自己也很意外，不过和三联的联系愈加紧密。三联恢复建制之后，三联书店如何定位令我很苦恼。为此，我多次和常去串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的老人们讨论，最后讨论出的结果就是“文化”。所以，三联书店恢复建制的时候，就定位为以文化为专业的出版社。后来看到刘杲的文章，我很高兴，我们的想法暗合了。

将三联定位为关注文化的出版社，刚开始我很担心大家会有意见。当时出的第一本书是杨绛的《洗澡》，出版过程非常顺利，三联也借此站稳了脚跟。当时的三联没有办公地点，我借了五个地方，作为总经理，每天骑着自行车在这五个地方来回跑，南到西南角，东到东四十条。我坚持亲自看读者来信。每天早到半个小时，我会到收发室把这些信拿来读，很多会亲自回信，也觉得中国的读者很了不起，能够很快领会作者一些深层次的表达。做书的目的就是给读者看的，这样和读者互动很有意义。

但求“万变”

很长一段时间，三联唯一的资源就是1979年成立的《读书》杂志。于是，我从《读书》做起，利用它的资源组织活动，再为三联积累出版资源。我本身也是非常愿意张罗事儿的人，当时就以杂志名义将每月25日定为《读书》服务日，邀请大家到咖啡馆，借此来积累我的出版资源。《读书》服务日秉着“没主题，没主持，没开始，没结束”的口号，只是租个咖啡馆，就吸引来了很多文人、学者。服务日有很多常客，每月必到且很健谈，譬如王蒙。我和几位同事既跑堂也做记录，借机讨教问题。第二天再来讨论这些作者、文人说的内容，以供之后的选题之用。

可是，这些出版资源还远远不够，就需要提到一些帮助三联成长的人。首先要提的就是罗孚。改名为史林安的罗孚来到三联的小平房，告诉我他要在北京住十年，我就邀他为《读书》杂志写稿，笔名柳苏。通过他的介绍我在郑州发现越秀酒家，我们每个月在这里举办越秀读书讲座，邀请北京的作者、学者过来，酒家给我们提供很丰富的酒席，一般都是三四桌。就这样，我在北京、郑州到处活动，但是市场还需要继续开拓。

罗孚对我的帮助不只体现在一两件事。我通过他认识了很多上海、郑州甚至香港的朋友。我拿着罗孚的介绍信，去香港拜访金庸及其他香港作者，这才有了后来“捡金”的故事。通过出版金庸等一批名作者的作品，三联打开了香港的市场。香港之后，我觉得还应该发展台湾地区的市场，就又想方设法亲自去看看。很高兴的是，当时台湾出版界很多人都是上海过去的，所以谈版权、合作很顺利。期间，我认识了龙应台，龙应台带儿子安德烈来北京的时候，我借了三辆自行车，带他们在北京吃小吃。

为了能做出雅俗共赏，也受台湾人喜欢的书，我请杨渡（注：时任台湾《中时晚报》编辑部主任）把他看剩的台湾报纸当废品寄给我。借此，我发现了台湾的漫画和香港地区、日本漫画的区别，也发现了蔡志忠。蔡志忠的漫画主要在讲文化，也很契合内地读者的需求。于是，我就开始“卖蔡” 。蔡志忠也很高兴，高兴到当时不要版税。蔡志忠的漫画卖得非常好，所以大家才说我在任期内就做了两件事“卖蔡”和“捡金”。靠“卖蔡”，三联有了成长壮大的经济支撑，三联最早的员工宿舍就是用蔡志忠的版税建的。一直到我退休才把版税一起给他，挺大一笔钱。

还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就是我当时出了一本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书叫《第三次浪潮》。有知名社会学家认为，我们需要的不是美国的新东西，而是老东西。学西方的东西要向后看，“为读者打基础”。他的观点启发了我。我就联系到美国大使馆，出了“美国文化丛书”“美国历史丛书”等。

我在美国主要有两大收获，一个就是在董鼎山的介绍下发现了纽约的旧书摊，里面有各种各样宝贵的旧书。另外我还发现了荷兰裔美国作家房龙，引进了他的《宽容》。房龙的书很适合当时中国的思潮，《宽容》成为当时震动出版界的产品，一下子印了五六十万册。《宽容》《异端的权利》等等都是我“向后看”的收获。

出版人必须要创新品牌，但不能乱创新，而是要有一个主旨，在主流思潮之下创新。这也是我在三联书店工作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