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舟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任志茜

“领时代风气之先”“为中华之崛起”是无数北大人的使命，北京大学出版社作为一家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综合性大学社，同样被赋予别样的意义和荣光。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北大社一路走来有哪些发展历程？面临新的时代要求和市场环境，在战略上有哪些新的布局和重要举措？未来如何继续发挥北大社特有的文化传承、知识传递、思想传播等作用？带着这些问题，9月，本报记者探访了北大出版社，专访了社长王明舟。

忆往昔：北大社的峥嵘岁月

“学术的尊严、精神的魅力”是北大社人一直以来的精神追求，打开北大社的网站主页，这10个字赫然在目。“坚定不移地坚守学术出版和教育出版，北大社永远不能成为商业出版社”，在采访中，社长王明舟对编辑这一职业的敬畏、对时下的不少出版行为过于商业化的隐忧，以及对北大社未来发展中对学术和出版质量的坚守，让记者印象深刻。

北大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2年，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和编书处设立，前者翻译“西学”教科书和其他图书，后者编纂“中学”教科书。大名鼎鼎的翻译家、思想家严复曾任译书局总办，文学翻译家林纾为副总办。编书处总纂为李希圣。

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出版部，出版大学教科书和学术著作，在1952年因院系调整撤销前，累计出版各种教材讲义和图书600余种，出版有《北京大学日刊》《国学季刊》等有广泛影响的刊物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先驱》，以及李大钊、张润之的《中国国际法论》，黄节的《诗学》，钱玄同的《文字学音篇》，梁漱溟的《印度哲学概论》等一批学者编写的教材和学术专著。

1979年，经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同意，北京大学出版社由教育部批准成立，恢复建制。在改革开放中获得新生的北大社，始终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秉持“为教学科研服务、为人才培养服务、为社会发展与进步服务”的出版理念，坚持“传播知识，积累文化，繁荣学术，服务社会”的办社宗旨，坚持“立足北大，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开放型办社模式，坚持“教材优先，学术为本，建设一流”的经营方针，依靠北京大学雄厚的教学科研力量，同时积极争取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合作支持，出版了一大批高水平的高等教育教材、教学参考书和学术著作。

跻身行业前列：北大社发展三阶段

王明舟1984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入社工作，历任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党委书记、代总编辑、社长职务。据回忆，他到社里工作时，北大社正处于朝气蓬勃的初创期，虽然北大社起点高、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与其他社相比优势明显，但也与其他大学社白手起家类似，创业艰辛。那是一个激荡人心的时代，无论从经济规模还是学术影响力来看，当时的北大社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大学社，并推出了如北京大学数学教学丛书、文艺美学丛书等一批影响巨大的图书。在我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组织前，他们在1980年代就有了版权收入。

从19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北大社步入平稳发展期，从出版经济规模的角度来看，北大社处于大学社中游位置，但可贵的是，他们“始终不被市场化牵着鼻子走”，同时在教育和学术出版领域的影响力逐步扩大。2010年12月，经批准，北大社变更为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顺利完成了改制工作，由此翻开了新篇章。

从改制至今，无论是北京大学还是社内，都坚定一致地围绕支撑学校教学科研来发展教学事业。王明舟告诉记者，北大社在一些向基础教育延伸的市场图书已经形成一定影响的情况下，主动逐步压缩，聚焦到以高等教育为主的学术出版上来，承担并覆盖学校各个学科的教学科研服务，成为北大学者重要的学术成果平台。

1980年代王明舟初入社时，全社盘子不到1亿码洋；等他接手时，不到2亿，如今北大社已发展到8亿码洋的出版规模。据悉，目前全社年出版新书约1300种，重印书2700余种次。出版物已覆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领域，并向工程技术领域逐步拓展。并在教材出版和学术出版方面成绩斐然，他们出版了大量高质量、适应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院校需要的高等教育教材，有许多教材被列入国家级、部委级教材规划，并多次获国家级、省部级大奖。如《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语言学教程》等教材已成经典。在学术出版方面，打造学术精品的同时强调学术创新，不断推出高水平的基础学科和新兴前沿学科、边缘学科的学术著作，把北大的学术优势和师资优势转化为出版优势。如推出了《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名家通识讲座书系》等品牌读物，承担《儒藏（精华编）》《中外物理学精品书系》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多种，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项目多种，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如今，北大社在出版能力、经营规模、社会影响和市场影响力等方面，都已跻身行业前列。在新时代，他们的目标是，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出版业重要的高等教育教科书和学术著作、文化工程出版基地，配合北京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建成世界一流的出版社。

社长的“小”烦恼：找回出版人的尊严

在采访中，葆有北大人的率真，王明舟直言不讳，他亦有不少“烦恼”。比如在“中文学术图书引文索引”中（这是一个对出版社各学科实力的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等方面，北大社在十几个学科都排名靠前，却少有在最顶尖位置的学术出版，如何在若干学科领域都做到顶尖？

又如，如何让一流的新生力量源源不断进入出版业？在知识传播的环节上，如何加强编辑的智力贡献，让出版人重获社会的尊重？“过去老一辈编辑编一部作品出来，作者发自内心地感谢和尊重，因为作品有提升，受益的是作者。现在会改几个错别字就是编辑吗？改错字很重要，但这是低层次的编辑。如何让作者不仅离不开、还得尊重编辑？或者是你的平台能更广泛地传播作者的作品，或者是编辑的加工让作品质量明显提升；如果这两方面都做不到，编辑的智力贡献越来越低，就会被作者抛弃。再加上出版的商业化把编辑的工作强度变高，编辑对职业的敬畏和敬业严重不足，如是循环，编辑的社会地位就越低，愈被看不起。”

又如，我们从1980年代就开始讨论出版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到底如何衡量？何况“出版对一个国家、民族，对社会的贡献，绝不是看创造了多少经济效益。知识的传播带来全民素质的提高，新的思想对社会形态的改变和推动，这都无法直接衡量；即便进行估算，价值也是巨大的。文化对社会的隐形的、间接的贡献，才是出版人最大的贡献，也是社会对出版的期待。当然，出版社也要健康地活着，同时对社会产生巨大的间接的效益，这比看你盈利多少更有价值。”在采访结束，王明舟强调说：“要做国际一流的出版社，就要拿出一流的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品，出版是一件静下心来做的事业。”