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辛（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编审）

在古老而伟大的中华大地上，什么建筑最有资格担当中华文明的地标建筑？什么建筑最能反映中华民族“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热爱和平，生生不息”的伟大精神，答案是：长城。

在《中国长城志》出版之前，谁说得清长城究竟起源于哪朝哪代？谁知道长城途经多少省区市地县乡镇村？谁说得清长城从春秋战国直到明清究竟有多长？又有谁能把长城的功能、作用以及外延的典故、事件、人物道个明白？……这些，正是《中国长城志》将承担的任务，也是《中国长城志》出版意义之所在。

2004年夏秋之交，资深出版人蔡玉洗引荐了中国长城学会常务副会长董耀会首次来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以下简称“凤凰集团”）约谈《中国长城志》选题。作为当时凤凰集团出版部负责人，我参与了工作洽谈。自那时起，就和《中国长城志》结下了不解之缘：先完成了领导交给的项目论证任务，促成了选题落户凤凰集团，又完成了项目列入凤凰集团十大出版工程编列，最后促成了将此项目交给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以下简称“苏科社”）完成。也是机缘巧合，2007年2月我被调到苏科社任副总编辑，时任苏科社社长黎雪分配我的工作之一就是分管《中国长城志》项目。从此，直到退休，我作为苏科社长城出版中心的分管领导，工作就和“长城”紧紧地捆在一起了。

作为苏科社建社以来最大的出版工程之一，《中国长城志》在启动和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大到常人难以想象：缺乏资料——典籍资料浩如烟海，散落于各地；缺乏专家——专门从事长城研究的学者渺若辰星；更缺编辑——苏科社是以理工科编辑为主的出版社，学建筑的编辑少之又少，历史学的编辑几乎为零。而且，没有办公场地，没有车辆器材，没有专业人员，苏科社长城出版中心成立时一切从零起步。在集团领导的直接领导下，经过苏科社4届领导班子的接力奋斗，经过所有参与这个项目的员工10年的艰苦工作，2016年终于完成了《中国长城志》项目，并且通过国家出版基金办公室验收，被评为优秀项目。

《中国长城志》项目的开展，引起了学术界和出版界以及社会的广泛关注。除了志书本身之外，苏科社已然成为长城学术出版方面的重要阵地。2013年，《中国长城志》还进一步发展为多媒体复合出版工程，并随之产生不少相关选题，还初步建成了长城出版数据库。由凤凰集团全资投资，和央视合作的纪录片《长城：中国的故事》播出后好评如潮，并向美、英等国输出版权。与英国哈德良长城建立了合作关系，与英、法、美、意、梵蒂冈等国的博物馆及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建立了学术联系，多次在英、德等国和中国台北举办《追寻远去的长城》图片展。董耀会先生的《话说长城》出版后，也已输出英、法文版权。

回过头来看，《中国长城志》可以总结的经验很多，有四个方面十分重要。一是大项目启动之前的顶层论证、设计。《中国长城志》项目经过一批长城专家多年的研究、论证，搭建了较为可行的选题框架，为项目奠定了基础，避免了走大的弯路。二是选择合适的作者和分卷主编。《中国长城志》因为项目巨大，实行了分卷主编负责制。主编对项目负责，分卷作者由主编聘请，报编辑部批准备案。三是建设合格的编辑队伍。长城出版中心的编辑，有从长城学会遴选的专家，有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史学、文献专业博士、硕士。在选拔和招聘新编辑时，也始终坚持德才标准，为每位新编辑指定了老编辑传帮带，加速年轻编辑的成长。四是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的管控制度。组建之初，长城出版中心就出台了《中国长城志》的编纂原则，以及与编纂工作配套的《志书编纂人员办公制度》《编辑工作制度》《廉洁自律制度》，并将这些规章制度统合进《〈中国长城志〉工作编纂手册》，人手一册发到所有作者、编辑和通联人员手中。

出版社说到底是靠一本本好书名世的。2018年，苏科社建社40年了。40年，对一家社很长很长，从历史角度又仅仅弹指一挥间。多少人多少事，都随着历史消散，唯有好书得以流传。10年，10卷，12册，2500万字，300多位专家学者，《中国长城志》应该就是这样一部能够流传后世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