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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携手共谱70年出版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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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报道时间:2019/9/27 作者:温珮滢 田红媛


臧永清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温珮滢 田红媛/采写整理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党的正确领导以及全国出版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各行业出版机构分工合作,成果丰硕,各出版领域均取得了长足发展。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全行业肩负着书写时代华章的使命担当,为共和国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此次商报约访版协下属人民社工委、文工委、古工委、科技委,大学出版社协会以及中宣部进出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以时间为经,以行业分工为纬,梳理各出版领域70年发展成就,回忆峥嵘岁月,展望新时代、新蓝图、新愿景。

人民出版事业的光荣与梦想

■黄书元(中国版协人民出版社工作委员会主任、人民出版社原社长)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决定恢复重建人民出版社,毛泽东主席亲自挥毫为“人民出版社”题写了社名。不久,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相继成立了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后称“大人民”)把毛主席的题词制成铜牌,分别授予全国各地新成立的地方人民出版社,上下合作、协调发展、全面推进的人民出版事业由此拉开序幕。

转瞬间70年过去。回首这70年流金岁月,全国人民出版社共同创造了无数辉煌,为党的新闻出版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以最快速度传递党中央声音

全国人民社把党的方针、政策在第一时间送到全国人民的手中。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交通、运输、信息等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党和国家最重要的文件、文献、学习资料、干部教材等,都是由“大人民”编辑出版,全国各地人民出版社租型印制后交新华书店发行。这种模式形成了一个网络体系,效率高、稳定、可靠,各家社在本省市场范围内,深耕细作,使党中央的声音在第一时间送到基层,传到最需要的每一个读者手中,充分满足了各省人民的学习需求。这种模式一直延续至今。如党的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和文献,在全国人民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这次会议文件出版发行工作创历年新高,达到了两亿多册,双效俱佳,受到中央领导机关的表彰。这是任何一家出版社都不可能独立完成和达到的目标。这说明团结一心可以做大事,也证明中国的市场需求是巨大的,只要努力就会创造奇迹,就有可能获得特大丰收。

坚持正确政治导向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国各家人民出版社都策划出版了一大批弘扬主旋律的主题出版物。查看多年来中宣部评选的“五个一工程”图书获奖名单和每年公布的主题出版选题,就可以发现,历年全国人民出版社获奖数都名列前茅,远高于其他门类的专业出版社。同时,各地人民出版社坚持“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出版方针,围绕本省党、政机关的中心工作,策划出版了多种具有地方特色、服务本地工作需要的图书,满足了当地读者的需求。这是地方人民出版社应尽的职责,是题中应有之义。如江苏人民出版的《创先争优系列读本》(4册)发行都超过150万册。在此基础上,各家社也都出版了一大批面向全国、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大众读物,成为全国广大读者心目中尊崇的重要出版社。如浙江人民社出版的《之江新语》、陕西人民出版的《梁家河》等书,甫一出版就获得“洛阳纸贵”的巨大成功。

出版优质学术专著

这是全国人民出版社的立社之本。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各个学科的大家、名家,几乎都在全国人民出版社出版过自己的著作,有的还是因为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著作而名扬天下。全国各地方人民出版社也是学术著作出版的中流砥柱、出版重镇,很多重要著作也是闻名遐迩。如上海人民出版的蒋学模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初版于上世纪60年代,历经近60年、12次修改,发行量达2000万册,影响了几代学人。又比如上海人民社出版的《中华文化通志》101卷,山东人民社出版的《中国美育思想通史》9卷、《孟子文献集成》200卷、《中华泰山文库》120卷等等,这些浩大工程都已成为我国学术文化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全国人民出版社前几年通力合作,出版了一套《人民联盟文库》,可以说是精萃之选,其中很多图书在全国学术界、文化界影响很大。

行业独特作用无法替代

现在出版业普遍实行的对书稿进行“三审三校”,以确保图书质量的制度,就是人民出版社创造出来并行之有效,后在全国出版业全面推行的。而现在全国出版业普遍实施的职称评定方法和标准,也是在改革开放后,先在人民出版社试点评审,进行了三年多摸索才制定出一整套制度和标准,评定出新中国第一批具有编辑系列职称的人员。而全国人民出版社也是在改革开放后,成为孕育本地专业出版社的母社,在各地人民出版社内部编辑室的基础上,逐步转化成立了科技、教育、少儿、古籍、文艺、美术等专业出版社,各地人民出版社为新成立的专业出版社无私地输送优秀人才、提供经营管理经验,帮助、扶持新社走上正轨。今天中国出版业在党的出版方针指引下,在全国各地党委、政府支持下,出现了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这其中也有全国各地人民出版社当年为这些初创的专业出版社无私输血、殚精竭虑的扶持之功。

进入新时期,全国人民出版社克服了作为当地一家历史悠久的大社、老社,人员多、负担重等困难,与其他所有专业出版社一起,从事业单位转变成为企业。从转企改制后的发展来看,全国人民出版社基本适应了市场化需求,成为市场竞争主体,做到了双效俱佳,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也有个别省的人民出版社还没有完全从事业单位的圈子里走出来,在体制、机制、管理方法等方面,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在历史包袱的重压下举步维艰,有的甚至离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还有一段距离,较难适应出版业新的发展需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宣传思想政治工作,全国人民出版社在这个千年难遇的新时代,作为“党社”这个性质不会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这个责任不会变,“为人民出好书”这个使命不会变。人民出版事业的方向路径永远不会变!全国人民出版社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全力以赴发展自己,使我们的事业基业常青,永葆生机。

把握好正确的政治导向是人民出版事业的生命线,无论何时,都要把时政类图书放在首位。时政类图书出版是我们的基础和阵地,是我们的立社之基。离开了政治板块,或是时政类图书没有出好,人民社就名存实亡。所以坚守主业、坚守阵地、坚守内容成为人民出版社区别于其他专业出版社的重要标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生态文明等所有方面,都为全国人民出版社图书出版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无论是从严治党、反腐倡廉,还是中国梦、“一带一路”等等每个重大决策和倡议的提出,都值得我们去深挖细作,创新创造出更多更好的选题,这既是广大读者的渴盼,也是全国人民出版社大展鸿图的最好时机。

个别地方人民出版社要从沉浸并满足于为本地一些机关来料加工、定量包销图书的模式中走出来,防止逐步丧失选题策划和市场竞争能力。还有一些非政治类出版社策划出版主题出版物,抢走了原本属于人民社的市场份额,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市场化是全国人民出版社的必由之路。我注意到很多出版同仁说到“大人民”,都强调“大人民”的特殊性,认为是特例,是不可比拟的。确实,“大人民”在品牌优势、资源配置、高端人才等方面,与地方人民出版社有着天然的差距,但是外界不知道的是“大人民”也曾有过“揭不开锅”的时候。作为一家未改制的事业单位,在改革开放之初,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过程中,“大人民”因为自身没有在观念、机制等方面及时转化,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也曾经有过一段艰难的生涯,是生存的压力促使“大人民”自觉走向市场化,在这个过程中,也经历过分娩的阵痛。这些年“大人民”有了一定的发展,这当然与大的形势、政策、上级的支持等等密切相关,与广大读者对时政类图书的关注度上升有关,但是与内生动力、自觉走上市场化之路更是密不可分。这些年“大人民”取得的业绩有相当一部分是靠在市场竞争中取得的。目前“大人民”的市场化程度不比任何一家改制为企业的出版社低,在主题出版、学术出版、数字化出版等方面取得的两个效益可以说在全国处于第一方阵。仅以2018年为例:获得省部级以上奖项的图书130多种,自主策划的图书销售额占全社图书销售总额的67.6%。单品种图书销售数在10万册以上的有58种,各项经济指标近十多年以两位数增长。“不找部长找市场”,全国人民出版社既然已经转企改制,就应该丢掉幻想,轻装上阵,全力以赴在市场中拼搏,在市场中走出一条符合自身生存发展的金光大道。这些年,江苏、浙江、山东、上海、广东、江西、辽宁等省发展得很好,仔细分析,这些社都是闯荡市场的高手,他们敢于竞争,勇于创新,出版了一大批市场化图书,取得了靓丽的业绩。

紧跟形势、创新机制,用改革发展的实绩成就梦想,创造人民出版事业更大的辉煌。从出版管理角度看,专业分工已经打破,各专业出版社已经出版了很多非本专业的图书。而全国人民出版社一方面在对民族、对国家、对人民做贡献的过程中求得发展、壮大自己,确立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不可墨守成规、画地为牢,要在坚守阵地的前提下,大胆创新,勇于探索,改进机制、创新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样化需求,要以改革求发展,以创新增活力,转型升级,转变经营方式,结合本地特色和自身特点,融合发展,努力增强自身的实力和竞争力。争取再创人民出版事业新辉煌!

践行繁荣文化使命担当 文艺出版辉煌壮丽70年

■臧永清(中国版协文学艺术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和文学发展水平不断提升,文学艺术出版取得了辉煌成就。文艺类出版社通过编辑出版一大批优秀文学艺术作品,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释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体现了文艺出版界的使命担当。

新中国文学成就斐然

1994年,中国版协文艺出版工作研究委员会成立,一直本着沟通信息、交流情况、协调关系、把握方向的原则,积极主动地为全国各文艺出版单位服务,努力架设出版系统领导和出版单位之间沟通的桥梁,开展了许多有益的活动,取得了显著的工作效果。

2010年,中国版协文艺出版工作研究委员会与中国版协外国文学出版研究委员会合并,成立了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文学艺术出版工作委员会,以全国40多家文学艺术类出版社为成员单位,旨在发挥专业委员会的桥梁、纽带和助手作用,在促进出版改革、培养出版人才,加强和推进成员单位之间的工作交流、市场开拓、发展和繁荣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引领我国当代文学、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领域取得长足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这70年,是优秀作家并驾齐驱的文学时代,当代作家站在伟大文学前辈的肩膀上,成功完成了新旧文学的转换。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这个奖项不仅是颁给了莫言本人,也颁给了以莫言为代表的一代中国文学作家,他们有着高水平的文学创作能力,带领中国文学创作迈向高峰。

长篇小说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时代或一个国家文学成就的集中反映。站在70年的历史节点上回望文学艺术出版,我国出版了大量原创长篇小说精品力作,充分满足了读者的阅读需求。近日,由中宣部出版局指导协调,人民文学出版社、学习出版社等共同策划出版的“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面世,收录了描绘解放战争历史画卷的《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红岩》,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建设新中国的《山乡巨变》《三里湾》《青春万岁》《创业史》,“文革”结束后寻找和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沉重的翅膀》《白鹿原》《平凡的世界》《尘埃落定》,改革开放后反映中国社会现状、探索中国道路的《突出重围》《天行者》等,代表了中国文坛70年间长篇小说创作发展的最高成就。

一个国家的文学艺术出版是否做到位有两个衡量标准:一方面是文学艺术出版物是否能够满足读者的多层次阅读需求,另一方面是人员和资源的配置是否能够满足国家文化繁荣发展的需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版了大量中外经典文学名著,近年来又出版了难以计数的类型文学。作为文学艺术作品的主要“出口”,全国文学艺术类出版社肩负着出版优秀文学作品、繁荣民族文化的使命。多年来,文学艺术出版从业者以极高的热情和极大的付出,为文化繁荣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文学编辑深度参与作家创作,准确判断作品的艺术水准,充分展现了其在不同领域的文学造诣。专业文艺出版社重视社内人员储备,强调优秀编辑人员的引进和培养,为编辑的成长创造优质和谐的氛围,促进编辑专业水平的提升。

吸纳优质资源 打造内容阵地

与专业少儿社、美术社相比,文艺社的发展更受到国民阅读需求和出版载体的变化影响,畅销书拉动效应显著。数据显示,我国文学类图书增速持续多年超10%,始终占据全国图书出版市场高地。面对纸质书需求量大幅减少、阅读多样性不断增强的市场环境,文艺社须时刻紧跟形势,找准方向,充分考虑如何在行业中形成属于自己的特色、如何做出长期发展的市场空间、如何在平淡的市场上创造出自己不平凡的业绩,努力策划出版符合当代需求、符合国民阅读喜好的作品,不断提升创造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文艺类出版社开始探索多元化发展路径,在以文艺出版为主的经营模式下寻求业务多样性发展。文工委各成员单位根据自身情况积极调整未来发展路径,打造属于自己的出版品牌。如作为文工委主任单位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其出书领域以古今中外经典文学为主,近年来将类型文学列入发展重点;各地方文艺社主要承担推动、繁荣当地文化创作的责任和使命,产品线不断优化和明晰。

“内容为王”一直是业内热议的话题,其“内容”指的是一家出版机构吸纳和经营优质资源的能力,这也是出版机构最为核心的竞争力。近年来,在文学艺术出版领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民营出版策划公司,他们在十几年间迅速发展壮大,积累了大量优质的作者资源,在销售规模和管理模式等方面取得非凡成效,为促进国家文学艺术出版繁荣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些优秀民营出版策划机构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正是因为其内外部具有获得优质出版资源的完善机制。对于国有出版机构来说,面对这样的现实,更应当做出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准备,在把握自身优势的前提下认清短板和不足,释放企业内部活力,提高参与市场竞争的灵活度,在把握已有资源的前提下不断吸纳更多优质出版资源。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思想性差、浮光掠影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文艺工作者要志存高远,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总书记对文艺工作的要求,为文艺战线指明了方向和道路。文艺出版发展与国家文化建设同呼吸、共命运,站在70年的历史时点上,回望过去,我国文艺出版实现了巨大繁荣;展望未来,文艺出版更担负着艰巨使命。文艺出版工作要充分领会党和国家意志,践行文化担当,广纳优质资源,继续出版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主体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讴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优秀作品。(下转第10版)


图1:新中国图书出版阶段示意图


图2:新中国期刊出版阶段示意图


图3:新中国报纸出版阶段示意图


图4:新中国音像制品出版阶段示意图






























黄书元


臧永清

(上接第7版)

古籍出版含英咀华取精用宏

■徐 俊(中国版协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华书局总经理)

中国的传世古籍浩如烟海,“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其丰富和完备的程度,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相比。中国的古籍出版,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从孔子删诗、刘向校书,到清人编定《全唐诗》《全唐文》《四库全书》,再到新中国200余位文史专家,学术界、出版界通力合作完成点校本“二十四史”,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出版持续不断,影响深远。

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于2008年9月由民政部正式批准成立,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指导和中国出版协会的领导下,本着“团结合作,平等互利”的原则,承担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从事古籍出版资源的开发,研究古籍整理出版及传统文化普及等重大课题,加强与各地图书市场的联系与沟通,开展向海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交流活动,更广泛地扩大在行业及海内外的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回首过往,古籍出版始终坚持含英咀华、 取精用宏,与共和国同前行、共辉煌。

百废待举 古籍复苏

(1949~1958)

早在近代时期,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著名出版机构,就曾先后出版了《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丛书集成》等大型古籍丛书,在近代出版史上形成了一个古籍整理出版的高潮。抗日战争以后,中国出版业渐趋衰微,古籍整理出版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1949年新中国建立,万象更新。随着出版业分工的调整和实施,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开始复苏。一批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如《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古本戏曲丛刊》相继出版,一批思想性较强、艺术性较高的古典小说名著也陆续出版了新的整理本,1952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水浒》(七十回本)校注本,紧随其后,《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水浒全传》等陆续面世。1950年代,中华书局出版《二十五史补编》《诸子集成》,科学出版社出版《论语疏证》《管子集校》《四库提要辨证》,商务印书馆出版《缩印百衲本二十四史》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规划部署 继往开来

(1958~1966)

1957年1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批准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关于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报告》。1958年2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由齐燕铭主持小组工作,确定古籍整理出版的方针,制定整理出版文史哲古籍的十年规划,明确提出“在规划小组的领导下,应当动员和组织有关力量,在十年至十五年之内,分期分批地把我国古代和近代以至“五四”以前的主要学术著作有计划有系统地整理和出版”的目标。从此,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入了经过全面规划和统一部署的系统整理阶段。

1958年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大会,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担任小组组长。小组成立后,确定了古籍整理出版的方针,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古籍整理出版重点规划《整理和出版古籍计划草案》,分文学、历史、哲学三部分,1960年调整为《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经中央宣传部批准后下发,使古籍整理出版的计划性大大加强,总体质量有所提高。

步履维艰 卓然有成

(1966~1978)

由于当时受到“左”的思潮的不断冲击,狭隘地理解古今关系,片面强调对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古籍整理事业受到干扰,出版数量逐年下降。1966年开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陷入停顿状态。

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整理出版工作,集中全国200余位古代文史学者,历时20年(1958~1978)完成,被誉为“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工程”。

改革开放 全面振兴

(1978~2003)

1981年春夏间,陈云同志先后两次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同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为古籍整理工作指明了方向和目标。随后,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重新组建,由李一氓同志任组长。1982年初,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召开,讨论并制定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同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颁布实施。1991年6月,国务院任命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为古籍小组组长。1992年6月,小组主持制定的《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1991~1995~2000年)颁布实施。1993年,国务院下发文件,撤销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更名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小组组长、副组长及小组成员、顾问不变。1996年8月,颁布实施《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九五”重点规划》。

1999年5月,根据国务院《关于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设置的通知》和国务院办公厅《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文件精神,新闻出版署党组决定组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负责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先后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于友先、石宗源同志担任,原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和顾问改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和顾问。

2000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制订“十五”期间(2001~2005年)国家古籍整理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的通知》,并邀请部分小组成员和各学科专家组成了规划项目审议委员会,起草了“十五”规划草案。

2002年2月,《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2001~2005)重点规划》经新闻出版总署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批准,颁布实施。改组后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从当前古籍整理工作的实际出发,强调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可行性,将规划项目的督促和落实作为工作的重点,加大了对全国古籍整理规划项目的资助力度,规划和资助项目的完成率大大提高。规划领导小组还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专门人才培训、古籍整理出版规范化,以及全国古籍出版社联合会等多个方面,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探索和尝试,使古籍整理出版的规划和领导与古籍整理工作的实际得到了更紧密的结合,充分发挥了有效管理和宏观调控的作用。

新时代下 高质量发展

(2003~2019)

2006年2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制订的《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2006~2010年)重点规划》正式颁布实施。2011年4月,《“十二五”时期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颁布实施,其子规划“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共85个项目。同年,古籍小组主持制订《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与此同时,截至2018年,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建立民族古籍整理与研究机构,抢救、整理的散藏民间的少数民族古籍百万种(不含馆藏及寺院藏书),包括很多珍贵的孤本和善本。组织实施《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编纂工程,共收书目约30万种。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论述,为古籍整理出版指明了方向。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两办《意见》的出台,为做好古籍整理出版指明了路径。各级党委和政府坚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为做好古籍整理出版提供了动能。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的普遍参与,为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增强了信心。

2019年9月,由中国版协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主办的第34届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上,“古工委”各成员单位就下一个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进行谋划,提出了八点规划思路:一是加强重点、重大出版工程,回应时代需求;二是重视古籍整理图书出版质量,体现内容生产精品化;三是依据各社专业优势,突出具有各自特色的重点选题方向;四是聚焦基本古籍,加强高质量深度整理;五是加大传统文化普及力度,力求专业知识大众化;六是加强地方历史文献系统整理与出版,服务地方文化建设;七是加强古籍整理与出版数字化工作;八是推进国际间出版合作,在出版海外所藏中国历史文献的同时,更加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和“走进去”工作。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古籍承载着中华文化的精髓,记录了中华历史的足迹,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因子,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一脉相承的史证,是人类文明的瑰宝。站在70年的历史节点上回望,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与共和国同行,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没有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入新时代,古籍出版要有更高的时代站位,“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鲜活起来,生生不息。

抓大事干实事 科技出版再上新台阶

■吴宝安(中国版协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借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东风,1981年,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科技委”)的创建工作被提上日程。作为版协成立的第一个工作机构,同时也是最大的专业委员会,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助力中国科技出版更上一个台阶?这是版协科技委一直都在思考着的问题——“想科技类出版社所想、急科技类出版社所急、办科技类出版社所需”即是其不变的工作方针和追求。

三十八载耕耘服务,一路艰辛,十分收获。经过岁月的洗礼,科技委早已从最初单一的委员会成长为全国科技出版工作者之家,扎实做好上情下达、下情上报工作,充分发挥咨询、桥梁和纽带作用,得到了行业内外的高度肯定和一致认可。

打造科技出版工作者之家

翻开中国版协科技委30周年纪念册,相关征文随即映入眼帘——《有家的感觉 真好》《是家,也是一所大学校》《阳光般的温暖》……入选文章篇篇动情,令人印象深刻。科技委近160个成员单位几乎囊括了全国所有涉及科技出版的出版社,各个出版社把科技委当作是家,科技委也始终为大家服务,尽全力做好调研、交流、培训、评奖等主要工作。

首先是开展调查研究,摸清情况是科技委履行职能的基础。近年来,科技委通过成立两个调研部,将调研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先后围绕当下热点难点问题,开展了对科技类出版社深化改革、转型升级、融合发展、提质增效、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调研工作,在业内引起了很大反响。如2013年,调研一部和调研二部以及地方工作部历时3个多月,先后组织在京的23家科技类出版单位、30多家地方科技类出版单位召开了4次座谈会,就科技类出版社的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进行了集中调研。2015年科技委继续加大力度,调研科技类出版社在深化出版改革、建立现代出版企业制度、创新出版运行机制的具体做法和成功经验,科技类出版社在推动传统出版与新兴媒体在内容融合、技术融合、出版融合、产业融合、资本融合等方面的探索,用好用足国家支持文化出版产业政策发展的实践,以及科技类出版社在加强现代出版全面管理的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成绩。活动质量高、立意深,报告内容全、系统性强,上交给版协和国家相关部委后引起很大反响。

注重交流沟通,总结推广经验,促进行业发展是科技委履行职能的重点。随着转型升级的深入和完善,出版社内部各个职能部门遇到了诸多新问题和新困惑,科技委聆听出版社的呼声,把工作的关注点下沉到出版社相关工作和相关部门,召开了数十次全国性专题经验交流会和工作研讨会,如“新品数字图书机构服务模式”交流研讨会、“部分科技类出版社人力资源部主任工作座谈会”、“数字教育与出版”论坛、“全国科技类出版社人力资源部主任工作座谈会”、媒体融合出版工作研讨会、“全国总编室主任工作研讨会”、“科技类出版社转型升级管理创新座谈会”等,收到了较好效果。

搞好培训,提升素质是科技委履行职能的基本工作。上世纪80年代出版界仍处于恢复、发展阶段,科技委即开始连续举办读书班、进修班、培训班等,以期提高科技编辑的素养。进入新时代后,据统计,仅近7年科技委就主办了策划编辑培训班7期、新编辑培训班7期、骨干编辑培训班5期、高级培训班3期,共计开班40多个,培训编辑总数为8747人次。学员纷纷表示,这些培训班是把他们引进编辑殿堂的入门班,也是编辑职业能力的深造班,更是科技委服务业界的招牌班。为了更好地为出版社培训人才,2018年,科技委成立了培训工作领导小组,从遴选教师到制定课程,从科学合理地申报到培训架构的制定,发挥了积极主动作用。同时还制定奖学金制度,激励学员们以优异成绩结业。

科技委还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把“走出去”作为工作重点。近7年共组织5次“走出去国际合作”经验交流会,探讨了“互联网+”时代科技出版国际合作的发展战略、科技出版的国际交流与经营管理,以及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建设对外话语体系,提升国际影响力,推动科技出版走出去等议题。

除此之外,科技委在评奖评优、挖掘优秀人才上持续发力,连续22年评选全国优秀科技图书,负责科技类“三个一百”原创图书评审等工作,不仅激励和调动了科技人员和科技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还向社会广泛宣传和展示了我国在科技和出版方面的优秀成果,为出版界评选评优积累了经验,意义广泛且影响深远。

抓大事 干实事

面对新的时代要求和市场变化,未来科技委要抓大事,干实事;不添乱,多添彩。2019 年科技委 14 个工作部重点部署14项工作,全部围绕这个原则。

发挥上传下达的枢纽职能,仍是科技委关注的头等大事。如中央推动出版业控品种、调结构,高质量发展政策后,科技委针对相关问题举办座谈会,一方面向出版社解释说明从政策上规范图书市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做好疏导工作;另一方面着手做好调研,反映科技出版物高精尖、专业性强、多品种少册数等特点,建议上级部门对科技类出版物管理分类施策。新的市场环境将会面对更加复杂的情况,科技委也将持续关注科技类出版物免税问题,继续呼吁把科技和教育提到同等地位。

继承优良传统,积极为地方社做好服务也是科技委的主要任务。科技委地方工作部始终活跃在全国各地,多年来成功举办了各种别开生面的活动,如全国地方科技类出版社发行工作研讨会、全国地方科技类出版社社长总编年会、全国地科联订货会、地方科技类出版社主任工作年会、地科联九省“三农”出版联合平台出版规划与合作座谈会等,受到了会员单位的一致好评,未来将充分发挥引领作用,把地方科技的品牌活动做大做强。

党建工作也是一大重点。2017年,科技委在人民邮电出版社召开了科技类出版党建工作研讨会,出版社转企改制以后,在改革发展以及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做好党建工作?如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科技委怎样配合当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作为链接全行业的基本手段,科技委在办好网站上还大有可为。科技委网站自2009年11月6日正式开通,至今已运行近10年,期间经过了大小9次改版,网站内容更加丰富、实用、高效。同时通过建立年终总结奖励制度、开辟“行业法规与法律服务”栏目等系列创新举措,在业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也仍有继续提升的空间。

近40年来,科技委始终从全国科技出版社角度出发,用心做好服务,踏实解决问题,与新中国改革开放同成长、共进步。相信未来必定更辉煌,未来更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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